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皮格林顿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在判断国际事务发展前景时，人文学科经常要比社会学、经济学、包括政治学等带有计量特征的学科更加具有洞察力和判断力。[1]人文学科包括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等看似与国际关系事务，特别是与动态性的国际关系变化不甚相干的门类，然而，当国际对抗旗鼓相当、或者当国际变局扑朔迷离之时，研究家们越来越趋向于倚重人文学科的分析，试图从文化传统、民族认同、社会心态、包括伦理偏好等方面，揭示受上述因素制约的国际行为者的一般行为倾向及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可能的反应。
将人文学科方法应用于国际研究，首先会使人们将目光投射到不光是大国，而且是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国际事态当事者。文化背景愈是复杂，便愈是可能难以判断其行为与心理定势。而越是难以捉摸，便越发引起学人与战略家们的瞩目。近年来乌克兰局势的戏剧性变化大概是引起国际学术界兴趣、包括人文学科也纷纷介入的一个突出事例。地处欧亚大陆文明接合部地带的乌克兰的政治变迁，不光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大国关系博弈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反应；而且，如果不去考虑乌克兰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去分析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恐怕未必能够对其未来的内部发展、尤其是对外选择的前景做出合理的判断。
正当乌克兰近几个月来政治局势波澜翻卷之时，笔者有幸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语言学家暨乌克兰问题专家赵云中教授的新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以下简称《乌史》）。读罢掩卷，不仅深深感叹前辈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和矢志不渝的学术精神，也深深感悟人文学科参与下国际研究别有洞天的新境界。
一、《乌史》的当前意义
冷战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独立国家而存在的乌克兰仅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尽人皆知，乌克兰地区有着上千年的灿烂文化和非常丰富的历史积淀。没有基辅罗斯，就没有整个从沙俄到苏联这个世界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庞然大物；没有“基辅洗礼”，就没有整个俄苏社会的以东正教为载体与渠道的进入世界文明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将不再成其为超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对乌克兰历史的客观、深入而详尽的研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作为其重要部分之一的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也不可能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心脏地带千百年来纵横捭阖的国际历史的清晰把握。虽然，苏联时期有过苏联版的乌克兰史，诚如赵云中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类读物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却颇多意识形态烙印以及沙文主义的偏颇。赵教授所著《乌史》是他耗费了十多年心思、在其瑰集东西方名家有关革命前乌克兰历史的浩繁文献，特别是在其深厚的语言学修养的基础上，在年过半百之时又刻苦学习乌克兰语的努力之下，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乌克兰的访问研究，方才完成其著述的。这是一部在我国世界史领域填补空白的重要著作，也是国际学术界少见的以口述史和大量原始文献为基础，同时又是经过一位来自东方学者的缜密思考所构成的力作。尽管作者非常谦虚地在序言中称这部书为“试笔之作”，但是显然，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对乌克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分析和对史料的考证远远超出一般的“简史”所达到的程度。特别是对乌克兰民族起源、对基辅罗斯时期重大事件的判断，对赫梅利尼茨基时期纷繁复杂的多边国际关系的陈述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鉴于笔者阅读此书时乌克兰政局的变化，我更加关注与当代乌克兰政治变迁相关联的历史背景。
第一，也许不为一般读者、甚至也不为不少国际问题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乃是乌克兰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尽管它曾经是俄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源地，是俄罗斯文明的最重要的渊源所在，它也曾经是沙俄帝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却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列强的纵横驰骋的争夺中成了一个曾经长期被肢解、占领、统治，并且是游离于俄罗斯政治疆域之外的一个政治单位。《乌史》详尽记载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从13世纪中期起原加利奇—沃伦公国土地以及其它乌克兰土地，便成为周边兴起的一些强国追逐和争夺的猎物。在随后的200余年里，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被纳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16世纪中期，立陶宛大公国衰落，它与波兰王国合并成为立陶宛—波兰王国，原在立陶宛统治之下的乌克兰土地又转入波兰人手中，此后近100余年中备受波兰封建主的压迫。在这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乌克兰人作为一个民族，顽强而艰难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乌克兰此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成为立陶宛大王国或波兰王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2](p96)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在基辅罗斯立国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历史中，就整个乌克兰而言大约是四百多年，而就乌克兰西部而言大约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中是游离于俄国版图之外。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离异，以及“橙色革命”中尤先科亲西方政权的上台，不过是漫长历史的一个段落而已。
