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协议的达成和欧洲央行贷款计划的实施大幅减少了传染性主权债去大爆发和欧洲央行大批倒闭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把目光朝前看。欧盟、欧元区以及债务沉重的欧元区成员国将何去何从?欧洲能够成功地减少其福利国家最大的国度支出项，同时又不引起经济灾难、颠覆政府的社会动荡并且（在外围国家）不影响弱不禁风的债权人协议。
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好消息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美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活力，尽管从深度衰退复苏的角度看显得相当缓慢。中国、巴西和印度并没有与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脱钩，因此，尽管它们正在减速，但若欧洲的衰退如预计那样缓慢而温和，它们可以实现相对较“软”的着陆。
欧盟的经济产出和人口数量都要高于美国，因此其17个成员国的命运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不管你身处纽约还是新德里，圣保罗还是上海。由自由贸易区演变而成的欧元区拥有17个成员国。将17个经济、文化和制度都大相径庭的国家捆绑在一起是一项伟业，需要面临重重危险。
里斯本条约强调决策的一致同意。里斯本条约缔约国既有欧元区成员国，也有非欧元区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和货币和财政传统（即使同处于欧元区的国家也不例外），因此达成一致是很困难的。这就次年改成了三个大方向，每一个都对欧洲和全球经济、金融和财政体系以及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
第一个方向是一个更统一、更相近的欧洲从危机中站立起来，给成员国的预算施加更严格的限制，以减少显而易见的风险。强大而广大的欧元区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消除未来货币危机风险。
第二个方向是出现一个两到三个层次的欧洲，使用两层次的欧元设计，疲软国家使用单独的“B欧元”货币，其对坚挺国所使用的“A欧元”汇率可以浮动。这一安排可以让财政不堪重负的国家维持承诺，如果它们采取一致行动，可以重新回到A欧元集团——比它们使用自己的货币要容易得多。
最后一个方向是出现一个分散化的欧洲，不会有多少超越贸易层次的自上而下的协定，欧元区也会缩小，仅由品质均较好的核心欧盟国家组成。反对扩大欧盟权力、减少传统主权的人士将会较为欢迎这种结构。一些现有欧元区成员国（希腊，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将恢复国家货币。
这三种选择都是艰难的选择，每一种都伴随着严重的困难和极高的风险。阶段性的得过且过或许是人们最希望的选择。
比如，如果希腊（或任何国家）为了缓冲重获竞争力所需要的极端工资下调压力以及避免过快减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动荡而退出欧元区将会怎样?只要希腊认真考虑这一选择的消息一出——就算它还来不及铸造新的德拉克马货币——欧元银行存款就会争相逃离希腊。
结果，希腊将被迫采取资本管制。一些用欧元计价的合同将由希腊法律来裁定，一些将由欧洲法律来裁定，而其他，比如衍生品合约，将由英国或美国法律来裁定。这将会产生法律混乱。但死抱欧元不放、强行采取工资调整有可能导致严重动乱；事实上，这只能延缓不可避免之事的发生。
政府和债券市场将考验新达成的财政指导协议（如果被批准的话）。现在，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中，而历史表明，此类协议并不会激发乐观情绪。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即使是德国也违反了欧洲增长和稳定公约（GSP）的债务上限规定。在美国，1980年的格拉姆－罗德曼－霍林斯（Gramn－Rudman－Hollings）法所规定的赤字上限从未被执行过，与GSP一样，该上限也被修订和扩大了。关于如何才能获得IMF和欧洲新成立的援助基金的协议倒是能产生一定的（软）约束。
不论这些治理和财政问题如何被解决，或只是得过且过，欧洲银行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欧洲央行的三年期廉价贷款计划为欧洲银行赢得了时间，使它们能够重建资本基础、清理资产负债表。但是，在此期间，它们很可能不会扩张私人部门贷款以支持经济增长。与美国银行相比，欧洲银行的资本严重不足，而且信用扩张主要通过银行来进行。
大部分美国大银行（花旗是个例外）都通过了最近的美联储压力测试，有足够的资本抵御假设的深度衰退（失业率13%、房价继续下跌21%、股票继续下跌50%）。欧洲的压力测试要宽松得多。某种形式的布雷迪债券——以减少和延期过重的主权债务——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可以预期，欧洲（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将出现更多的动荡——银行、主权债务、即使是略有削减的福利国家政策也会引起社会动荡——面临更糟糕的前景，这使得欧洲一体化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加大了。欧洲距离其领导人所宣称的欧元将很快崛起为可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全球储备货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没人可以小觑欧洲。欧洲仍然坚挺，只要实施合理的改革，欧盟就能生存下来并最终实现更大的繁荣和稳定。欧洲距离开启涅槃改革要比距离走向衰亡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