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美伊关系的发展动态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伊拉克地处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东可制衡伊朗，南直下波斯湾，西能影响巴以局势，北则直接干预叙利亚局势和牵制土耳其。伊拉克同时也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产地之一。美国能源署在《2012年世界能源展望——伊拉克特别报告》中指出，该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石油出口国。预计2011～2035年全球石油产量增长中的45%将来源于伊拉克，它将成为以中国、印度为主的迅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一个重要石油供应国。①美伊关系的走向不仅将影响到整个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更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2011年12月最后一批美军战斗部队从伊拉克撤出。但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伊拉克的控制权，它仍旧在伊保留了相当的力量：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是全球最大的美国使馆，有1.6万余名工作人员；它还在伊南部城市巴士拉、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等具有战略地位的城市设有领事馆。每个领馆约有1000名工作人员。②美国试图通过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力量的存在，继续保持对伊拉克的巨大影响力，从而将伊塑造成它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然而，美伊之间能否建立起坚实的伙伴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愿和政策，还取决于伊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地区形势变动的制约。2003年伊拉克战争改变了海湾地区原有的力量格局，导致什叶派穆斯林力量的崛起。2011年初中东地区的剧变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动荡。这些因素都使得美伊关系的走向更加复杂化。
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调整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开始了它的全球战略收缩。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严重透支了它的国力，而战略收缩有助于美恢复实力，保持霸权地位。其战略收缩的一个标志性步骤就是从伊拉克撤军。
2008年11月，美国和伊拉克经过谈判签署了《美伊友好合作关系战略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框架协议》)和《安全协议》。白宫的新闻简报认为，这是美伊关系发展史上的“历史性”的文件：《战略框架协议》在两国共同的目标下为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安全协议》明确了美军将于2011年12月31日前从伊拉克完全撤离。③这两个文件也拉开了后美军时代美伊关系发展的序幕。2009年2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发表了《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的讲话，将美国新的伊拉克政策的目标定义为致力于帮助建设一个主权、稳定和自立的伊拉克国家。他将此政策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2010年8月结束美军在伊的作战任务，在2011年12月底前从伊完全撤军；第二，持续外交努力，帮助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伊拉克；第三，美国全面地介入该地区事务。④该讲话进一步落实了2008年11月美伊达成的《安全协议》，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始了实质性的战略收缩，由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强行推进“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进取型策略转向逐步、可控地退出，从而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2010年5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了美国必须从国内建设起步，重新发展经济，才能塑造它的海外影响力和保持全球领导地位。⑤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的步伐，即使2011年初中东地区的形势剧变也未能延缓美军的撤离进程。
然而，美军从伊拉克的撤出和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态势的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放弃了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事务的掌控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是不变的，从而它的战略目标也是相对稳定的。具体到中东地区而言，“反恐”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保持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主导权等这些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⑥。此外，美军为伊拉克战争付出了4500多名士兵生命的代价，累计军费开支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也决定了它不会轻易放弃在伊拉克的既得利益，而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撤军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巩固和扩大相关收益。因此，美国会选择一种选择性介入的政策，即“在事关美国利益、又无需消耗太多资源的情况下，美将选择性介入中东事务”⑦。
伊拉克为美国实施这种政策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在制衡伊朗和干预叙利亚局势等事关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伊拉克处于关键的地缘政治位置；另一方面，不同于美军占领时期，美国需要背负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在美军撤离后，奥巴马政府意欲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综合手段，施展“巧实力”继续保持美国已经获得的对伊拉克局势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调整主要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
