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央银行的决策始终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近一个世纪以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曾将“绝不解释、绝不辩护”（Never explain, never excuse）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事法则。1931年，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厄内斯特·哈维（Sir Ernest Harvey）在接受麦克米伦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又称英国金融与产业委员会）质询时宣称：“至于那些对我们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委员会或许不完全同意）没有回应的必要。这种辩解，无异于让一位女士为她的贞洁辩护”。质询者为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传统中央银行家的傲慢与固执，可见一斑。
而在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来，中央银行故作神秘的姿态，不过是想让“自身的责任最小化，且威望最大化而已”。
最近几十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货币政策理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高通胀，使货币当局认识到强化通胀预期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论证了预期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并指出，中央银行通过与公众的良好沟通，传递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货币政策决策信息，不仅能够提高市场效率，还能够增强自身政策的可预测性，从而有效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思想转变催生了政策层面的变革。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纷纷调整制度与政策，大力提高信息和决策的透明度，并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欧洲央行前任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2005年曾表示，“平心而论，公共沟通本就是货币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伯南克更是不遗余力地提高中央银行透明度，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反复强调公共沟通的重要性，“（更好的沟通）可以让家庭和企业更好地理解美联储决策以及其未来变化的逻辑，这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008年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促进危机后复苏的过程中，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是短期利率调整）失效，通过“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进行的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作用日渐突出。2013年，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耶伦（Janet L. Yellen）在演讲中用“革命”（Revolution）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中央银行沟通在当下的广泛应用，并指出，“公共沟通”（主要指“前瞻指引”）和量化宽松政策一起，已成为美联储在极端情形下最为倚重的两大非传统政策工具。当然，在耶伦看来，引发这一“革命”的动力，不在于技术和理论的创新，而在于中央银行理念的改变，即对当今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下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与途径，有了全新的认识。
常规货币政策沟通
中央银行沟通是中央银行面向公众的信息供给与交流行为，其沟通的信息主要涵盖货币政策框架（目标、决策和实施机制）、具体政策和操作、经济金融现状披露、总结与前景分析、政策路径展望等内容。
1.货币政策框架沟通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关于货币政策框架（即制度性信息）的沟通均比较明朗化，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如各国的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手册、货币政策指南与说明等书面方式，来公开其法定使命、决策程序和流程，目的在于加深公众对决策的认识，了解中央银行的目标、效用和行为方式，这是顺利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其中的重点是货币政策目标的沟通。
比如，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联储（FED）货币政策目标在中长期被确定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利率水平。对这三个目标，美联储并未区分其重要程度，也不对外公布中短期量化标准，以往人们从其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来间接推论其目标与行动规律，如泰勒规则。
2.货币政策决策沟通
有关决策信息的沟通，主要包括决策过程信息和决策结果信息披露等，例如，央行会公布货币政策讨论的会议记录、投票结果以及货币政策公报。比如，从2003年8月开始，美联储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结束的当天就发布政策公告，宣布利率是否变动以及变动的幅度；两周后公布会议纪要以及对具体政策措施的投票率；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对外公开发表完整的会议记录，包括会议讨论的议题、结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以及有表决权人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等。欧洲中央银行则采用新闻发布会和公报的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决策信息。每次货币决策之后，欧洲中央银行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管理委员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会议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
3.经济信息沟通
经济信息沟通主要包括经济、金融和货币等原始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及公布，帮助公众理解货币政策出台的具体环境和背景，利于当前政策推行。而关于经济前景的未来展望和说明，则属于前瞻性信息沟通，便于公众理解未来政策的可能变动，并及时作出反应。
无论是“后顾性”还是“前瞻性”的经济信息沟通，其目的均是减少公众和央行在关于经济系统客观运行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统计信息披露、经济货币运行状况分析和前景展望的定期报告制度，以及应对突发经济状况的新闻发布制度等。
后危机时代的“前瞻指引”
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短期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的困境，严重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效力。为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一些中央银行开始积极尝试引入各种“前瞻指引”手段。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前瞻指引”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经济前景和政策的展望，其中最主要是对货币政策变化路径的说明，如短期利率水平能维持多久，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量化宽松和质量宽松）何时结束、怎样退出等。“前瞻指引”的具体方式，则从起初条件较为模糊的开放式指引，逐步过渡到明确政策持续时段的“时间指引”，再到强调门槛的“状态指引”，条件日益清晰。
1.开放式指引
开放式指引是最早采用、应用最广的前瞻性指引类型，是指货币当局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路径提供定性指示（Qualitative indication），揭示改变未来货币政策的原则性条件。典型的措辞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通货膨胀压力没有显现，将维持现行的低利率政策不变”等。
美联储在2003年-2005年期间采用了开放式指引。2003年政策利率接近零，FOMC宣称“相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宽松的政策”。2004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FOMC发出了货币政策可能变化的信号，1月宣称“将很耐心地（等待）解除宽松货币政策”；5月，宣告“宽松的政策将逐步以可量化的方式退出”，直到2005年提高利率。
2008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重新启用了开放式指引。2008年12月，FOMC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削减到0%-0.25%，并称“经济疲弱可能需要联邦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较低水平”；2009年3月，一段时间的措辞被“较长的时间（an extended period）”取代。
开放式指引的措辞相对模糊，为货币当局预留了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就政策沟通而言，并没有给公众提供太多的信息，有时还可能引起误解。例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多长？通货膨胀压力怎么去评估？这些难以具体量化的信息，还需要货币当局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2.时间指引（“Time-contingent”Guidance）
