本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旋风一般对东南亚三国进行访问，除了签订了一些经济合作协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廓清了自己的外交蓝图，不妨将其称为“安倍主义”。
客观而言，安倍主义是日本新政府面对东亚国际格局作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一改民主党政府被动外交的态势。然而，安倍晋三试图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体系，这一宏大的目标似乎顺应了日本社会右转的风潮，但是严重超出了日本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安倍主义”犹如舞得起兴的蜡枪头，需要回到正轨。
“回锅”首相一展宏图
在首相走马观花的日本政坛，安倍晋三能够梅开二度，“回锅”当首相已是奇迹。赢得大选之后，安倍晋三便拿出“治乱世用重典”的姿态应对内政外交难题。通过扩张财政、提高CPI、压低日元汇率等措施试图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激活“日本增长”的发动机。为了逼迫日本央行开闸放水，释放货币，安倍晋三甚至以取缔日本央行独立性为要挟。安倍晋三能够“提前”当选首相也要“感谢”野田内阁应对外交难题无力，尤其是中日钓鱼岛对峙，让民主党没有完成任期便在大选中惨淡下台。
2006年，安倍晋三在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之后，将中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打破了小泉任期中日关系的冰冻状态。这一次，人们一度希望安倍晋三能够再度出手扭转中日关系的僵局，但事实是安倍采取了“绕中国”的外交部署。
图：安倍晋三于2006年访华
与第一个任期相比，安倍晋三对华外交政策可谓冰火两重天，但目标是一致的：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晋三抨击民主党政府被“友好主义”掩盖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甚至认为，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外交资产，因此，他对第一个任期中未能参拜深感遗憾，可以预见2013年安倍将出现在靖国神社。
在安倍眼中，小泉时代的对华政策是成功的，以参拜挑战中国并以此为筹码进行外交周旋。正基于此，重返首相大位的安倍并不急于改善对华关系，反而试图“围堵”中国。在访问东南亚三国时提出了五项原则：价值观外交，与东南亚国家一起致力于民主的普及；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促进贸易投资；保持文化与传统的多样性等。前两项是安倍首访东南亚三国的主要原因：以价值观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价值观拉拢东南亚国家也是美国的外交策略，安倍是希拉里的好学生；以海洋争端将日本归到“受害者”的营垒。
安倍晋三的东盟三国之行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却阐述了他的外交蓝图：整合周边外交资源、重塑日美基轴、应对中国崛起，不妨将之称为安倍的“三环外交”。在安倍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尼之前，副首相麻生太郎访问缅甸，签下大单，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在一个月之内日本政界高官集体出访东南亚各国，足见东南亚在安倍外交棋盘中的分量。
东南亚诸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东盟十国的一体化程度在提升，2015年建成经济共同体，区域内实现零关税。东南亚的劳动力、市场都是安倍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支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除了军火订货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提供了原料基地与市场。而今东南亚诸国已经从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日本需要搭上东盟发展的快车。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开发援助（ODA）来源国，泰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电子、汽车生产基地，印尼为日本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缅甸开启政改风帆之后，日本频频示好，麻生太郎访缅不仅签下大单，而且减免了大量债务。在“10+1”自贸区建设中，日本落后于中国，因此，安倍晋三试图追回比分，安倍在访问东南亚时提出自己的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利益只是安倍重视东南亚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东南亚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冷战期间，东南亚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2012年，中国南海、东海都发生了岛礁争端，这为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从现实主义而言，联盟起源于制衡威胁，共同的利益未必能够成为联盟的纽带，但是共同的威胁却可以达成暂时的同盟。当然，安倍眼中的东南亚并非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盟十国，还包括澳大利亚、印度等域外大国，安倍内阁密集访问周边国家，既是为日本争取更大回旋空间，也是在挤压中国。
安倍上台之后便要求修改日本防卫大纲以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换言之，安倍的周边外交不过是美国亚太政策的“迷你版”而已。安倍之所以如此“萧规曹随”，模仿奥巴马、希拉里的外交政策，目的还是在于修复日美基轴。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热衷于东亚共同体，但是却遭到美国的重重阻击而下台，安倍晋三则改弦易辙，修复亲美的外交路线。安倍晋三希望能够参加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却被美国婉拒，延迟一个月到访华盛顿。而岸田文雄从希拉里那里获得了美国对日本拥有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确认，日美关系依然坚固。此外，日美共同防御协议也正在修改之中，日本愿意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撑，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