首先，战略目标有所降低。小布什政府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重要目标就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将伊拉克改造成为民主样板国家，进而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奥巴马伊拉克政策的首要目标则是强调一个主权和稳定的伊拉克，不再强调区域民主化问题。这顺应美国整体战略收缩的趋势。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内部的民族、教派矛盾迅速浮现。如果这些矛盾进一步加剧将很有可能威胁到伊拉克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而一个“分裂的伊拉克意味着中东地区内原有战略平衡的破碎，引发海湾安全机制、教派冲突、库尔德人和胡齐斯坦独立、难民等诸多问题”⑧。因此，美军撤离后，美国将稳定置于民主之上，更加注重通过《战略框架协议》提高马利基政府对国家控制的能力，而不是获取伊拉克政治家或者公众对民主的支持。⑨
其次，以《战略框架协议》为基础，推动建立美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2008年11月签署的《战略框架协议》为美军撤离后美伊关系的长远发展定下了基调。这一协议规定美伊两国将在政治和外交、防务与安全、文化、经济和能源、健康和环境、信息技术和通讯7个领域展开合作，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并就此成立一个高级协调委员会。⑩2011年11月，在美军撤离前夕，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巴格达并主持美伊高级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在随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拜登指出美伊两国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再次重申在《战略框架协议》规定的合作、主权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发展伙伴关系的愿望。(11)《战略框架协议》为美国在后美军时代介入伊拉克的事务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在此协议下，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文化教育和经济能源等一系列领域建立了双边协调委员会。通过这些委员会美国仍能保持对伊拉克的巨大影响力，从而将撤军后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第三，保持战略干预态势。2011年12月18日，最后一批美军战斗部队从伊拉克撤出后，美国在伊境内不再留有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但是鉴于伊拉克国内尖锐的民族、教派矛盾和出于防范伊朗的需要，美国仍保持了一种战略干预的态势。一方面，通过私人安保力量、使馆安全和情报人员、军事训练和顾问以及特种部队，美国在伊境内依然拥有相当大的“柔性”军事存在。(12)另一方面，奥巴马还在科威特保留了4000人规模的地面部队，作为应对伊拉克突发事态的首批快速反应部队。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国防重点》的报告指出亚太和中东仍是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它在亚太将增加军事存在，在中东则将维持既有的军事存在和能力。(13)为此，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并且在这些地区仍驻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形成了潜在的战略干预能力。
美国无疑是要向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虽然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收缩，但它依旧高度关注和重视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于失去了驻军这一重要因素的支撑，美国对伊拉克的掌控出现了松动，伊国内局势在美军撤离后发生了新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美伊关系的发展。
二、伊拉克国内局势变化对美伊关系的影响
美军从伊拉克撤离后，伊国内局势变化最为明显的情况就是民族、教派间的矛盾迅速浮现，并且斗争日趋激烈化。这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和安全3个领域。
政治重建是国家重建的核心，而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形式则是政治建设中的两项关键内容。2003年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建立了联邦制的国体和议会民主的政体。然而，由美国建立起来的这套“合作性”民主制度缺乏内在的凝聚力，一旦美军撤离，相关的矛盾问题势必暴露。(14)因此，当2011年12月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后，伊内部的教派、民族矛盾立刻突显，动摇了业已确立的国体和政体。一方面，中央政府陷入严重的权力争夺之中。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希米”案。(15)该案件背后本质上就是以马利基和“法制国家联盟”为主要力量的什叶派政党与团结在阿拉维以及“伊拉克名单”周围的逊尼派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在2010年10月马利基和“伊拉克名单”达成的分权协议中，马利基应该将国防和内政部长等重要权力部门的职位分配给逊尼派“伊拉克名单”的代表。但在11月新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兑现承诺，而是自己身兼相关的职位或者提名本派系的代表担任这些要职。同时，马利基还在强化总理办公室对安全机构的控制和在安全部队中安插自己的支持者。(16)这种教派间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最终结果引发了“哈希米”案。另一方面，马利基政府日益明显的集权化趋向也引起了库尔德人的警惕和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伊拉克国内政治区域化的趋势进一步突出，(17)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统一。首先，近年来库尔德族虽然已成功地进入中央政府，但它也在尽可能地借助美国的支持扩大自身的自治权力。“哈希米”案发生后，库尔德人拒绝把躲避在其自治区内的逊尼派副总统哈希米交给马利基，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因而迅速恶化。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伊境内的库尔德人至今未能就自治程度和自治区的边界问题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达成协议，关系随时有破裂的危险。(18)其次，逊尼派穆斯林由于近年来在政治权力争夺中屡屡失势，他们也开始寻求获取类似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例如迪亚拉、萨拉赫丁以及安巴尔等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省份就曾要求举行公投成立联邦区，以此表达对马利基政府集权政策的抗议。