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时隔两年，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不过如同该书作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言，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美国经济陷入那种不得不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外界力量寻求援助的困境。
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
美国统治的技艺与局限
作为在二战后主导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体，美国无疑具有诸多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要素：完备的产业体系与研发机构，极为充盈的教育-科研资源，对于学科建构与课题设置的主导地位，引领科技创新的能力；遍布全球的带有美国背景的经济-金融机构、文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军事-情报机构，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美国利益在全球的延展-实现机制；一种有关美国之民主、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在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被称作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被塑造、传播为“普适”价值，从而使美国得以占据道义高点，保持对于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感召吸引。
相对于民主国家这一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指称，更符合其实际的标识应该是混合政体的帝国形态。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依照这样的一种谱系学说，美帝国是罗马帝国-英帝国的唯一正当继承者，从而得以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统治技艺。混合政体的特征意味着，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粗略而言，总统制、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可视作上述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依照西方传统政治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与波利比乌斯对于混合政体的描述，它相较于任何一种单一政体都更为稳定健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恰好可视作对于这一古老论断的应证。混合政体得以良好维系运转的关键，在于上述三种因素始终保持某种适宜的比例从而达到富于张力的平衡，这确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实践，也正是有赖于此，保守封闭的中西部内陆与开放多元的东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机共存，中央政府与各州达成较合理的权力分配，这都赋予了美国相较于欧洲更大的活力、更强的自我认同、更有效的政治决断与组织动员能力。在此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地位绝不是偶然获致的。
与曾经的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类似，美国采取内外有别、内宽外忌的国家-国际战略：处于帝国之外的政治体，依照敌友原则进行严格区分，使自我阵营的其他成员服从服务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动员一切资源削弱乃至颠覆敌对阵营之政权；对于帝国内部，在确立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宽松自由的统治，既可借对抗帝国敌人的名义凝聚共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又会利用全球范围获取的超额利润弭和内部利益纷争，使国内的各类矛盾基本处于可控范围内而不致激化。
与之前的帝国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一扩张停滞，则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百余年间，美国无疑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其认同循环机制的积极因素体现得极为充分，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一极独霸地位的初期，这样的一种认同达到了顶点。盛极而衰，这是天理人事之必然，美国同样无法避免帝国因其扩张停滞而陷入整体性危机的历史规律，9.11事件是这一过程启动的标志，2008年大规模爆发并至今仍在延续、深化的金融-经济危机，正是这一过程持续深入展开的表征。
这场金融危机，其直接起因在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的严重违约，其诱因则在于由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更可以追溯到1971年美国政府通过《史密森协定》事实放弃美元金本位制与1973年美元固定汇率制的正式废止，以及由之引发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如果不把这看作是崩溃的话）。美元与黄金脱钩进而建立单一美元本位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这一事件的实质在于美元发行放弃了外部约束，从而使得对于美元主权信用的恶性透支成为可能。这种信用可以无限透支的幻觉，既是资本追求无限自我复制与增殖之内在逻辑的意识产物，也通过资本逻辑被加以实现。以资本统摄一切社会资源，以金融资本统摄产业资本，以正是建立在信用无限透支假设基础上的资本逻辑不断延展所必然达致的后果。而通过这种信用透支所带来的现实物质财富增加、生活质量提高，本身又与美国社会的政治认同需要相契合，因而这种以超前消费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为标志的生活方式，反被认作是美国社会之优越性所在而被赋予了正面甚而神圣的价值。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具有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以投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不断地放大所使用的杠杆比例并创立各类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对照如此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自六十年代以来便已呈竞争力下降趋势的美国制造业进一步丧失研发创新乃至自我发展的动力，从而造成整体制造业的持续萎缩与大规模迁移。制造业的空心化与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共同导致美国家庭、产业、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断延续、恶化：美国的政府债务上限逐年提升，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八十年代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超过100%，并造成2013年10月1日起长达两周的政府关门。而美国的整体债务更是达到了近80万亿美元、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50%的骇人程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上述问题的集中爆发，也进一步造成各类纷繁复杂之矛盾的交错与深化。
如果我们将上述事件-过程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R. Brenner,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1998”, New Left Review 1998, I/229: 1-264, 39-137页；”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 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2002, 9-24页;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3-115页。本文极大地得益于已故美籍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成果，因其作品在国内有多种对其不同之译名（如阿里吉），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时一律作阿瑞吉。 ]：
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而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至1914年的爱德华时代，利润率迅速恢复到较之萧条前更高的水准，从而被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流金岁月”（belle époque）。
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直到“广场协定”及其后续协议在几年后触发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以德国与日本工业的长期低迷为代价重新回升，并直接导致了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泡沫。