第二，17世纪中期之后，乌克兰一分为二：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乌克兰大体上听命于莫斯科；而右岸乌克兰则臣服于波兰。这种形势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辗转反复，直至18世纪末，在沙俄扩张政策之下，即所谓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之后，俄罗斯控制将近80%的乌克兰土地。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50年间，90%的乌克兰土地由沙俄控制，10%的地域由奥匈帝国控制。也即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即使19世纪乌克兰土地在沙皇控制之下的相对统一，也没有改变乌克兰东西部分各不相同的发展状态。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乌克兰大体上是东部亲俄、西部亲西方的政治发展态势。
第三，在独特背景下形成的乌克兰传统文化及其心路历程集中地体现在乌克兰的“哥萨克”群体这一社会现象上。《乌史》中对“哥萨克”现象的源起、发展、及其走向没落有着相当详尽而精彩的论述。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自15世纪70年代便见诸于史书的“哥萨克”现象以其反抗暴政的“自由人”形象问世，之后在流落边远地区以及与异族的抗争中逐渐形成一种亦兵亦农、采用原始民主制度的特殊军事组织。在数百年的征战中以其骁勇善战、开放自由的鲜明特征在乌克兰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富于光彩的一笔。那么，“哥萨克人”豪放不羁、为自由而抗争的品性究竟在当代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呢？
第四，鉴于乌克兰异常重要而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自古以来，乌克兰处于列强纷争之中却长袖善舞。《乌史》中关于17世纪中叶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哥萨克大起义，然后又在俄国、波兰、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多年的巧妙周旋，最后终于归顺俄国的描述，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刻画出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之间、迫不得已暂时栖身于某一强国之下，而过境迁之后又幡然改宗，但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弱小族群的鲜明形象。
纵观今日乌克兰走向，虽然社会经济形态乃至风物人事已是面目全非，然而上述由赵云中教授所刻画出的乌克兰历史中的斑斑痕迹却又处处可以从当今乌克兰政治与对外关系中得以寻觅。大概，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在过去与今日的对话中铺垫未来。
二、民族认同困境下的选择
就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形成国家体制、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首要前提是形成民族认同。在《乌史》系统阐述乌克兰历史演进的沉重脚步声中，我们有可能对影响乌克兰历史发展的民族认同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加拿大的乌克兰问题专家塔拉斯•库兹奥看来，民族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一部分人的勉强接受与另一部分人的主张分离独立这两种立场的复杂而紧密的相互交织。[3](p343-365)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也许是这样艰难的民族认同形成过程的一个典型。乌克兰民族认同过程的这种内部紧张关系不仅表现在它的地区差异方面，而且表现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
《乌史》非常清晰地勾画了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由于长期的复杂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相互间很大差异。自17世纪中叶之后，“乌克兰便进入了漫长的领土破碎时期，一直持续了300多年。1667年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签订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正式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整合起来的两个乌克兰，分割为莫斯科国和波兰王国分别统治的两个部分。长期分离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大约400万乌克兰人居住的乌克兰大地上，不仅上述两大部分之间在政治、行政管理等方面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不同的地区性特点，而且在每个部分的内部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不同地区”。[2](p217)