无论出访东南亚还是强化日美关系都有个潜在的假定，那就是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安倍内阁高官在多个不同场合都提到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的确，GDP被中国超过之后，日本也陷入焦虑之中，恐惧于在地区与全球格局中被边缘化，因此，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渐趋强硬。
19世纪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在欧洲大陆上组建了一个孤立法国的“大陆联盟体系”，在普法战争后的20多年中，俾斯麦保持了对法国的优势。如果安倍也要模仿俾斯麦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海上联盟体系，那可能高估了日本的实力和他本人的智慧了。
安倍不是俾斯麦
“安倍主义”引起了中国一些媒体的关注与警惕，而中日开战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客观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中国的崛起依赖于国内持续的改革与对外开放。而安倍主义折射出东亚地区安全的窘境：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却没有完整的安全框架；中日两大国的分立使这一地区陷入内耗之中。安倍主义不但不会扭转这一状态，反而会是东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经济增长的中心变成了军备竞赛中心。
任何“主义”的外交政策都有其图景与手段，安倍主义的理想图景却受到方面的掣肘，要达成目标也非易事。东亚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笔者曾认为，东亚进入一个无霸主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在东亚出现霸主。除了中国在崛起之外，东南亚也在崛起，据IMF的测算，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盟五国的GDP将在2014年超过东亚四小龙。东盟一体化、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崛起使东亚呈现出一种无极化的均衡状态。
外交过程也是主体相互构建的过程，日本的利益诉求未必就是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利益。无论价值观外交还是给予经济援助，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围堵中国的阵营，即便是美国也做不到，何况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在与岸田文雄会见时指出，澳日关系并非一种围堵中国的关系，深化澳日关系可以和加强中澳、中日关系并存。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等边外交更符合其利益，印度以及东南亚多数国家也是如此。在东亚现有的权力格局中，中国提供了经济贸易的机会，而美国则提供了安全保障，相比之下，无论在安全还是经济上，日本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安倍及其阁僚难以从受访国获得围堵中国的承诺。安倍新内阁对东南亚地区旋风式的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集体行动之难在于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不愿意承担成本与风险而乐于搭便车。
安倍之所以首访越南，也是因访美受阻所致。日美基轴是日本外交与国防的出发点，日本的外交要围绕美国的战略轨道运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于，分享东亚经济崛起的红利，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为了分享红利，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东亚受到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挑战，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也意味着TPP并不是最优先选择。美国重返东亚在经济上进展缓慢，因此奥巴马希望日本加入TPP，但是安倍晋三对此态度颇为暧昧。
应对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要发生对峙或者战争，而中日关系的紧张则似乎挑战了美国在东亚的底线，无论驻日大使鲁斯还是国务卿希拉里都要求日本保持克制，防止中日擦枪走火。安倍晋三强硬的对话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美是军事同盟，一旦中日爆发冲突，美国便处于两难之中。因此，美国要求日本承诺不发射曳光弹，当然给予的回报是美国承认日本在钓鱼岛拥有行政管辖权，反对中国改变这一现状。美国既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也不希望东亚一体化继续推进，这就框定了安倍晋三在周边外交上的选择。
与俾斯麦相比，安倍晋三有一个巨大的缺陷，俾斯麦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而安倍则是处于相对衰落中的日本首相。中国的崛起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钓鱼岛危机帮助安倍上台，但是他却不能依靠钓鱼岛危机维持其首相地位。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地区格局，也是中国自身要面对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稳定、安全的周边外交环境成为一项艰巨而首要的课题。也许中国的外交官能够从俾斯麦身上获益良多，当然，互联网让秘密外交难有藏身之地，中日两国需要超越法德在1870年到1945年的历史，进入1945年之后法德双轮驱动欧洲一体化的议程之中。
自中曾根康弘以来，日本首相缺少战略视野，安倍晋三自诩要以世界眼光看待钓鱼岛问题，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既缺少历史敏感度，没有触摸到现时代的脉搏，也没有未来意识。核武器时代、资本全球化时代，战争威胁或者“挖墙脚”的外交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收益。核武器宣告大国间战争已不可行，而资本全球化意味着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日本战略咨询专家大前研一所指出的，这是个大资金潮的时代，日本的外交目标是如何利用全球数以万亿的“游资”，而不是19世纪时期的均势外交与结盟政策。
相比于安倍，鸠山由纪夫是更具有未来意识和务实态度，他出访中国，前往南京参观，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忏悔。虽然鸠山由纪夫被安倍的阁僚抨击，但是鸠山却提供了一条更适合日本的外交轨道，如果安倍等到“安倍主义”碰壁之后，再回到鸠山路线，那将是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