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已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1949年以来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最敏感因素——台湾问题，其发展及影响值得关注。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自1949年以来，美国坚持插手、干涉的立场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干扰因素。六十多年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总体呈减弱趋势。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中美对抗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美对抗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同时还严重加剧了中美对抗。
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军事干涉台湾问题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的近三十年，中美之间不仅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更经历了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直接军事对峙。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直接军事对峙，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内涵，也是改善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包括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定期巡航；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1]向台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向台湾提供多达4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美方上述行动严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是中方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该问题成为中美对抗的焦点，直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在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后，即终止对台湾问题进行直接军事干涉，两国建交才得以实现。[3]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双边合作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不少摩擦，甚至一度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干扰及影响也更为突出，总体上呈现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台湾问题导致的摩擦从未消失，且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出现摩擦的主要部分。台湾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下滑、且历时三个月以上才得以恢复的严重摩擦，[4]占这一期间中美重大摩擦的50%，在20世纪90年代则达到75%，其中以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同意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和1996年美国企图军事干预台湾选举最为严重，中美关系历时一年才得以逐渐恢复，但并未出现双边关系中断的局面。
第二，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摩擦虽从未消失，但由其引发的严重摩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皆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而进入21世纪后，中美之间并未经历严重摩擦。
总体来看，1949年以来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呈现减弱趋势。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台湾问题的干扰强度虽有起伏变化，但总体减弱趋势并未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更趋明显。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反之表明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立场与行为的变化。
美国一直将台湾问题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筹码。然而随着美国对双边关系性质判断的改变，特别是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对中美关系对抗性的判断发生变化，台湾问题的战略筹码地位下降，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随之减弱。
中美建交前的近三十年中，特别是在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前，美国明确视中国为重大威胁，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应对势力强大并与西方国家为敌的共产党中国”。[5]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视，导致中美关系处于直接军事对抗状态，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直接军事干涉，则成为双方对抗的主要内容，台湾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最严重干扰。
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强烈敌视逐渐转变为“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变为“既合作，又斗争，斗而不破”。早在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就表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6]2010年，奥巴马总统指出“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的关系”。[7]美国对中国敌视态度的转变使双方对抗逐渐减弱，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随之降低。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从未消失，这决定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最重要的干扰因素。
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曾经两次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共同利益，一是20世纪7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扩张，二是21世纪后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这两次历史机遇直接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也直接促使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意图、形式和强度发生重大改变。在中美共同对抗苏联扩张背景下，尼克松总统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8]卡特总统接受中美“建交三原则”、[9]里根总统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等，[10]都是美国减少对台湾问题干扰的重要表现。而在中美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小布什总统作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11]也是美国减少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影响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发生严重摩擦，也与苏联解体、苏联扩张威胁消失的背景不无关联。上述事实也说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变化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干扰具有重要影响。
中美之间敌意减少、对抗下降以及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是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基本内涵。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直接促成双方敌意减少、对抗下降，后者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利益的扩大和深化。美国对台湾问题干涉力度的变化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减弱，既是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重要结果。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积极倡导“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2]“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13]对此，美国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涵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充实，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而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则是实现中美不对抗关系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中美关系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能出现严重摩擦，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仍将呈减弱趋势。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巩固了这一地位。自此，中美关系日益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并不鲜见，但所谓霸权“和平交替”也是历史事实，美国取代英国即是例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能否实现“和平交替”，首先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争夺霸权的强烈意图，在深层次上则取决于双方是否存在争夺霸权的基础。中美两国虽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但两国之间不会出现为争夺霸权而发生激烈对抗的局面。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最符合中国利益、最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14]从未将争夺世界霸权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15]这一表态彰显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守成大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心态愈加复杂，其对中国实力持续较快增长情况下的战略与政策决策存在不确定感，对中国发展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心存疑虑。这在2010年以来的美国政界、军方和重要智库人士的言论中多有流露，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种心态。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并未出现较大摩擦。2012年，美国重要政策机构与智库对于在中长期内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提出建议，[16]反映了美方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美国利益、且可以实现的主流观点。“不对抗”已成为中美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选择，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回应。[17]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对抗”将始终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并将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包括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进一步降低。只要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停顿、不逆转，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虽不会完全消失，但也不会再度加剧。