乌克兰西部地区（包括右岸地区和西乌克兰地区）曾经为波兰王国所管辖，深受波兰文化的影响，希腊—罗马天主教会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之后，西部地区又多次被异邦占领，这里既有17世纪中后期土耳其的入侵，也有奥匈帝国的入主占领。而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也曾几度成为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乌克兰东部地区曾经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带领下于1654年并入莫斯科国，被称为“小俄罗斯”。17世纪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出现了历史上作为自治单位的有名的“盖特曼政权”或“盖特曼辖区”。显然，无论是在18世纪下半叶俄国与普鲁士“三分波兰”之后，俄国控制了80%的乌克兰土地，使乌克兰在帝国的名义下实现了相对的统一；也无论是在19世纪末叶沙俄帝国的末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乌克兰的交往大幅度深化。但是毕竟东西部的历史差异始终延续：在乌克兰西部，无论是欧洲的贵族文化影响还是天主教的传播，无论是19世纪前半期对欧洲革命的参与还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总体上，都使得它表现出与专制重压下的东部地区不同的历史轨迹。
那么，当今条件下乌克兰内部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其民族认同过程的呢？伊利诺伊大学的斯蒂芬•舒尔曼曾经在90年代中期从事过一项重要的社会学调查。他选择了乌克兰的两个重要地区：利沃夫和顿涅斯克。前者是西乌克兰地区加利奇亚的重要城市，曾经受到波兰—立陶宛文化的长期影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利沃夫依然在奥匈帝国的管辖之下；后者是东乌克兰地区的工业中心，是苏联时期的重要经济基地。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利沃夫的西乌克兰地方的精英和在东部乌克兰地区的顿涅斯克的精英在两者的文化亲缘关系上仅有很低的认同，相互都认为彼此之间在文化上很不相同。
不光乌克兰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的内部认同度很低，而且在看待乌克兰与俄罗斯相互关系方面，来自利沃夫和顿涅斯克的精英的立场也大相径庭。前者更多地把自己认同于欧洲，贬抑俄罗斯；后者则更多地接近俄罗斯，而贬抑西方。[4]
当我们细心研读赵云中教授所著的乌克兰史，体味乌克兰土地上几经变更、但大体延续的东西部相互对立的局面，我们就不会为斯蒂芬•舒尔曼的调查结果感到意外。问题在于，要管理这样一个两元对立的社会确保其稳定是何等的艰难。
2.难以选择的“他人”
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是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要形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习俗乃至地域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现本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别来界定自身的存在。这不仅是《乌史》中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同时也可以以此为据观察当代乌克兰的政治文化变迁。
冷战结束，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之后，开始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求执政的政治精英能够通过辩论得出一个结论：谁是作为“自我”的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他人”？客观的政治发展逻辑要求，不光以认定“他人”来形成内部共识，而且藉此来完成对外选择。在乌克兰目前民族认同的背景之下，不光其执政的政治精英无法就此得出明确结论，而且，其大多数民众也无法就谁是真正的“他人”这一点得出共识。
在塔拉斯•库兹奥看来，在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影响之下，乌克兰当代政治中可以分出四个政治派别的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他人”的立场。
第一种是极左派的立场，把西方国家看作是“他人”。乌克兰领导人佩得罗•西莫年科是这派的代表，该派曾在90年代的选举中获得30%左右的选民支持。这一派别主要是把俄罗斯和欧亚国家看作为复兴前苏联的基础，认为乌克兰是前苏联的一部分；而把西方、以及与西方有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包括把反共的和后苏联时期的俄领导人，如叶利钦视为“他人”。
第二种民族主义右翼的看法，认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俄罗斯人都属于“他人”。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为核心的极端右派认为乌克兰是“欧洲文明反对亚洲、反对莫斯科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方国家”。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这派观点认为乌克兰人应该属于乌克兰多民族的金字塔结构的顶峰而对其它民族起主导作用。
第三种中右立场的看法支持建立一个把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都包括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公民国家。这种观点主要是把作为“他人”的俄罗斯当作一个人种的地域领土的概念，但他们也同意民族主义右翼所持的观点，也即沙皇与苏维埃时期的以往历史都是不足取的。
作为第四种观点的中派主义立场，由于其组成成员中许多领导人属讲俄语的人群，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视苏联具有较高的功能意义。他们一般是选择走中间道路，仅把俄罗斯看作为是地域意义上的、而并非人种—地域意义上、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他人”。他们赞成中右立场持有者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他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中右派联合起来反对左派。但是他们更愿意把苏联历史的某些阶段看作是一个褒贬参半的混合体。他们既不同意乌克兰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苏联的一切都是阳光灿烂，但也不同意中立派和民族主义者关于苏联一切都应该被抛弃的立场。库奇马派以及人民民主党、联合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与地区复兴党都属于这一派的基本力量。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乌克兰四种政治立场对俄罗斯和欧洲的不同态度以及关于谁是“他人”的立场。
