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充满敏感词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充斥着各种语义混论的现象，但是很少有一个词像“中产阶级”，其词义和社会的自我理解都存在着如此的混乱和不确定。但在过去几年间，从城市马拉松运动到海外购物大军的兴起，从最近的雷洋案到国家主席紧急呼吁善待“中间收入群体”，一个似乎语义模糊实则越来越清晰的中产阶级，前所未有地被快速聚焦在政治舞台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如何炼成的？本文旨在厘清有关中产阶级的叙述，以哈特和奈格里的分众理论为基础，递进提出一个中国背景下的理论假说，即强制计划生育与中产阶级的加速形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政治意义。
一、阶级、身份和中产
阶级话语在过去20年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公共话语中逐渐淡化，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现象。毕竟，在“前30年”里，阶级话语和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从那之后，随着阶级斗争路线的淡化，不仅“阶级”迅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工人阶级的消失”也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唏嘘话题。进入21世纪，才先后出现了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使用，似乎，知识分子与公众的阶级意识随着这些阶级的可见度上升而复苏。
而理论上，是阶层以及社会分层理论，在1992年后的20余年里逐渐取代了阶级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地位，只有在意识形态部门和权力部门的内部报告上还能偶见阶级的字眼。而对阶层的划分依据，无论复合了多少指标如收入差距、社会地位、职业等，都属于垂直态的结构，投射了研究者本身固有的等级差序。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阶级识别的混乱时期，特别是围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发生的国企改革之后，所谓身份认同，曾经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平行甚至主宰着阶级结构，在阶级认同淡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再次成为公众主要的认同依据。那就是干部与群众、党员与非党员、非农与农业户口等，以及这些身份的细化，如高干或领导干部，以及一个特殊的身份——知识分子，和一些社会边缘身份／群体如“两劳释放人员”、“小姐”等。这些新旧混合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帮助人们识别、划分着各种新旧社会群体，另一方面继续顽强地嵌入一个垂直的社会等级差序，影响着学界的社会分层划分，也反映了公众的权威主义心理，一个近乎前现代的等级观念，也就是阶级概念的前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区分了前近代的等级和近代出现的阶级。他们从人格、阶级和自由的角度，谈到作为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的结合在前近代是与生俱来的，而在近代则是偶然的，并且以自由的名义，以此区分等级与阶级，进而，阶级的整体性则是在对抗中产生的——即通过阶级斗争产生的。这是我们今天理解阶级形成的起点。
以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为例，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这第三等级，也就是普通人，包括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占人口的96%，承担着纳税义务，是被僧侣和贵族支配之下的被统治阶级。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就是因为一位名叫约瑟夫·西耶斯的僧侣，在1789年1月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而点燃了革命之火。不过，这个看似与中产阶级相去甚远的“第三等级”概念，在今天同样可能被唤醒，然后建立起中产阶级的自身想象：2013年出品的电影《第五等级》，就源自1965年底特律的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相对于主流媒体的“第四等级”，而指代那些中产阶级内部的反叛群体，如今天的博客作者和黑客群体，特别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所代表的觉醒。
不过，传统的中产阶级，在“新中间阶级”出现并且指代了中产阶级之前，却指的是资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在霍布斯和斯密的17世纪是如此，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时代也如此，中产阶级即所谓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直到别尔嘉耶夫，相对列宁主义以及俄罗斯传统对社会中间样态的排斥，首次并反复提出了新中间阶级的概念。别尔嘉耶夫第一次从基督教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也批判了马克思－黑格尔的反个体主义路线。沿着马克思的路径，但也有区别，别尔嘉耶夫在《个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Personalismand Marxism）一文中区分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和个体主义（personalism），阶级正是人类个体的思想抽象，而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并无思想可言。以此为基础，别尔嘉耶夫提出了个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也因此被称作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映着俄罗斯20世纪初新兴中间阶级的想法，他们几乎不被当时的任何政党或革命所代表。
战后，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的《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终于系统性地论述了新中间层（阶级）的兴起。与马克思关于劳动阶级同质化的预想相反，这一兴起是伴随着（1）股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2）依据熟练劳动程度的不同而出现社会分层；（3）通过教育流动而实现一般化；（4）因社会平等的进步而否定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等结构性变化而出现的。达伦道夫对中产阶级的这一论述，很快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但实际上，围绕中产阶级如何炼成的问题，争论才刚刚开始。
二、中产阶级的结构位置和可见度