中美重大共同利益既是推动两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降低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干扰的直接原因，也是巩固双边关系、降低干扰因素的可靠保证。当前，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基本共识，再次表明两国形成重大共同利益的历史机遇显现。不同于共同应对苏联扩张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不同于以往出于单一安全利益考虑而形成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内涵更加多元，这也是全球化历史背景下重大共同利益形成的必然趋势。目前，中美双方已认同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共同应对外部威胁和压力，如应对核武器扩散、网络攻击、气候变化等问题，也包括各自国家的发展需要，如进一步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等问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如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也包括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问题。共同利益内涵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利益及其影响的长久性和稳定性。
第二，不同于以往影响相对直接、相对集中的重大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影响相对间接、相对分散。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影响不会直接而明显，但其影响效力将更为持久。
中美之间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将有效减少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一方面，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有望继续减少，从而降低台湾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干扰。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加注重避免因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损害，有望加强对台湾问题干扰的管控。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为例，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虽未停止这一错误做法，却也逐渐通过管控军售种类、数量和时机等方式，力图降低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虽将继续存在，但其影响相对有限，且在可控范围之内。
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皆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发生矛盾、摩擦也是正常现象。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矛盾、摩擦的消失，而是表明两国将通过妥善处理矛盾、摩擦巩固和发展重大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短期内不会改变，朝野反华、亲台势力的强大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对台湾问题的干涉立场难以根本改变。然而，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呈现减弱趋势，其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降低。
在1980年到2000年的美国历次总统选举中，台湾问题一直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热点之一。而在2012年下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虽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多集中于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等两国之间具体的矛盾与摩擦，台湾问题几乎未被提及。[18]这一变化表明，随着中美之间共同利益日益多元化，双方具体矛盾、摩擦增多，美国对以台湾问题为重要指标的政治、安全对抗关注度持续降低。“中国是一个伙伴”、“我们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伙伴”成为总统候选人彰显立场的重要口号，[1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与中国对抗、推进中美合作”已成为美国各界的关切与共识。中美之间出现的诸多矛盾、摩擦，因其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会加剧中美对抗，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作为中美对抗重要指标的台湾问题。
中美之间的经贸矛盾、摩擦等问题普遍存在于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而台湾问题却是中美之间特有的。一国因坚持插手、干涉另一国的内政，侵犯另一国领土、主权完整，从而导致两国长期对抗与矛盾，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仅此一例。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对抗性矛盾具体而集中的表现：中美建交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间主要矛盾，且在双方矛盾、摩擦中一直占据最突出地位；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主要矛盾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双方矛盾、摩擦中的突出地位亦逐渐下降，这是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美对抗的持续下降，台湾问题在双方矛盾、摩擦中的地位和影响将继续减弱。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1949年以来，两岸长达近六十载的对抗、对峙，给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以借口。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长期对抗、对峙态势基本缓解。两岸关系的缓解亦是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趋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0年以来，美国出现所谓“弃台论”，虽然这一说法并非美国主流舆论，也远未形成全面、系统论述，但“弃台论”之出现及发展态势，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两岸关系缓解、台湾作为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战略筹码的作用大幅下降，是“弃台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表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有利于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从而有利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持续推进亚太战略调整，也引起人们对该政策对两岸关系影响的关注。有观点认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势将强化台湾作为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地位，从而明显恶化两岸关系，[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得以缓解，台湾作为美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作用大为降低，也降低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损害。从这一意义而言，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历史新时期，为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提供了重要基础。
不容忽视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将是漫长、曲折过程，未来还将面临一些深层次政治问题的“深水区”挑战。受诸多因素影响，马英九当局对于进一步改善两岸政治、安全关系始终心存疑虑，“亲美”、争取美国对台安全保证一直是其政策重点。这就为美国继续插手、干涉台湾问题提供了机会，为美国亲台势力给予台湾“实际支持”提供切入点，如美国坚持对台军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等。此外，台湾岛内政局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迄今尚未放弃“台独”立场的民进党，完全可能重新执政。而一旦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虽不致完全逆转，却可能重新陷入停滞、曲折，并将使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更趋复杂化。
四、结论
随着中美之间对抗的递减，以及重大共同利益的形成，美国对台湾问题插手、干涉的程度将减弱，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将随之降低。
中美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基本共识，表明两国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处之中选择了“不对抗”立场。这决定了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虽将始终存在，但将保持减弱趋势，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将是有限的、可控的。
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两国间正在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共同利益，具有多元的丰富内涵，因而也将更巩固、更持久。新的中美共同利益将为减少台湾问题干扰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更可靠、更有效的保证，还将促进中美对台湾问题干扰的管控措施。
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矛盾、摩擦将不可避免。这些矛盾、摩擦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基本具有非对抗性。这将使中美关系中最具对抗性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影响下降。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来明显改善，这为进一步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提供了基础。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仍可能出现曲折，并将继续成为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影响因素，以及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干扰的基础。
注释：
[1]梅孜编译：《美台关系重要资料》，时事出版社，1997年1月，第316页。
[2]转引自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4月，第59页。
[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373至380页。
[4]严重摩擦指导致中美关系严重下滑，且恢复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摩擦。包括：（1）1989年以后的美国对中国“制裁”；（2）1992年9月，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型飞机；（3）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美；（4）1996年一季度美国企图军事“保护”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5）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6）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
[5]FRUS,1952-1954,Vol.14,pp.297,298.
[6]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第654页。
[7]奥巴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年5月27日，白宫网站。
[8]尼克松：“就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国会所作的第四次年度报告”，1973年5月3日。
[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73至380页。
[10]《中美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
[11]“小布什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晤”，《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7日。
[12]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
[13]“习近平主席应约与奥巴马总统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14日。
[14]《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9月6日。
[15]《中共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5页。
[16]例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2012年12月10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保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2012年10月20日。
[17]“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新华网，2013年6月11日。
[18]“美国总统选举第三场电视辩论实录”，《东方早报》，2012年11月5日.
[19]同上。
[20]刘飞涛：“美国涉台政策辩论及对台军售政策走势”，《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张新平、杨荣国：“试析美国学界新‘弃台论’思潮及其面临的批评”，《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第15-23页。
[21]笔者2013年5月至6月在台湾访问期间综合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