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连贯而独特的“中国模式”。这种思想近年来引起了关注。随着金融危机在欧美等地爆发，公众逐渐丧失了对通常牵涉西方利益和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心，这种关注愈发强烈。
当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危机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
虽然仍不太清楚如何实现“再平衡”，但有一种观点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依赖出口——和投资——创造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诚然如此，有一种可资识别的中国模式的前景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可以激发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但是，这些存在明显分歧的反应，并没有突显思想上的矛盾，反而向我们表明：大部分观察家所指出的，恰恰是这种中国模式的关键要素。这种模式富于变通、注重实效而且反应迅速，因为它是根据实验而构建并且正在发挥功效，而不是拘泥于呆板的意识形态和(或)政策命令。这意味着不仅在国内外情况发生变化时采取不同的反应，而且对于国内不同区域也采用不同的模式。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但是理解该模式的要义在于：他们不应该寻找什么既定蓝图，而应该反过来——什么有用就做什么。
就此而言，弄清楚“中国模式不是什么”才更为重要。它不是翻天覆地的变革，也不是休克疗法；不是必须由经济自由化导致民主化的过程；不是放弃对支柱产业或完全(新)自由化领域(尤其是财政部门)的国家控制；不是西方国家的行为方式；不恪守某一种模式或规则，或是奉行他人的忠告。不同于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的这一切都是在政权延续情况下发生的。虽然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对于宣传“中国模式”的理念具有显著意义，但是，可资与中国作比照的“其他”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失败也不容忽视。
就在对这种“无模式的模式”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思维方式的萌芽。在对模式进行定义时，不同的人倾向于关注不同方面，而这些方面只是对其原有观念的强化。例如，对于那些关注政权延续的人来说，这一模式有时被归结为与强大的国家威权政治相结合的经济高速发展。至少在中国国内的某些人看来，这种理解只关注到了已发生的积极方面，而忽略了无数与“奇迹”同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难题。同样，对于那些关注中国缺乏自由化和国家主导的人来说，通常并不看重中国早期市场化阶段和国家的退却的重要性。许多人还关注中国当前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进的与全球经济的可控接轨(managed process)和全球化——这种认识与此前关于开放进程很大程度上同绥靖全球金融和生产利益的研究并不太一致。
这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二元性。尽管为了鼓励投资促进出口，中国的自由化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是国内的主要经营者和产业仍受到政府相当的保护和支持。在这一点上，中国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和发达国家以前所发生的，似乎具有共同性——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更广泛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组织上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国家和环境的特定差别当然有很多，但是中国至少有某些特征，不仅类似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而且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经济复兴及19世纪德国卑斯麦统治时期的发展相仿。
从某些方面看来，“中国模式”这一新的抽象概念是否的确存在，并不重要；只要人们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并相应地展开行动，那么这种模式就是存在的。但是，相对于仅在语义学层面上展开的实践，对于模式谱系的讨论则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模式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新生事物，这就说明它表现出了偏离“标准”的独特差异。但中国的情况并非不正常。相反，它似乎为强势国家发展主义为数颇多的例子提供了最新佐证——这些国家(至少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曾成功地推动GDP的高速增长。就此而言，与其思考“中国模式”问题，或许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探讨有中国特色的新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即有中国特色的强势国家发展主义的发展型国家(a strong state developmentalism developmental sta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和反思何为正常，何为背离。
作者：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系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项目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