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和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将是关乎当前和未来伊拉克政局发展的关键问题。这种权力斗争延伸到经济领域就是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近年来，伊拉克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GDP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仍未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全球第三大石油出口国，石油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份提交给伊总理咨询委员会的经济评估报告表明，石油产值占该国实际GDP的比重超过63%，政府的财政收入有90%源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利润。(19)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伊拉克国内各派势力对石油的激烈争夺，因为谁能控制更多的石油资源，就意味着谁就能在伊的政治格局角力中掌握更多的资本。
库尔德自治区之所以敢和马利基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所在的伊北部地区蕴藏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库尔德自治政府执行独立的能源政策，从2005年到2009年，它先后和35家外国能源公司签署了石油协议，从中获利50多亿美元。(20)2012年4月马利基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之间的一次紧张局势甚至导致了库尔德人暂停石油出口，给中央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损失，巴格达则威胁将减少转移支付给库尔德区的资金。此外，还有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归属问题。库尔德族人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机，武装控制了这座城市，但伊中央政府并不认可，而且基尔库克归属问题不但引起邻国土耳其的关注，还会影响伊拉克联邦架构的未来发展。(21)马利基政府表现出的集权化趋势将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各派对石油资源的争夺。这种能源归属上的“派系化”、“区域化”将严重影响石油资源在伊拉克经济重建中的作用。
在安全领域，随着2011年12月美军从伊拉克完全撤出，伊国内的恐怖和暴力袭击事件频发。2012年9月9日，伊拉克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的11个城市发生连环爆炸袭击，至少造成92人死亡。从袭击的目标和手段来看，很有可能是“基地”组织所为。它表明此前在伊拉克遭受重创的“基地”组织正在卷土重来，重返伊拉克。(22)
与此同时，伊拉克民族、教派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严重影响到伊拉克国防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从2003年起，美国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装备和培训伊拉克的武装力量，使伊军队的规模达到67万人。但因教派之间的分歧、政党之争以及部落力量的渗透使得伊拉克的国防军看上去更像是“宗派武装”，只听命于某个组织和个人，而非遵守国家法律和制度。例如，在“哈希米”案后，库尔德地区的安全旅和其他一些武装力量只服从库尔德自治政府。民族、教派矛盾扩散到安全领域，严重分化了伊拉克的武装力量，也使得美军撤离后的伊拉克安全局势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总之，美军撤离以后的伊拉克国内局势呈现出一派乱象：逊尼派和什叶派政党相互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被边缘化的逊尼派试图争取自治；库尔德族人凭借油气资源积极谋求扩大自治权和自治区范围；数十万人的安全力量分属不同的宗派势力。后美军时代的伊拉克距离奥巴马所说的一个“主权、稳定和自立”的国家目标相距甚远。然而，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分化和局势的脆弱性也加剧了各派势力对美国的依赖。什叶派总理马利基希望通过落实美伊之间的《战略框架协议》，特别是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来强化中央的权力。库尔德族人则希望巩固和深化此前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将它作为扩大自治权的筹码。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也在谋求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藉以改变在权力斗争中的不利地位。2010年3月大选后，当伊拉克内部各派就权力分配问题陷入长达近9个月的僵局时，还是靠美国出面进行调解，各方才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林肯在2012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曾提到当协议批准时，当时在场的只有4个人即总理马利基、“伊拉克名单”领导人阿拉维、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和美国驻伊拉克大使。(23)足见美国仍然对伊拉克国内政治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三、地区形势的变革对美伊关系的制约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形势发生了两场大的变革：第一场是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力量崛起，掌握了国家权力，改变了地区的政治格局；第二场是2011年年初中东地区形势发生剧变，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区域大国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这两场变革的背后彰显了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和制约着美伊关系的发展。