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呈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之赶超的不平衡发展（对于前者是美国、德国赶超英国，对于后者是日本、德国赶超美国）。当主要后发国家赶上原来的先进国家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过剩及与之相伴的利润率下降便成为确定的趋势并不断自我强化。而这一趋势的扭转，至少在表面上，都建立在老的领先国家通过以其为中心的系统金融扩张实现盈利能力回升之基础上: 英国利用其金融业及服务业的优势，得以弥补其在工业领域的不足；美国则直接操纵干预了美元对于马克与日元的大幅度汇率变动（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汇率干预策略），从而导致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回升及外国资本向美国市场的涌流。
然而，就其深层而言，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英镑与美元分别是各自时代的世界主导货币），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被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发生的空前经济危机所彻底终结。这让我们必须更为严肃地评估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持续影响、可能后果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前途。尽管道琼斯指数在最近几年高歌猛进，创出新高，似乎标志美国已经告别金融危机，走上复苏之路，但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成为习惯的高强度货币超发、几乎无法靠经济增长加以覆盖的巨额债务孳息、令所有预测者惊异的环比下跌2.9%的2014年度一季度GDP终值，都清晰分明地指向美国整体经济的衰颓。在一场因金融过度扩展造成之虚假繁荣破灭的严重危机后，金融资本对于整体经济的掌控影响不但没有削弱，还借着量化宽松等制度化方式进一步得以强化，这无疑是金融资本对于美国所拥有之霸权的严重透支。
所谓霸权，如果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是指一个支配群体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自己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一种“权力膨胀”（与必须要借助武力或武力威胁才能实现统治的“权力紧缩”相对），它源于支配群体有能力获取普遍的信任，将其统治令人信服地呈现为不但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从属群体的利益[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57-58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62,31-36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46-153页。 ]。这与肇生于古希腊语的西方语言中霸权一词之词源相吻合：古希腊语之 hēgemonía（hēgemōn“领袖”）源自动词hēgesthai“引领，率领，引导”，它对应于拉丁语中的ducere，而不同于表拖拽之义的trahere（参考斯多葛派的名言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运引导心甘情愿者，裹挟不情愿者”）。对照汉语语境，这个意义上的霸权，与儒家对于春秋五霸之评价有可通之处（把持王者之政教而犹有尊王之义），如果参照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则介于以德教为主之王道与以强力为胜之霸道之间。
自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以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缔结的《威尼斯和约》为标志，近代欧洲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英国主导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1873-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历时75年左右，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
尽管荷兰与英国的霸权内在结构具有重大的差异（荷兰主要是商业中心，其维系的世界贸易体系也是较单纯的商业体系，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还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世界工厂”，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它既是中心票据交易所，也是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但其霸权转移的过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和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霸权主导者原有之其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而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最终在老霸权之影响延绵最长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对于世界秩序的重组[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45-89页，特别是69-75页；阿瑞吉，《漫长的二十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0-94页。 ]。
当下的美国，与曾经的荷兰特别是曾经的英帝国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持续近七十年，在其最初的二十年中，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异乎寻常的高度繁荣（可以与霍布斯鲍姆意义上1848-75年的“资本的年代”相媲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与德国实现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并成功赶上美国，1965-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此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 G.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w 2005, 3: 173-208页。]。以金融扩张缓解、对冲制造业竞争力不足，这与英帝国当年的策略选择本质上无别，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日之程量，甚而超出当时所能想象之极限[ 2007—2010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额存量分别为630万亿美元、743.5万亿美元、637万亿美元和618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略有下降），分别为各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12.57倍、10.9倍和10.13倍。]。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极为复杂周密的动态系统，一种复杂的终端产品需由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生产环节构成，这决定了它绝不可能被简单移植或机械复制，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一种带有“活性”的生态系统。经历了自六十年中期以来不断产业空心化过程的美国，如果需要全面的再工业化，如同其高层所一再宣称的那样，不但要考虑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更要考虑一种富有活性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培育壮大所需的漫长生命周期。
造成英国霸权动摇的1873-96年大萧条，催生了横向合并（通过联合、兼并实现聚变）与纵向一体化（以打通供应-生产-消费的联系实现聚变）的趋势：德国在两个方向的发展中都大获成功，从而成为希法亭所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美国不断着力于纵向一体化的努力并最成功地实践了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而英国由于更加专注于其世界商业及金融中介的地位，则在两个方向上均行动迟缓，从而彻底丧失其在产业层面的优势[ A. D. Jr.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1990; 阿瑞吉/西尔弗，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34-47页。]。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其的特权，无法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适应新的趋势，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所在。在此意义上，美国正如同当年的英国一样，满足于享受在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特权，以一种类似自我催眠的状态淡化、回避、否认它所面对的真实深切的危机。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没有类似印度这样的庞大海外殖民地，可以供其直接榨取现金与军事资源。