因为，在过去30年间，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似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不仅那些新兴中产阶级内部认识混乱，连其中可能最有阶级建构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公民积极分子也不知所措，甚至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社会事实，似乎还打乱了政府治理的节奏：面向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被迅速扩充到“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政治关怀。这在传统的中产阶级理论看上去颇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个阶级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之后，现代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把阶级位置及其复杂性作为主要关怀，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所列举的五重复杂性：从阶级关系推导出的阶级位置复杂性；个人在阶级位置中的复杂性或多重性；阶级位置短暂特征的复杂性，如职业和职位；阶级关系中的阶层；以及家庭和阶级关系。
本文对中产阶级的关怀同样不基于经典的生产关系，而是对应赖特的阶级位置社会学，试图沿着韦伯主义对“阶级处境”的路径，关心特定阶级的生活机会，从他们的市场处境或者财产效用来辨别其“结构性位置的集合”，也就是根据他们的消费主义倾向来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进而联结其家庭和阶级关系。不过，这种个体主义的阶级观或许能解释阶级的形成，却不能解释阶级在当下和未来会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同时注意到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的职业团体理论，不是如传统阶级分析者对他的《劳动分工论》的忽视，而是深入到一个阶级边界模糊而职业团体边界清晰，却也呈现内部碎片化的中产阶级结构内部。
传统理论所指的中产阶级是基于职业分工的，是那些专门职业群体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当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模式日益发达，职业经理人就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职业代表，贯穿了几乎整个20世纪对中产阶级的严苛判断标准。他们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享受较高的报酬和社会地位，区别于企业主构成的资产阶级和主要出卖劳动的工人阶级，也区别于所谓的上流阶级。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新技术革命造成了一个规模不断膨胀的“非物质生产”群体，再次改变了中产阶级的构成。如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这个“非物质生产”劳动，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数据、图像和其他类似产品”，也就是“影响力劳动”，通过脑力活动同时影响人们的身体和大脑，改变人们的感觉，如轻松、舒适、满意、兴奋或情感等。[1]
这一劳动形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共同生产的可能性，并且使得共同抵抗资本成为可能，也就是均等的抵抗机会，形成了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分众（Multitude）的概念，它区别于旧的劳动阶级，也第一次弥合了劳动阶级和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哈特和奈格里对分众概念的论述，超越了职业、团体和收入等传统阶级的标志，而是以创造性劳动和开放的网络联结来定义一个社会中间层，它内含了无数差异性，因此不能被化约为单一的认同或者统一体。这大不同于传统的中产阶级理解，倒是很近似别尔嘉耶夫一个世纪以前对“个体社会主义”的期望。而且，更重要的，这一新阶级是生命政治意义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福柯意义上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和出生率等人口因素实施的治理艺术，而是在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意义上的，“不仅限于严格的经济学的物质生产，也触及到生产社会生活、文化和政治的所有面向”。然后，在这一生命政治意义上，分众蕴含着均等的抵抗机会，也可能把整个社会空间变为政治剧场。如此，才能理解1999年西雅图以来，世界范围内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新社会运动高潮之间的关系，包括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中东革命。
而类似却更早的说法，如著名管理学者彼得· 德鲁克1994年所做的观察（这位睿智如阿尔伯特· 赫胥曼在管理学天才之外对社会的洞察智识远被忽视了），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工业革命而具有高度可见性的底层阶级，在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后，随着新的产业革命创造了规模更为庞大的以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在战后逐渐不可逆转地没落了，并成为通过福利国家体制与政府达成合作的自利阶级。取而代之的，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广泛知识分工的、近乎普遍化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受益于战后扩大的高等教育和递增的知识经济和岗位，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和部门的主要劳动力。由此，一个德鲁克意义上的深远的社会转型时代开始了。
因为知识经济的扩展，中产阶级的基础从少数职业者到普遍的知识岗位，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职业的界限也变得空前模糊。另外，维系阶级差异、制造阶级意识的，自然不可能重复工人阶级19世纪以“读书”而觉醒、以“斗争”体现可见度的道路，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如工人阶级一般有着清晰界限和高度认同的团体。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存在着各种内部差异性，如同杜克海姆强调的职业团体区分。其中，还包括以消费的差异性来追求相互认同，在貌似攀比的时尚风潮下，这一消费主义却是以中产阶级们的追求差异化，而不断扩大并制造着中产阶级内部的阶级区分，进而形成所谓“社会阶级”。