伊拉克什叶派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迅速崛起改变了中东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得原本分散的什叶派地缘政治板块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地带。伊朗也因此拥有了历史性的机遇来扩展它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进而改善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伊朗是伊拉克的邻国，又同属什叶派掌权的国家，它对伊拉克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伊拉克国内的主要什叶派政党都与它有着紧密的关系。伊朗帮助伊拉克组建了一个什叶派集团，其中包括“伊斯兰达瓦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等主要什叶派派系。这些党派的领导人早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就与伊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受到伊朗的财政资助。伊拉克现任总理马利基就是“达瓦党”的领导人。由于实行民主选举和伊拉克国内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现实，什叶派政党将长期执掌伊拉克政权，这也决定了两伊关系将持续地好转和深化。伊朗在美军即将撤离伊拉克之际，加紧了对伊拉克的渗透，力图填补美国留下的“战略真空”。2011年7月6日，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署了6项合作协议；7月25日，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三国石油部长又签署了一项协议，建设一条贯穿三国的天然气管道；11月，伊拉克的三军总参谋长兹巴里率团访问伊朗，商议两国的军事合作。美军从伊拉克完全撤离后，伊拉克与伊朗的特殊关系突显：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拉克与伊朗一起支持巴沙尔政权，与美国的立场相悖。流亡在外的伊拉克副总统哈希米曾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通过伊拉克的陆地和空中通道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的压力下，伊总理马利基却表示本国无力检查所有伊朗赴叙利亚的飞机。
沙特是伊拉克的另一个重要邻国，它对伊朗在伊拉克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感到担忧。随着美军从伊拉克的完全撤出，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地区性大国对伊拉克的争夺将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双方都在尽可能地提升在伊的地位。(24)特别是在美国中东战略处于收缩和面对2011年年初的地区形势剧变的情况下，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相互合作，采取积极的政策来维护自身的政权安全，而弱化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遏制什叶派势力在本地区的扩张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沙特一方面向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提供援助，并利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来干预伊国内的政治发展。2012年4月5日，仅在阿盟巴格达峰会结束约一周后的时间，沙特就接待了被马利基政府通缉的逊尼派副总统哈希米的到访，使得两国关系恶化。(25)而此前，这次峰会一度被认为是伊拉克重归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另一方面，沙特还主导阿盟、海合会等组织积极推动叙利亚政权的更迭，(26)惜此削弱伊朗在地区内的实力，遏制它影响力的扩张。
总之，美国撤军后，在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上，伊朗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什叶派内部的不统一、民族主义的影响、历史问题的干扰和美国因素的存在，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7)正如伊拉克一名什叶派议员所说的：“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有许多差异：我们想要民主，他们要伊斯兰统治；我们想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他们与美国存在问题；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他们的经济是封闭的；我们认为我们是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已把它写入我们的宪法。”(28)即使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拉克虽然与伊朗持同样的立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伊国内的许多领导人与叙利亚有着密切的关系。(29)因此，伊拉克并不会成为伊朗在地区内的“提线木偶”，完全接受它的影响。2010年马利基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总理获胜，以及反对伊朗渗透和得到逊尼派支持的“伊拉克名单”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伊拉克什叶派将长期主导国家政权的现实还是为伊朗施加影响力提供了途径，也对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发展形成了制约，使得美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路走得并不那么顺畅。
从沙特的角度来看，在美军撤离以后，它会继续强化对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力量的支持。这不仅影响到了伊国内政治的稳定，也造成了它与什叶派当权的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伊拉克和沙特的交恶将美国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沙特等海湾国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与伊拉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而巩固它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如果伊拉克无法与沙特等周边国家修好关系，重返阿拉伯世界，这将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整合。
四、美伊关系的现状和展望
美军虽然撤离了伊拉克，但通过美伊之间的《战略框架协议》的逐步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已具雏形。政治上，美国依旧对伊拉克国内政局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不仅在伊拉克分裂或对立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还通过政治、外交手段积极参与和帮助伊拉克完成战后的政治转型，巩固它的民主体制。作为主管美国外交援助事务的国际开发署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通过选举支持、行政管理改革、治理能力强化和公民社会建设等多个援助项目，(30)致力于推动伊拉克民众的民主参与、实现民族教派间的和解以及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也使得美国的影响力深入到了伊拉克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