霸权时代的英国可以在印度以几乎无偿地招募数目庞大的兵员，这些完全由印度人资助的军队组成了英国进行海外拓殖与战争的重要力量，而通过“领土管理费”这种极度不合理的要求印度为其被剥夺的权利向英国付费的制度，英格兰银行对印度外汇储备的控制，对印度货币的汇率操控，利用印度对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对其他所有国家的顺差，英国将本国的贸易赤字直接转嫁给印度，从而保持与各国的收支平衡，维持以金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和头号债权国的地位[ B. R. Tomlinson, “India and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975, 12(4), 337-80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71-2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32-35页，190-93页。]。而缺乏此种直接转嫁条件的美国，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当其一旦成为某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性战争，都会造成国内极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问题，这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美国霸权所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尽管它拥有利用其金融特权对其它国家发动金融战争实施大规模财富掠夺的新型手段。
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是此前的霸权国家不曾经历甚至不曾预期的新情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对于美国比曾经的荷兰与英国更为突出。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和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霸权，从来都意味着某种不断向外征服拓殖扩展的张扬态度，则美国不单出于其文化、更出于现实的利益，必须将这种张扬的态度体现到极致。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高度世俗而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相关联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新型世界秩序以联合国为主要载体。不同于以19世纪民族联合大会精神指引的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联合国高度体现了美国的政治思维与理想。冷战的背景也并未削弱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政治联合体之正当性。这种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混杂着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征的世界大同主义与高度实用主义的以美国对世界货币与军事力量之控制制度化为目标的霸权诉求。因而，在其霸权的全盛阶段，美国得以将自己对全球层面的暴力垄断赋予某种代表世界政府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得以将其所发动的若干战争描述为世界警察的行为而非传统意义的战争。
然而，伴随六十年中期以降其霸权出现危机信号，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内在意图过程中遭遇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霸权的内在局限。小布什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始，标志着美国，不但早已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始终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不但无法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它本身就构成对于世界其它国家安全稳定的威胁，甚至其自身的安全稳定都面临着
重大的威胁。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美国的霸权比荷兰或英国都更依赖源自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的额外权力，因而，美国比它的前任更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对于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与认同的加速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其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之主要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毫不掩饰地以“新罗马帝国”作为对进入新世纪的美国之筹谋期许，从而极清晰深刻地点出了隐藏在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自由主义话语背后美国的帝国本质；然后，正是伴随着美国公开自比于罗马帝国而导致其帝国特征的强化，所有曾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瓦解的要素也因其召唤而更分明地呈现于它的现代继承者身上。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将其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世界。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ducere，而是不再顾及长远后果纯然勒索性质的trahere，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而发生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 R. Guha,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in R. Gupta, ed., Subaltern Studies, IV, New York 1992, 231-2页。]。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体现其既有霸权逻辑的世界体系仍在延续，在它被新的世界体系完整取代前，美国还可以至少部分地维持这种“非霸权支配”的地位。这一阶段，类似一战结束至二战结束之间的时代，可以视作新旧世界体系的某种过渡状态。无疑，这个阶段的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拥有更丰富多样的可能与选择。
中国作为后美国时代世界体系的领导者？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对以往的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揭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 尽管基本沿用阿瑞吉有关霸权更替的理论，但相对于阿瑞吉提出的体系“动态密度”的概念，体系活性或许更能反映我理解的世界体系不再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系统，也是/更是一个由各种生物体活动构成的生态系统。参见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36-40页。]。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的新世界体系之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当今世界，唯一符合上述要求的只有中国。
对于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前途，在西方表现为强烈的忧虑，在中国则为强烈的质疑。
西方忧虑的核心，早在中国崛起的态势远未如今天这样清晰呈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已通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走出西方时期”的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描绘得以表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与之呼应的是，此后不久约瑟夫?奈直接在其指导下完成的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堪忧虑的发展[ S.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3, 1993, 3:22-49; J.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4: 90-102。 ]。尚处在冷战胜利后的巅峰时刻，美国的富有远虑的思考者已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深感不安，他们因为深切知晓16世纪以来西方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便深切忧虑中国会以西方曾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西方。在过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美国与中国的强弱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后，这种忧虑更是几乎深入骨髓。