从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的投票情况来看，上述乌克兰居民与政党政治倾向的多元化在大选这一关键时刻却表现为支持倾向于西方的尤先科为相对多数，而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的势力居于弱势。相当可能的是，国内政治行情的频繁变化、竞选双方策略的经常更替这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选情，但是，复杂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乌克兰精英与民众以“他人”为据的自我定位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这预示着大选后乌克兰的政治局势还会在相当长时间中处于继续摇摆而难以捉摸的状态。
3.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眼中的“文化差异”
乌克兰文化与人种认同感的演化通常是围绕着两个轴心展开的：一个轴心是乌克兰文化与人种认同感主要受到哪个国家的影响。这个过程主要是指波兰与俄国，特别是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认同感的发展。另一个轴心是指乌克兰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把他们的大量热情贡献给了乌克兰的文化和种族认同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特点是在讨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时，往往把自己定位为属于不同于俄罗斯的欧洲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乌克兰精英开始强调“乌克兰文化心态的欧洲基础”。有的移民学者则更进一步强调乌克兰文化的欧洲禀赋是起源于自基辅罗斯时期就开始的与欧洲列强之间强劲有力的政治与王室渊源，起源于西方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乌克兰的影响，也起源于乌克兰曾长期属于波兰之一部分，而波兰则无疑是属于西方的一部分。[5]也有学者强调乌克兰文化传统中的两个来自“东方的”因素，其一是东方正教及其希腊—拜占庭文化，其二是来自欧亚大陆的游牧部落（主要是土耳其传统）对乌克兰农业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制约乌克兰西方特性的另一方面是来自俄罗斯的“东方专制”。通常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把俄罗斯视为“东方”的一部分，并强调蒙古—鞑靼入侵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认为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改革对于俄罗斯人民的影响相当有限，俄国的欧洲化仅仅实现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并没有能够影响俄罗斯人生活的内在方面。1991年之后，乌克兰民族独立的情绪进一步高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们甚至把焦点集中于这样的一个命题：乌克兰文化不光对于俄罗斯文化具有独立性，而且也力图显示对于欧洲文化的独立性。
自19世纪晚期以来，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一直不满意于俄国斯拉夫派学术圈内以及俄国官方的关于“俄、白、乌三个东斯拉夫种族共享俄罗斯文明”的观点，他们挑战“东斯拉夫人是一家”这样的流行观点。美国学者斯蒂芬•舒尔曼曾经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乌俄文化传统差异的大量对比作了概括。他指出，二战以后，首先是在海外乌克兰移民中出现了对乌克兰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差异的探讨。到70年代，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文化差异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观点。并且以此为据，为乌克兰与俄苏的离异制造根据。按照斯蒂芬•舒尔曼的观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始终坚持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差别根植于更为深刻的世界观、心态和民族特性这些根本的差异。斯蒂芬•舒尔曼总结道，乌克兰学者所坚持的自身文化特点至少包括以下有别于俄罗斯传统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人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个人尊严与权力的强调是乌克兰民族心态的一个特点。乌克兰流亡学者麦丘克早在1949年就这样说道：“他们的整个心路历程、他们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范，都要比他们的实际行为更加扎根于个人主义；对于任何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包括在共同体利益要求下的这种限制都被视为是对自由意愿的一种践踏。”[5]而对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文化传统中个体化水平的差异，鲁特耐斯基这样认为：“俄罗斯人民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卑微地把沙皇置于万人之上与上帝之下的地位……在他们那儿没有任何关于个人主义的考量；万事都须祭奉于体现为沙皇这一具体对象的普善。”[6](p190)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心目中：俄罗斯与乌克兰传统中个体水平的差异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历史上两国农民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根据奥列斯特•萨勃坦尼的记载：到19世纪中叶，右岸乌克兰地区（第聂伯河以西）70%以上农民都以个体家庭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同时期的俄国则情况相反，约有95%以上的农民依然属于传统的农村公社。[7](p256)
第二，对民主和自由的热爱：斯蒂芬•舒尔曼认为，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对于自我管理与政治平等的追求是乌克兰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具体象征便是乌克兰历史上的“哥萨克现象”。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被称为“扎波罗热人”的“自由人”形成了军政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实行对外“自由”，对内“民主”的管理方式。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均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级命令。乌克兰学者扎巴提契这样认为：与俄国相比，当乌克兰人持续不断地（但通常是未能成功地）为自由而奋斗时，“在俄国800多年长的岁月中俄国人民没有任何这样一段发自内部的争取自由和由人民进行管理的历史”。[8]