时间指引，即明确指示未来货币政策将可能在“何时”发生改变，例如，将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加息，耶伦也将其称为“日历指引”。
加拿大央行最早采用了此类指引。2009年4月，加拿大央行宣称将根据通货膨胀的前景，维持政策利率0.25%直到2012年第二季度，同时强调将其超额流动供应计划的日期同样延长。
2011年8月，美联储从开放式指引转向时间指引，尽管6月指出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超低位，8月，FOMC宣称预期低利率将至少持续到2013年中期，随后FOMC在2012年1月宣布将维持低利率的时期延长“至少到2014年底”，2012年9月进一步宣称将维持到“至少到2015年中期”。
与开放式指引相比，时间指引提供了相对比较明确的时间信息，易于公众理解，但却存在显著的缺陷。首先，它并没有向公众提供关于当局如何根据未知的变动作出反应的信息，而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使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相应作出调整，如果中央银行不能更充分地披露其决策依据，该方法仍无从建立公众的合理预期；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果公众误解了其条件性而将其视为政策承诺，则当央行没有实现该时间指引或者一再修正时，可能损及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3.状态指引（State-contingent）
状态指引，即货币当局在未来路径变动的指引中，更进一步地明晰可能引发政策变化的经济条件。美联储在2012年12月明确指出，“只要失业率仍在6.5%以上，未来1年到2年的预测通货膨胀不超过公开市场委员会认定的2%的长期通货膨胀稳定目标以上0.5个百分点（即不超过2.5%），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仍在锚定范围内，将继续维持当前的超低利率水平。”随后，美联储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门槛，同时亦发布了其对于低利率持续期的看法，即“在资产购买计划结束以及经济复苏增强后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均是合适的”。
通过将货币政策路径与具体的经济条件相关联，状态指引给予公众比较明确的政府反应函数的信息，有助于公众理解政策变化的原因和变动方式，并调整未来政策变动预期，降低了关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如果门槛设置得当，则其预期指引效果是最清晰的。
但是，该方法实施依赖于两个方面：如何选取指标（能反映对通货膨胀、产出、就业、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权衡）以及“门槛”值是多少（能反映中央银行对于经济运行变动规律和现实的认识）。
少的指标或过低的“门槛”可能忽视了经济现实的复杂性，导致过早地变动货币政策，或误导公众预期央行会不必要地过早退出。因此，状态指引的“条件性”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也是公众沟通的重点内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条件指引中所列的经济条件，是政策可能调整的门槛而非触发器，即政策改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正如伯南克反复强调的那样，央行会在门槛条件满足时重新评估政策变动（并根据其他条件权衡），而非自动触发政策改变。强调“门槛”和可能存在其他条件，有助于避免公众断章取义，过于聚焦具体“条件”，而忽视了央行最终的使命和目标以及经济的复杂性。
中国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自1994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数据以来，央行的神秘面纱也在一点点揭开，货币政策目标、决策机制和金融经济相关信息的披露日益加强。
1995年颁布、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1996年开始，人民银行将狭义货币供应量（M1）正式确定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每月公布M0、M1和M2的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贷款、储蓄存款和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并宣布每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标。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对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会后公布会议决议。从2001年起，央行开始通过网站以及印刷版形式按季度向公众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包括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与展望等。
为提高中国金融统计的透明度，方便公众获取金融统计数据，从2004年起，人民银行开始发布每年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时间表，并且根据金融创新的情况，从2011年起，开始引入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月度数据，将其作为重要的监控指标，以弥补货币供应量指标的不足。
上述这些措施，使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常规性的货币政策沟通框架也基本建立，中央银行维护最终目标的可信度明显改善，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人民币坚挺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从国际实践以及国内近期的一些探索来看，在中央银行沟通方面，还有许多亟待加强之处。
其一是有关政策执行过程的沟通不够充分，透明度较低。例如，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季度会议，只公布决议而对整个过程（会议纪要或投票）并不公开；央行对制定政策所依据的经济数据以及所依赖的决策模型鲜有说明；在多目标的情况下（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对各个目标赋予的权重如何，也没有及时向市场解释和说明。所有这些做法，虽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但由于缺乏公众监督，极可能导致中央银行政策的短期化和不连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望公众能形成合理且稳定的预期，不仅会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可能加大经济的波动。
其二是前瞻性指引相对较少。前瞻性指引可以引导公众预期与中央银行政策路径保持一致，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处于不稳定或下行区间，名义利率调控失效的状态下，前瞻性指引的重要性更显突出。目前来看，人民银行在前瞻指引方面的实践相对保守，很少就未来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态度发表明确的观点。多数时候，中央银行对经济趋势的表述都是“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政策态度都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难以让人准确把握其真实想法，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来引导公众的预期和行为了。
其三是应加强针对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可能危及金融稳定的事件的沟通。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波动性不断加大。同时，随着科技与传媒方式的创新与发展，社会公众制造、获取信息的机会和速度也在急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范围。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孤立的事件，比以往更加容易扩散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需要针对这些有可能上升为系统性风险的事件，作出更及时的反应和沟通，以避免市场风险的升级与扩散。就这点而言，2013年6月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及时沟通的重要性。
从国际趋势看，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创新，中央银行沟通仍在发展和完善中，沟通策略和沟通方式受制于一国的制度、文化、央行的独立性和公众的信息解读能力等，并不存在最优的沟通策略。对中国央行而言，在经济社会变革重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相对单一，市场预期不稳定的客观环境制约下，提高公众沟通能力、有效引导预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短期来看，只能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基本的政策沟通框架，包括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增加对经济前景的量化预测、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加大新闻发布会的频率；增加经济和金融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增强突发事件的沟通，尝试进行细化的前瞻性预测和政策展望等。长期来看，加强中央银行沟通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工具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应在货币政策框架制度和理念层面，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树立央行的“信誉”，才能有效地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