只不过，这些因为追求消费的差异化所努力体现的阶级位置集合——其社会阶级和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并非通过阶级的无意识，而是如布尔迪埃所说，要么引入一套政党机制，要么就是由知识分子的话语所生产的“阶级的精神气质”来填补。[2]以此显示中产阶级的社会可见度，刷新中产阶级的存在感，也就是突出其社会阶级的意义。如齐美尔对都市生活的“与别人不一样”的消费的理解，不止有炫耀的成分，更是以此加强都市生活中短暂却紧密的人际联系，同时也加强着每个个体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的普遍人性，一种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所希望的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的理想。[3]其结果，有如“神奇的魔力”，这些新兴中产阶级“戏剧性展示”的消费主义倾向却可能产生集体认同，并通过集体认同从而认清自己与他人。这就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广义上创造性的非物质生产的符号劳动如何占满全部的社会生活。
所幸，历史上但凡此类社会转型，总不乏德鲁克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行动者为之代言。右派的列奥· 斯特劳斯和左派的安东尼奥·奈格里都注意到，霍布斯时代亦然。他的名著《利维坦》以自然法意义的权利观即“人性公理”来对抗权力，勇敢地为当时新兴的中间——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代言，开创了现代政治的道德哲学。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虽然遵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却更袭自儒家的事君传统，喜开“圣言”却独立在更为广阔的阶级冲突之外，对新兴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事实视同不见，仿佛自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知识阶级，类似于阿伦特所描述的，这不过是19世纪受歧视的犹太人与统治者保持合作关系从而超然于民族和阶级冲突之上。他们或许以维也纳小组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沙龙为榜样，却不明白同样定居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如何以他的性欲--精神分析为整整一代的中产阶级卸下了道德的重负。所以，如果对照霍布斯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矫情和暧昧无疑是一个耻辱。
一言以蔽之，消费主义创造着中产阶级，颇类似民间俗语常说的“越花越有”。也基于此种消费主义解释的中产阶级观，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还未培养出足够的知识分工体系，或者还继续依附在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庞大体制下，但是，却因为淘宝购物、互联网支付和境外旅游的快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里迅速形成了一个强度可观的消费主义浪潮。事实上，根据OECD发展中心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国的新中产们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2007年他们平均每周花费大约9.8小时购物，大大超过刻板印象中消费主义泛滥的美国，后者只有3.6小时；更有超过40%的中国受调查者承认，购物是他们最热衷的休闲活动。麦肯锡2013年估计，这意味着到2022年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将有75%达到年收入9000-34000美元，即中产行列。当高频消费已经成为去不掉的惯习，中国市场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一个新阶级或许就此诞生。他们，连同上层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在2014年达到1060亿美元，占世界奢侈品消费份额的46%，其中76%消费发生在海外。[4]
虽然规模占人口比例尚低（12%），而且居民消费支出占产出的比例只有3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1%，但这已经改变了他们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关系，甚至与精英阶级的关系。
三、“独子继承制”的生命政治生产
但是，这仅仅反映了作为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的中产阶级。从哈特和奈格里对（中产）阶级定义的属于生命政治维度的强调，它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乃至可见度——社会力量的爆发还有其内生原因，除了记者、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行动者，还需要进入生命政治范畴的生育、家庭、财产和阶级的关系，构想它们到底如何改变着惯习和事物之间的共谋关系。
很多人尚且难以同意非传统的消费主义解释，如消费越多越中产，追求差异化消费也可能是中产内部碎片化的一个驱动或者证明，那么，他们大概更难以相信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居然可能也在加速制造着中产阶级。其实，这一假说并不奇怪。例如，在过去几年的女权主义争论中，就出现了一种论调，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无意中起到男女新生代的家庭和教育资源的平均化作用，从而保证了较之以往更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进入较高阶级，这部分女性对计划生育以及国家主义所提供的“性别机会”颇有好感，而反对那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主张，并对“二胎化”忧心忡忡。
其实，女性教育机会本身就可以作为中产阶级扩大的一个衡量指标，何况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在欧美的历史进程中，都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运动，反映着中产阶级的性别和权利意识的变迁。与此相关，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诸多研究都表明，生育率变化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经济增长、开放度乃至财富累积等中产阶级形成的衡量指标，有着几乎唯一的显著相关性。而且，生育率变化引致的中产阶级的扩大，与前述消费主义所证实的中产的地域分布也高度重合，呈现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然后向内地逐渐扩散的态势。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可能是计划生育部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非意向性结果，也似乎超出了传统人口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我们知道，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开始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从 1970 年的 5. 8% 下降到 1980 年的 2.2%、 继而下降到2000 年的 1.8% 左右，甚至有推测说为1.6%。与此同时，表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总抚养比快速上升，到2013年已经达到353，即每1000个工作人口要抚养222个儿童和131个老人，超过成熟社会的台湾省，提早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是老人抚养率超过12%，如日本等老龄社会的老人抚养率。也因此，在类似人口研究结果的严峻压力下，中国政府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试图有所改变这一发展趋势。