第三，斯蒂芬•舒尔曼认为，对土地和民间文化的热爱，是民族主义者所概括的乌克兰传统中有别于俄国的又一方面。与俄国文化主要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相比，乌克兰文化在直至19世纪晚期的相当长的时期当中是以民间文化形式在农村地区得到表现的，特别是民歌和民族舞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其文化接近土地和返归自然为自豪，更有甚者，乌克兰学者斯捷潘•鲁特耐兹斯基认为直至1916年乌克兰的农民比俄国知识分子要来得更加文明。[9](p74)
第四，民族主义者强调乌俄文化传统的另一个区别是乌克兰所特有的情感主义与浪漫主义。他认为通常被强调乌克兰人偏向于感情超过理智，精神强于物质。曾经有人认为，乌克兰的文学史与思想史充满了情感的求诉，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俄国人则缺少精神生活而更倾向于物质生活。最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提出：宽容，通常是乌克兰人共同体对别人表示尊重的一种体现。如乌克兰学者柯斯托马罗夫称：“宽容精神，而不是民族自我傲慢”是区别于俄罗斯传统的一个特点。[5]
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久被压抑的优秀民族在寻求自我认同时特别强调对与“他人”之区别的情结。但是不能设想俄乌两个民族之间，在同属于东欧大平原之上，同受东正教洗礼的情况下，居然在关于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精神与物质、宽容与苛严之间表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特点。总之，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阐述中，俄罗斯与乌克兰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的一些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对立起来。显然，这样的“文化研究”对当代乌克兰政治文化的走势作出了铺垫。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斯蒂芬•舒尔曼所概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偏颇相比，赵云中教授的著作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公允与平衡的慎重态度。第一，通观《乌史》全书，作者明确地拒绝前苏联官方史学对俄乌间文化关系的人为拔高和人为地强调俄乌文化的统一性，特别批评了苏联官方史学对赫梅利尼茨基归附俄国的“必然性”的有意拔高，强调了当时赫梅利尼茨基作出这一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同时，也公允地强调了在18世纪之后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归并入沙俄版图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客观历史过程。显然本书的写作以十月革命时期为终点，但按照本书的思维逻辑，即使在苏联的七十年历史中，尽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俄乌之间关系的恶化和最终离异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但是历史的悖论在于大一统的苏联空间之下，恐怕也不能不分任何时段、不分任何领域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的积极意义。进而言之，在今日乌克兰政治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既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惯性——乌克兰是一个既不同于欧洲，但也远不同于俄罗斯的政治与文明单位，但是任何过度贬抑作为东斯拉夫共同体的俄乌之间的文化联系，人为夸大俄乌文化差异的观点只会给乌克兰这个古老民族的新生和发展的道路投下阴影。
结语
总之，当我们从数百年乌克兰离异于俄罗斯的历史中反观当代乌克兰的戏剧性变化时，将不会感到诧异。当系统研究乌克兰人痛苦的民族认同形成过程时，我们不会轻易地相信任何一次政权更替就能立即带来整个乌克兰社会的稳定与宁静。最后，当我们同情地体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对自身特有价值的强调的同时，也将不会忘记人类总还有其共同的价值与天性。也许，这就是阅读历史给我们观察当代变化时所带来的特有的慎思和有所体悟时的乐趣。
参考文献：
[1]Biglinton.The Face of Russian一书的序言.2001年.
[2]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Taras Kuzio.Ethnicities.Copyright from SAGE Publications 2001.Vol 1(3).
[4]Stephen Shulman.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Ukrainian natioal identity.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 22.No 6.1999.
[5]Mirchuk.Ivan.Western tendencies in Ukrainian Culture,Ukrainian Quarterly,Vol.4,No.3.1948.
[6]Rudnytsky Ivan.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in Ivan L.Rudnytsky,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Subtelny Orest.Ukraine:A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
[8]Czubatji Nicholas D.Ukraine and the Western World,Ukrainian Quarterly,Vol.3,No.2,1947.
[9]Rudnytsky Stepan.Chomy my Khochemo samostiinov Ukrainy.Lviv:Svit.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