经济上，伊拉克战后重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出于带动国内经济复苏的需求，美国与伊拉克的商贸联系在逐渐加强。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统计，从2010年到201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贸易增长率高达48%，从16.4亿美元增加到了24.3亿美元，并且主要集中在石油设备、机械建设等领域。(31)此外，根据美伊之间的《战略框架协议》，双方还建立了商业对话机制，旨在强化两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为美国企业在伊拉克捕捉商机提供便利。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关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尤其会重视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因为美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安全防务上，美国不仅为伊拉克的安全力量提供技术援助和训练，还是伊主要的军事装备供应商。2011年9月，美军撤离前夕，奥巴马政府向伊拉克出售了45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包括18架F－16战机。仅在2012年12月，美军就向伊拉克海军移交了2艘近海支援舰，向空军交付了3架C－130运输机。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库尔德族拥有自身武装的情况下，马利基政府迫切希望获得美国的军备来提高中央政府与库自治区交涉的底气。
在外交领域，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展开了积极的互动。自美军撤离以来，美国的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主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中高级官员悉数到访过伊拉克，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和副国防部长也到访过华盛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外交小组几乎天天与伊总统塔拉巴尼、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和议长纽贾菲等高级官员保持联系，与总理马利基以及他的高级助手也接触频繁。(32)在最近一次召开的美伊双边协调委员会上，双方还谈及叙利亚局势，美国希望伊拉克能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确保边界安全。
以上这些领域的密切联系和合作说明美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有明显的机制化趋向。即使是美军的撤离也并未让伊拉克偏离美国设定的战略轨道，美仍掌握着对伊拉克局势的主导权。未来美伊关系的发展，伊拉克能否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期望的坚实的战略伙伴将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伊拉克国内分裂的民族、教派势力能否实现真正的和解，团结在宪法和国家统一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良性的政治竞争，使伊现行的民主制度有效地运转。伊拉克现阶段的事实说明宗派间的权力争夺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国的战后重建和发展进程。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伊拉克就无法成为一个主权、稳定和自立的国家。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必然削弱伊拉克的国家实力，降低其在地区内的地位，无法成为美国希望扮演的中东地区重要伙伴的角色。相反，如果伊拉克成功实现战后的政治转型，政局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那么它将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板国家，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
第二，美国是否具有一个整体性的地区战略，并将伊拉克纳入其中。奥巴马政府伊拉克政策的第三步就是全面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之中。然而，“美国进步中心”的一份报告就曾批评奥巴马的伊拉克政策过于强调伊拉克的主权，伊拉克人的自主性，而缺乏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性战略并将美军撤离后的伊拉克纳入其中。(33)美国地区性战略的缺位也给伊朗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力提供了空隙。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观察，伊拉克国内的政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2003年单方面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缺乏国际社会的支持，更是违背了伊拉克正常的历史发展轨迹。有学者就曾指出在一个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国家引入民主制度的时候，两个因素将成为引发这个国家冲突的导火索：“第一，在进行民主化与构建具有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前，这个国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公民社会网络；第二，‘弱政府’无法保证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法维护他们的民主参政权利，使他们免于暴力伤害和享受到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务。”(34)伊拉克正符合上述情况：以民族、教派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使得社会高度“碎片化”；中央政府陷入权力争夺的漩涡之中，无法有效发挥基本的公共功能。如果美国保持持续性战略介入，例如长期驻军和投入巨资用于伊国内重建，并且坚持相当长久的时间，局势也许会有所好转。但在美国整体实力衰退、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已经不是它的战略重点。因此，美伊之间的关系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只会围绕《战略框架协议》展开基本的互动合作，不会有进一步深入的发展。
同时，美国仍旧掌握着对伊拉克局势的主导权并且保持着一种战略干预的态势，伊拉克在直接介入当下叙利亚危机和应对伊朗核问题上又处于关键的地缘政治位置。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不能排除美军有重返伊拉克的可能。近期就有消息称，约3000名美军“秘密”回到了伊拉克，部署在各军事基地。(35)一旦美国将伊拉克作为“西窥叙利亚，东抗伊朗”的军事跳板，那么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获得的战略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raq Energy Outlook—World Energy Outlook Special Report, October. 9, 2012.
