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全方位加大亚太战略投入，迅速提升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日本一度倍感疏离和不安，担心美国的亚洲政策“重华轻日”，将削弱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鸠山内阁追求自主外交的努力就流露出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危机感。然而，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本的政治安全利益诉求日益产生强大共鸣，日本外交逐步落回到日美同盟的轨道上。
（一）积极欢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关注
日本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军事意义上的重返亚太，是日本的福音。[1]日本可通过融入、配合该战略，积蓄力量，内聚共识，外塑依托，为最终摆脱“战后体制”、回归“普通国家”创造条件。
首先，日本自感亚洲地区力量结构变动的巨大冲击，希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前首相鸠山曾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世界正迈向多极化时代；日本处于美国和中国的夹缝中，要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地发挥作用。[2]2010年1月，美日就《日美安保条约》签署5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国“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继续构建不可撼动的同盟关系。由于日美在亚洲和东亚的利益均在扩展，今后双方的联盟管理计划将更多地在亚太地区展开。
其次，日本希望以美国盟友的名义承担地区安全责任，拓展自身军事空间。日本担心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收缩可能导致亚洲权力真空，伤及日本安全战略的实施。2012年1月美国《防务战略指南》提出加大在亚太部署军力的比重，打消了日方的此点疑虑。日本希望与美国分摊负担和责任，期待为亚太安全发挥更大作用，寻求军事突破。
再次，日本舆论普遍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这一点与其不谋而合。日本防卫界指出，美国重返亚太不只是地缘意义上的外交议程调整，其本质是解除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的战争动员，预示着美国防务战略的根本变化，说明美国致力于应对新的安全挑战。[3]日本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及2011年以来《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文件均渲染“中国威胁”，试图把中国塑造为日美的共同安全挑战。
日本尚不清楚自身应在“再平衡”战略中扮演何种角色。2013年2月，安倍晋三首相访美时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开篇即宣示：“日本永远不会是一个二流国家，”它将扮演好“规则的促进者，共同利益的捍卫者，以及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盟友和伙伴”等多重角色，[4]这表明日本正在积极思考面对美国的“高调重返”，它将何去何从。对日本而言，确立自身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定位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加强日美安全战略协调。美国2010年2月《四年一度防务评估报告》、2012年1月《防务战略指南》及日本2010年12月《防卫计划大纲》等纲领性文件，为日美安全战略协调奠定了基础。但日本注意到，美国正在经历财政削减计划、亚洲外交班子变动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内外不确定因素，因而对“再平衡”战略的可持续性抱有怀疑，希望加强与美国的政策沟通和协调。
第二，日本关注“再平衡”战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奥巴马第一任内在“再平衡”框架下对中国的定位偏于消极、负面，特别是2012年美国《防务战略指南》把中国列为对美国军力输出构成挑战的“潜在敌手”。据此，日本安全战略的针对性也更加明确，重视“中国因素”。以前民主党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为代表的强硬派甚至认为，既然中美之间已经上演一场霸权争夺赛，日本就应当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构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日美如何在美军前沿部署方面开展合作。日本主动配合美军实现前沿部署在“地理上更广泛，行动上更灵活，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例如，日本认同美海军陆战队移师关岛等地有助于美国更好地应对地区突发事件。日本还向美军在遭遇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提供支援。2012年4月朝鲜宣布发射远程导弹计划后，日本向冲绳等西南诸岛及附近海域部署驱逐舰，把驻冲绳美军纳入其保护范围。
为了影响并利用美国的战略东移，日本加紧向美国靠拢，积极参与到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使其最大限度反映自身利益和主张，并在日美同盟的庇护下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提升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发言权。
（一）深化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关系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为美国重返亚太起到助推作用，有利于提升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意义。日本政界主张加强日美同盟之声日益高涨。2010年11月，鸠山继任菅直人与奥巴马会见时强调，“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和繁荣的基石，”预示对此前具有“脱美”色彩的外交路线的纠偏。2011年9月，野田佳彦首相访美时称“日美同盟不仅在外交和安保领域，而且在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基本中的基本，是主干，是基轴，这是我的信念，”展现出完全的亲美立场。2013年3月安倍访美及首脑会谈更是被日本媒体定性为“一次向国内外展示牢固日美同盟的重要会谈”。
从军事层面看，日本积极寻求与美国“全方位”合作，加速军事一体化进程。具体的强化措施包括：讨论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重新确定日美安保分工，着手建立美军和自卫队合作机制，强调为美军提供战时支援等。2012年2月，日美就驻日美军整编计划与基地搬迁问题分开执行达成共识，暂时缓解了各方矛盾。
此外，日本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的兴趣，也成为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农业保护问题，日本国内尚未对TPP达成共识，但几届政府均认为，加入TPP谈判是符合日本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迹象表明，安倍内阁对TPP的热衷也不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是看重它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5]
（二）发展自主军力
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军力建设搭建了新的平台。日本判断，奥巴马政府受国内经济低迷和中东乱局牵制，实际用于应对中国崛起和亚太安全格局变动的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会对自卫队填补东海防卫权力真空抱更高期待。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岛屿归属和水域划界等争端上，美国所提供的威慑也有限，日本需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
2010年10月，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动态防务力”概念，把战略关注从东北转向西南，强调对日本本土及西南地区的防御，预示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基于此，日本不断扩充在西南各岛驻军，增加战机潜艇，利用自身强大的海空军力量，配合美军“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实施，抗衡所谓中国向西太平洋的“渗透”。
