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底，中国发改委日前再发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60元和155元，再度引来中国公众对高能源价格的怨声。人们直言道：委内瑞拉的汽油价“比矿泉水便宜”，迪拜的汽油几乎相当于“白送”，为何中国的油价要高于实际收入水平？而作为与中国一样同属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近期日本汽油价格为每升152.60日元，约合人民币11.51元，而日本人均GDP为4.2万多美元，世界排名第14位，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从全球来看，中国目前也已经荣升为世界油价第85高的国家。美国的国民收入比中国高，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其平均油价也只有6.40元/升，中国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已经是美国的五、六倍。这不禁要引发人们深思：已经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能源价格能否有合理地降低？
目前，石油定价基本由美国掌控；天然气定价权争夺已由北非与美、欧的区域性争夺，进而扩展到俄罗斯参与的全球性争夺。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石油进口已增至第一，但是还未进入到与“世界大佬”们争夺能源定价的游戏之中，被动接受国际价格与在国内“叠加式”摊销成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奈的、常态性选择。
未来国际油价将长期处于上升通道
而未来的国际油价也将长期处于上升通道。长期需求旺盛是主要拉动因素。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这将使国际石油需求维持长期的供需紧张关系；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已经成为美国推动其经济复苏的基本国策。据欧佩克计算，美元每贬值1%，国际石油每桶价格就上涨4美元。因此，这必将“绑架”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上升通道内。而欧美等经济体共同延续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市场流动性，这将加大投机基金炒作油价的空间。加上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推动油价上行的危险因素依然不确定性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警告称,若伊朗全面停止出口石油,将导致油价飙涨多达30%。这意味着油价将飙升至每桶160美元左右。
虽然伊朗核危机暂缓，但在中东动荡局势和欧美债务危机交织之中，国际石油市场“冰火”因素长期存在，这将对国际油价形成长期而有力的上行支撑。
笔者认为，国际能源价格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它一直沿着通道型曲线运行，其通道下线为国民购买力承受性上限值曲线，其通道上线为国际能源价格控制性释放值曲线，两条曲线基本处于由通道上线曲线拉动下线曲线呈倾角向上的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运行状态，我们将两条“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曲线”称之为“国际能源价格走廊”，将“国际能源价格走廊”内的“通道曲线”，定义为“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
因为国际能源定价基本采取指数式期货价格方式，这在客观上将定价机制建立在价格的“单边向上”的趋势性结构上。现实社会中能源价格已经严重偏离能源自身的价值曲线。虽然作为各国政府的战略库存、税收和政策补贴等手段都会起到阶段性影响价格回归的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事件等偶发性因素，还会不断的“修复”这种在结构上已然建立起的趋势向上的倾角。
目前，国际社会处于“资本虚高不下”的状况，资本与实体之比9：1。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始终一味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决策层面意图明确，固执坚持压缩虚拟资本，欲将目前国内资本与实体之比由3：1强行调整为2：1，这虽然有利于国内资产处于对比相对合理区间，但是，这却无法改变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泄洪区”，更无法遏制在国际资本的狂泻之下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以致造成国内始终处于在“稀释和摊薄国际能源价格”的被动位置。中国能源消费的痛苦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能源供需只是在短期波动上起到价格的影响作用，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只要是构成价格的结构不改变，其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为何国际能源价格下降，中国能源价格反升？就是这个道理。
从历史趋势上看，能源价格的运行趋势线恰好与“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一致。这就会迫使参与“能源价格博弈”的各方，都非理性的投入到定价权的争夺战中。以天然气为例，天然气定价权争夺已经造成其成本连续上升，其中中东和北非动荡所造成的能源“溢出”成本，最终都要摊销到消费者身上，而这恰好印证其符合“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的运行逻辑。
目前的能源体系实则就是依靠这一逻辑而建立的，很显然，中国是这一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方。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提供新的机会
保持全球能源资源市场稳定，建立全球能源市场体系，无论对于出产国还是消费国，对于一国还是世界，都有积极的意义。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能全球范围内使能源的生产、输送、监管、定价等功能做到统一，促进全球“能源流”的畅通，让能源“流”尽其用，以实现全球人共同享受“同质同价”的能源文明与利益。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北美“洲际级”能源网已经建立，欧洲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已经完成初步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国家级”能源网体系，正在借助智能化技术快速实现全疆域的统一。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具有“四位一体”的基本功能，即：能源生产、能源输送、能源监管、能源定价等基本功能。能源生产与能源输送是能源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功能，能源监管与能源定价是能源市场体系的支撑性功能。
而能源体系中的消费也将更为市场化。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建立“复式”型“二级体系”，即：国家级能源网为支撑、洲际级能源网为补充。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推动“能源流”竞价性“溢出”。具有价格优势的“能源流”，通过洲际级能源网输送到有需求的国家或地区，不仅能够满足区域能源的需求，还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能源的生产方产生鼓励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能源流”恶意性“断流”。处于弱势方的国家或区域，极易因为自身“能源流”竞争力的弱势而被动接受能源的输入。所以，建立和保持所在国的国家级能源网，不仅有利于保持其自身能源供给的独立性，还对国家经济安全起到屏障作用。
必须指出，能源定价向来都打上“金融烙印”，这是因为世界主要货币是以能源为“标的物”来体现其自身价值。所以，在建立国际能源市场体系过程中，努力争取打掉过去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建立起公平、有序、合理的新型国际定价机制，这一定要国际社会经历一场具有特殊性质的战斗才能够实现。
当今国际社会正在从战略层面加速第一、二大国际产业布局。借助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正在加速对欧美金融产业进行整合，打造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意图正在显现。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大对日本及其所属东亚产业整合，以借此实现新一代“国际生产体系”的构建。这两大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升级与确立，必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全球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自由配置，处于弱势状态下的国家或区域，自然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体系在配置过程中的被“平衡方”。这一趋势必然使原有的“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这一霸王制度得以继续并发扬光大。如何以新的定价原则来重朔国际能源定价体系即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这自然成为继国际货币与生产两大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后所面临艰巨任务。
“以建立全球能源市场为标志”的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正在引发更高端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目前，欧美国家正在加速其金融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其新型产业结构明显出现换代特征。以能源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正在从工艺到制度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快速推进。能否有能力参与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这对新型经济体是巨大的考验。
从对未来的趋势性分析可以得出预测性推论：由“预测曲线”所构成的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快构建；该体系的建立将对“国际货币与生产”这两大国际分工体系“同时”产生直接的反作用力。分析表明，这一反作用力冲击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对现存“国际货币与生产”两大体系进行洗牌，即重构“两大国际分工体系”。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5报道，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与中方达成协议：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将购入规划中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厂30%至40%股权。报道称“这巩固了英国给外界的一种印象，即它是对中国投资者最开放的西方经济体。”同时证明，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在“能源输出洲际平台”上切入的“节点”。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枢纽点”。
这只是中英因政治遇冷而产生的“交换性”机遇。但是，随着人类在开发能源的认知水平和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获得各国能源开发和能源基础性工作的推进并取得有力保障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的制度性建设必将由此获得全面推进。能否有机会实质性全面参与构建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中来——这也兴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够迎头刚上发达国家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