②James Denselow, "The US Departure form Iraq Is an Illusion", the Guardian, Oct. 25, 2011.
③The White House, "U. S.-Iraqi 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Security Agreement Historic agreements will advance a stable Iraq in the Middle East", Fact Sheet, December 4, 2008.
④Barack Obama, "Responsibly Ending the War in Iraq", February 27,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of-President-Barack-Obama-Responsibly-Ending-the-War-in-Iraq/.［上网时间：2012－12－10］
⑤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May, 2010.
⑥赵伟明．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J].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第6页．
⑦参见牛新春．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J].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45—54页．
⑧魏亮，李绍先．伊拉克重建之路剖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第3页．
⑨Emma Sky, "Iraq, from Surge to Sovereignty, Winding down the War in Iraq", Foreign Affairs, No. 2, 2011, p. 9.
⑩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 for a Relationship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Iraq, Baghdad, November 17, 2008.
(11)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U.S.-Iraq Higher Coordinating Committee, November 30, 2011.
(12)孙德刚．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调整：从刚性基地到柔性存在[J].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55—66页．
(13)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January 21, 2012.
(14)参见汪波．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人分离主义新危机[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3期，第35—44页．
(15)所谓“哈希米”案是指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授意伊最高司法机构在2011年12月19日(美军撤离后第二天)以涉嫌恐怖活动为由逮捕逊尼派的副总统哈希米，并于2012年9月对其缺席判处绞刑。哈希米对此指控表示否认，目前他仍在国外避难。
(16)ETH Zurich, "Iraq after the US Withdraw: Starting into the Abyss", CSS Analysis in Security Policy, No. 113, May 2012, p. 4.
(17)参见魏亮．浅析美军撤离后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安全环境[J].西亚非洲，2012年第4期，第78—79页．
(18)ETH Zurich, p. 3.
(19)USAID/Iraq Office, Assessment of Current and Anticipated Economic Priorities in Iraq, Oct. 4, 2012.
(20)Perry Williams, "Iraqi Kurds to net 5 bn from Oil Contracts",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May 2008, p. 44.
(21)敏敬．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归属问题及其影响[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3期，第45—50页．
(22)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13/4179675.shtml.［上网时间：2012－12－27］.
(23)Antony Blinken, "White House Adviser on New Partnership with Iraq", Remarks at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C, March 16, 2012.
(24)海德．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和沙特的抗衡[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9页．
(25)Liz Sly, "Iraq""""s relations with Arab world deteriorating days after Bagdad summit",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2012.
(26)参见陈双庆．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J].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43—48页．
(27)岳汉景．伊朗对伊拉克影响力评述[J].国际展望，2012年第4期，第115—127页．
(28)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上网时间：2012－12－24］
(29)James F. Dobbins, Ellen Laipson, Helena Cobban, Lawrence J. Korb, p. 10.
(30)参见国际开发署驻伊拉克机构官网，http://iraq.usaid.gov/.［上网时间：2012－12－24］
(31)http://export.gov/iraq/eg_iq_045237.asp.［上网时间：2012－12－24］
(32)Antony Blinken, "White House Adviser on New Partnership with Iraq", Remarks at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C, March 16, 2012.
(33)Brian Kaulis and Peter Juul, "Iraqis Take Back Their Country, Iraq""""s Election as U. S. Policy Transi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Paper, March, 2010, p. 2.
(34)Andreas Wimmer, "Democracy and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in Iraq", Survival, Vol. 45, No. 4, 2004, p. 116.
(35)中新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8/c_124013636.htm.［上网时间：2012－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