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同意放宽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只要一对夫妻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以前是必须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就被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个新规则适用于大部分生长在城市的80后。虽然潜在的社会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却并不明显。
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为缓解1950-1960年代人口暴涨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令生育率下降，从1970年每户3个孩子下降到1982年的每户1.2个孩子。家庭储蓄率随之飙升，从1983年的10.4%上升到2011年惊人的30.5%。那是否是独生子女政策推动了这一增长？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修改后的政策会突然扭转这种趋势，反过来在未来十年形成消费热潮吗？
生育率提升可以在两方面降低家庭的储蓄率。首先，孩子的各项需求增加了家庭支出——尤其在教育方面，15~22岁之间的独生子女消费占到了中国家庭总支出的15~25%。其二，既然有更多的子女可以在晚年供养自己，中国的父母们的养老储蓄心理压力也随之降低了。
一项针对独生子女政策下双胞胎家庭的支出和储蓄模式研究显示这一新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内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下降8~9个百分点——到约22%。因为双胞胎的出生是一个照理说是一个外因性事件（与收入和教育等影响父母生育多胎的因素无关），因此比较独生子女家庭和双胞胎家庭的可以揭示出额外出生的孩子对储蓄的某些影响作用。
在2002至2009年间，独生子女家庭的平均储蓄率是21.3%，而双胞胎家庭是12.8%——这种差异存在于所有的收入组别（见表1）。针对1992至2009年间所有城市家庭的回归分析表明增加的孩子减少了6~7%的储蓄率。每增加一个孩子就将平均增加7%（以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教育支出，2.5%的食品支出以及约2.7%的其他支出。
代际间供养——就是儿女供养年老父母——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规范；在中国这是法律规定的。超过一半的老人收入来自于家庭供养，包括赡养金或者同屋居住等实物好处。而父母收到的赡养金总额会随着子女的数目增加而增加。
更多后代所带来的安全感提升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宽可能令父母减少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储蓄，甚至可能促使他们投资于一些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不甚明智的项目。事实上，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为何近十年来中国家庭偏向于投资低风险资产的重要原因。如果父母们认为再生一个等同于把“安全资产”翻一倍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把自己投资组合里的更多资金投向更高风险的资产。
此外多孩家庭可能还会更愿意提高消费。平均来说，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而言，多孩家庭父母在生命后续时段中在与孩子无关的消费上要比独生子女家庭高约8%。
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将对国家储蓄造成影响。相对于中年职工人口来说年轻独立生活者/贷款者的分额将上升。减少经济中高储蓄人口的比例将导致总储蓄率下降。但年长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直到下一代之后才会发生变化。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的改变可能导致一场中度的消费繁荣，它同时也会逆转一个积极的趋势：人力资源积累的加速。唯一的孩子比双胞胎平均得到更多教育投资，并有高出40%的可能性去攻读更高学历（而不是职业技术学校）。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一个抚养数量和抚养质量之间的妥协。
当然，在对中国自然生育率缺乏明晰了解的情况下，任何关于新政策影响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推测。不断升高的教育支出，房价和工资（这令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可能意味着即使没有严格管制，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也不会回复到1970年的水平。如果当前的平均自然生育率是每户两个小孩，那么采取这一限制政策将最终是减少幸福感的：想生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无法如愿，而那些不想要两个小孩的家庭则不受影响。但放宽政策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温和的婴儿潮——以及儿童消费类股票的更佳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