中国对于自身发展的质疑，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将西方视作自我发展可不断追随、模仿、接近却无可超越之理想型的精神依赖，自1848年以来面对西方不断斗争又不断失败形成的心理创伤与暗示，对于此种几乎不可战胜之庞然大物的高度敬畏中形成的仰视艳羡和相伴而生的自我贬抑习惯。这种种心理陈习与对于既往中国发展路径中存在之各种问题的焦虑交杂在一起，辗转相生，陷入不断自我强化-放大、循环往复的苦恼意识中。对于持有此种苦恼意识者，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因其无法用任何一种既有的西方理论范式加以解释，变得诡异而危险，他们不断预言，这样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增长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以灾难性的崩溃方式被终结。尽管形形色色的崩溃论自二十余年前便不断涌现并不断被事实证伪，但当集体心理进入某种强烈的自我暗示与循环后，崩溃反倒因其一直没有到来显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现实意味了。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它国家-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超常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与把握，更要能将中国及为以其代表的东亚体系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我希望在未来以“现代性的两种路径：16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专著中展开讨论，这里只能粗略地勾勒其轮廓。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级之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5-56页。有关三维市场经济的论述，另可参看史正富，“史无前例的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57-72页。]。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1. 能吸收容纳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2. 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论1.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传播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中国定性为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适合承接“三来一补”之类低端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项目的落后国家，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与产业布局的依据。然而，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成长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如果不带偏见的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
这种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是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的（交换活动只能使优势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恰恰相反，它是这样的交换得以有意义进行的前提。这意味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毛泽东时代。
不同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毛泽东时代之整体发展路径可以被概括为赶超式的自主发展，即最大可能地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克服物质及精神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并超越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之现代国家的转化。这种以自主性及超常规跨越式前进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勇毅决绝，在最大限度地激发最广大的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使得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时间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任务。由于在消费与积累之间对于后者的极度强调，这一时期的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性领域而对于个人生活之影响较小，客观上造成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脱节，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淀而较少地体现于当时，使得这种迅速工业化的成就及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往往为人所忽略或严重低估。
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这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表述-定性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在中国改革时代的实践中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之诡计”（List der Vernunft）的自我实现。
论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深刻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突破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大跃进与文革可视作是此类实践的极端化形式）。它以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导致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极大地区别于苏联东欧式的典型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赶超式自主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实际出发，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这正是改革时代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极之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此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别是3-52页; 白钢，“以中国道路扬弃‘苦恼意识’：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观察与交流》第135期，2014, 1-14 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分权化情态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之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存在与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之认同与地方对中央权威之认同、中央对地方之自觉权力让渡与地方对中央之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别于因利益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制度自我协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于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