日本还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推动强军计划。2013年初，安倍内阁通过新国防预算，总额达4.77万亿日元（543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0.8%，是近11年来军费的首次增长。国防开支为自卫队添置的武器极具攻击性，包括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及两栖突击车。此外，仅在2012年一年当中，日美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16次。2013年6月，日本首次集结陆海空三军精锐，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夺岛联合军演，显示出自卫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海军陆战”功能的精锐力量。在美国的促动下，日本还大幅放宽“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借口出售用于救灾和基础建设等任务的装备，推动日本防卫装备的民用出口，为扶助军工产业、提升装备水平开绿灯。
（三）构筑地区“民主安全网”
日本重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密切合作，主动塑造地区秩序。在双边层面，日本把美国在地区的主要盟友和伙伴——菲律宾、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列为自己的重点合作对象，且影响交往对象的手段已不再限于纯粹的经济外交。例如，日本提升与菲律宾、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承诺通过“活用”官方发展援助，帮助菲、越加强海岸警备队装备，扩大防务合作。为加强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安倍上任后仅7个月里就三次到访东南亚，访问了东盟10国中的7个国家，并提出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把这作为推行“价值观外交”的主攻方向。
在多边层面，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桥梁，加强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军事合作关系，构筑网络化安全体系。日本还把参加TPP作为加强经济规则建设、实现东亚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一环提出来，使TPP谈判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同时进行，力图打造以美日为主轴的地区贸易圈，谋求对中国、韩国等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优势。
由于美国新军事战略指南提出的美军未来发展重点在海空领域，而日本在东亚海洋问题上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均有岛屿之争，它借机推出聚焦安全的海洋战略，希望主动塑造东亚海上秩序。为此，日本倾力升级现代化海洋军事机器，不断在大中型战舰建设方面取得突破；积极开展海洋外交，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建立海上安全对话合作机制；还频频发出建立东亚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倡议，为建立美、日、印（度）、澳“民主安全菱形”造势。[6]
（四）推动“联美制华”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给日方造成心理失衡状态，日本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鲜明。日本努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是威胁，指出中国的崛起主要在军事领域，并已发展为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核心因素；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美日能否成功对冲中国；美日应共同塑造地区安全环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倾向于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关系。实际上，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发展自主军力及经营地区外交等各个政策选项中，均有联手美国、打造对冲中国崛起的安全秩序的诉求。
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美国一度试图通过拉偏架，介入东亚安全事务；但日本并不满于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姿态，不欣赏前国务卿克林顿关于“反对任何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单方面行动”的表态，而是得寸进尺，希望美国选边战队，进一步做出承诺。可以说，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铤而走险提供了外部条件。应日本要求，驻日美军近两年来在冲绳部署了24架“鱼鹰”机，由于其作战范围是600公里，能覆盖到距冲绳450公里以外的钓鱼岛，此举被认为对华形成威慑。
三、日本对美战略回应的影响
在日美的新一轮亚太互动中，两国或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但日美的不平等地位及日本的政策缺陷决定了日本的获益空间是有限的。
（一）美日联盟存在广泛挑战美国把美日同盟作为进行地区参与的重要基础，希望东亚存在低烈度的紧张关系，从而为其积极介入东亚事务、管控地区力量平衡提供现实依据；但这一现实依据必须是在美国掌控之下的，而不是能被他国任意扩大的。日方对美则有不好的记忆，历史上曾多次被美国“越顶外交”伤害，国内民意对美国仍有不信任感。在重返亚太过程中，美国不愿被盟友“绑架”卷入地区冲突，对中日钓鱼岛问题的走向深感焦虑，坦言要“避免造成给日本撑腰的印象”，把工作重点调整为以外交途径管控钓鱼岛局势。这令日本感到被冷落，担忧中美走近，甚至猜疑美国向中国“出卖”日本利益。就TPP谈判而言，日本加入其中成本甚高但经济收益并不明显，从长远看也可能激化美日经济矛盾。
（二）日本亚洲外交面临“信任缺失”日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价值观外交”联合起来的地区国家会与日本一样对美国亦步亦趋，共同编制所谓对华包围圈，但地区现实与此大相径庭。比如，印度外交追求平衡和自治，不会答应围堵中国。东盟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有政治、经济和地缘上的优势，不会受日本操控。相反，日本走军事大国之路，与美国频繁军演，极力推动修宪，缺乏历史反省等，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氛围，加深了中、韩等邻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怀疑，难以与日本建立互信关系。由于日本携美自重，反复刺激地区国家的敏感神经，它在亚洲得不到信任，更难以成为地区的领导者。
（三）日本对华政策选项受到挤压日本对华政策取向与中美关系有较大关联。有一种倾向认为，中美之间越对立，日美关系就越重要，日本在对华关系中就越占据主导；而当中美接近时，日本则需避免自身利益被中美之间的交易所吞没。日本自2010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先后炮制“撞船”事件、“购岛”闹剧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自以为有美国的庇护。实际上，中日、中美、日美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及独特的三角结构决定了日本无法回避与中国交好的选项。随着美国亚太战略逐渐成熟，美国有望进一步增强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对日本的期待将更多在实现经济复苏和共塑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日本外交需要在中美之间找到准确的定位，否则其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将越来越小。
注释：
1.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12-16页。
2.YukioHatoyama，“AnewpathforJapan”，TheNewYorkTimes，Aug.26，2009.P.8.
3.NoboruYamaguchi，“AJapanesePerspectiveonU.S.RebalancingtowardtheAsia-PacificRegion”，AsiaPolicy，No.15，Jan.2013.p.7.
4.ShinzoAbe，“Japanisback”，Speechatthe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Feb.22，2013.URL.
5.JamesPoliti，“USweighstradepactwithJapan”，FinancialTimes，Apr.25，2013，p.4.
6.ShinzoAbe，“Asia’sDemocraticSecurityDiamond”，ProjectSyndicate，Dec.27，2012.U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