这一“提早”进入高龄和少子社会的“危险”信号，也许正包含着认识中产阶级形成之快超乎意料的另一个解释。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因为一胎化对教育和其他的投入有减少储蓄率、增加消费的效应，而老龄化则正好相反。而且，生育率最早降低的沿海省份，对人力资本增加、和人类发展指数都有贡献，且因贸易开放度差异，相对内地而言，在过去30年都与当地经济增长有明显相关性，并呈向内地逐渐扩散的趋势，这一再佐证生育率降低与收入增加的正相关性。
进而，如果考虑到30年的大跨度和同时进行的老龄化趋势，便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因为刺激了人力资本的家庭内集中，而且对代际间财富积累也有集中效应。通过计划生育和市场经济、高等教育普及和开放市场等社会条件的结合，从而加速造就了一代新的中产阶级。证明之一，不仅如联合国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东南沿海到内地的分布与生育率降低地图高度匹配，而且，万事达公司2016年对中国妇女高等教育先驱指数的测算，中国该指数为66.3，高于亚太平均水平57.6，这证实了低生育率对女性高等教育改善（实则中产阶级扩大的指标）的积极促进作用。
这些看上去费解的关系，其实描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故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模糊的阶级出身和家庭，为人父母者和2＋2的祖父母两代人都争相把各种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一代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积累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进行，后者也受益于市场化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
换句话说，超过30年的强制独生子女政策其结果，便等同于引入了长子继承制，不仅只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历史上需要100多年才能完成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本是计划生育部门常引为自豪的政绩之一，更重要的，还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族继承－分割模式，如“4-2-1挤香肠”一般几乎同时完成了中产阶级的扩大和阶级的“缩小再生产”。
以致于，如瑞士信贷2015年10月公布的世界财富研究报告，若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了1.09亿，较21世纪初的规模扩大了五倍之多，占人口比例的10.3%，略低于消费主义的中产衡量结果，但与每千人拥有104辆汽车的比例相当，还与俄罗斯、埃及、印尼、巴西、土耳其等国的中产水平相当。在过去十年，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催生效应，再一次得到间接证实。
当然，这一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和形成，无论是由消费还是财富所衡量的群体规模，并不直接意味着阶级的形成。保守的人们可以继续沿用工人阶级方法论，以体制依附关系来解释中产阶级的低可见度和低阶级化。但是，政治往往是因为它的非意向性结果而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亦然，它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地域差异、人力资本等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而且，生生地强化了家庭在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功能和确定阶级边界的标志功能。中产阶级的模糊边界便转化为清晰且内卷化的家庭边界。
由此，一方面，我们才可能理解高校规模虽然扩大，但高考被赋予的阶级再生产的社会意义却超过阶级上升，从而成为所有中产家庭的核心任务；才可能解释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尤其是学区房的价格飙涨和所谓“丈母娘”压力，以及近年来围绕阶级融合产生的所谓凤凰男等等社会问题。财产婚姻的重要性压过1980启蒙年代以来的罗曼蒂克婚姻。另一方面，近年来社会问题的恶化，如失独问题、高考减招、外地户籍高考权利以及其他教育平权问题，无不从家庭利益出发，然后动员成一个个围绕中产阶级再生产的抗争，形成一个完全崭新的中产阶级认知。类似的，一个由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女权行动团体也在这一背景下，于2012年横空出世，她们的核心议题仍然不脱离家庭暴力、逼婚、农嫁女权益等等家庭问题，通过家庭的边界来感知阶级的压迫。
最新的例子，则是一系列中产阶级社会问题引发的焦虑和行动。通过这些源自家庭议题和独子（女）－家庭关系诉求的行动，触及到了中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几乎一夜间唤醒了新兴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消费主义所制造的社会阶级空间的幻灭，以及独子继承制其生命政治生产内在紧张的崩溃，可能诱发阶级内部的共情和协作，然后感受到分众的存在，即一个网络化的联结和差异。
在过去十数年，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悄悄然而迅速地扩大。一直以来，这一群体默默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但是，近年来的一连串事件改变了他们的集体认知，一个原本处在形成期、碎片化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走上历史舞台。
按照哈特和奈格里对分众的预期，他们是希望超越帝国而在全球的阶级形成中塑造阶级自治，也就是全球民主的可能，那么，当国际社会关注到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在香港、在全球的扫货、对汽油的消费、子女的海外教育，还有互联网发展，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一中产阶级发展的图景也将融入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分众。
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题为：中产阶级是怎么炼成的？——从哈特和奈格里的《分众》谈起。
注释：
[1]Hardt and Negri，Mu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Empire，The Penguin Press，2004.
[2]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 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4]财富品质研究院：《2014中国奢侈品报告》，搜狐网，http://fashion.sohu.com/20150205/n40878261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