三维市场机制的形成，是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竞争型地方政府”这一维度，意味着政府在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与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双重地位之间的动态均衡，其实质在于双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均衡。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均衡显得尤其难得：这意味着，在以无限自我复制为目的资本力量于每时每刻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壮大的同时，政治的力量也在相应增长，从而得以制约-利用资本而非全然为其所制所用。这种可以不断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当然不可能源自高度科层化与职能细分的专业行政机构，而必须归于具有高度政治意识、政治意志与政治主体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裹挟摄纳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后，开始了极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其缔造的人民共和国，不但对应于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政党，更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主体性之源泉[ 白钢，《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答客问》，《观察与交流》第76期，2011。]。这也是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虽有各种试图使共产党“去政治化”的主张泛起，但其主体性始终得以保持的根本因缘所在。正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且其主要成员多为同级之党委成员，因而其作为经济主体逐利的冲动始终受到共产党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路线方针政策之引导与限制，这种党的政治主体性对于资本逻辑的控制驾驭，尽管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引往往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生涩而欠圆熟、权宜而未究竟的状态，但恰因其存在而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地位不会根本上有损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正当性，从而使得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得以有效保持。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当这一世界体系的雏形在西欧生成时，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处于某种依自身逻辑充分发展趋于老熟进而停滞的状态[ 亚当?斯密曾多次在《国富论》中以中国为高度富裕、成熟而趋于停滞的国家代表，某种符合斯密意义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代表，即伴随资本的不断累积与竞争的不断强化，资本投资收益率不断趋于下降而导致其“财富完全达到该国土壤、气候和相对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对于斯密而言，绝非落后的标志，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国度或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带有普遍意味的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上卷，65-66页，87-88页，182-83页，198-99页，338页，引文见87页。另参见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41-42页，49-55页。]。进入十九世纪，这一新兴的世界体系依托科技进步（特别是军工产业的发展）与较之前现代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的极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使得直至此时仍在经济总量上对其并不处于劣势的中国与东亚被迫中断自我逻辑的延续，被作为落后的一极嵌入此种世界体系中受其支配。
在中国极艰剧痛苦的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之伟大实践。这一实践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地突破了原有世界体系的格局规制，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于霸权支配关系的生存-发展可能。这是中国被摄入世界体系后第一次能量跃迁。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中国在经济总量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龙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能量跃迁。
当下的中国，处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关口。在美国霸权事实终结的境遇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及其取向尚未确立。同样未定的，是中国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处、如何作用。经历自鸦片战争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反复求索之大难与大幸中实现两次能量跃迁，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如果满足于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做一个简单的趋势追随者或参与者，不智亦不义：不知己所应行是为不智，有负天下期许是为不义。而如果要担当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角色，则必须选择，作为既有世界体系通过霸权迭代产生的霸权继承者，或是超越此种霸权结构，而另立一种新的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并将此可能性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出来。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通过最强势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势力扩张建立起来的一种包含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的普遍秩序，它第一次将自然与人类共同纳入完整的世界系统，将二者共同视作实现资本无限自我复制可进行征服、剥夺、索取的对象与工具，依照资本的逻辑与利益对其进行利用与改造[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27-28页。]。这一世界体系与霸权体系是同构而混一的。尽管霸权在其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阶段，会因其将自身利益与从属集团利益高度勾连而获得后者认同，是“以力假仁者”而非纯然以力欺人者，但其核心必然是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等级格局。霸权统治境界之高低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为这种压迫-支配关系编造复杂精致而富有欺骗诱惑性的意识形态，并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维持这种外观。
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意味着可以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如英国的工商业并重之于荷兰的商业立国，美国的垂直一体化法人型企业之于英国的传统私人企业）。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则必须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作霸权的继承者，已经实现两次能量跃迁的中国，只需伴随实力的进一步增强顺势而为，在世界体系中加上更强烈的“中国特色”，就可以基本胜任；而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则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限制，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它国家共进而各得其所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正大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远近大小若一共进于太平为旨归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仅依据自然本能生存的动物或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活生生的在生产-生活的实践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人，以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对于共同体的归属、认同和奉献为核心价值的集体主义扬弃将人等同于自利的动物、将人的本质理解作原子式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28-30页。]。这无疑是比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与大国崛起要艰巨、复杂、久远得多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在二者间如何抉择，取决于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自身须与之相融的人类必由之路，还是作为一种世界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因特殊的历史境遇而生成、也将伴随其迁变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美国世纪已经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胶着态中，一种类似《华严经》中表述的相即相融、互摄互入、法界一味、圆融无碍境界或许不但存于理上，也会现于事相。中国道路的未来，以其未来，故而未去。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范围之群众运动，甚而关联于一切与此因缘相涉者之所思、所言、所为、所愿。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三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