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内塔尼亚胡发动大量选民反对时任总理佩雷斯的传闻的“耶路撒冷分治”意图，并凭此赢得大选。近二十年后，内塔尼亚胡仍然坚持着陈旧而毫无意义的“统一的耶路撒冷”的口号——这一决心可能再次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流产。
美国国务卿克里准备给以巴和平谈判成果轮带来一个框架性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耶路撒冷的强硬立场决不是良好的开端。作为改善这一提案成功的最后努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一直避免在第二个任期中对以巴和平进程表现出积极态度——在白宫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敦促他温和化自己的立场。
但改变内塔尼亚胡的主意决非易事——不仅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自以色列通过1967年六日战争占领东耶路撒冷以来，以色列政治阶层就一直在宣扬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统一的永久首都”，并且至今不愿放弃这一愿望。
问题在于不可能在严肃的以巴谈判中提出这一建议。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而以色列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1.5%。当如此比例的人口结构作用于市政选举时——目前仍没有举行过，唯恐给以色列的统治落下合法的口实——耶路撒冷市议会很有可能落入巴勒斯坦多数之手。
佩雷斯明白，清一色以色列人治下的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1993年致挪威外长的信中，他保证以色列将尊重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机构的自治，这也是奥斯陆协议最终达成的关键。类似地，2000年，巴拉克总理也赞同克林顿参数（Clinton Parameters），设想将耶路撒冷根据种族成分划分为两个首都。奥尔默特总理也步此后尘，在2008年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了和平动议，他还建议让旧城（Old City）的管理国际化。
但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仍固执地认为耶路撒冷不可分割。他们没有领会1980年耶路撒冷法（Jerusalem Law）的精神。耶路撒冷法宣布了该市——“保持统一完整状态”——成为以色列首都实际上没有带来统一。随后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化”政策——在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东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社区网络——也没有确保巩固犹太人多数，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以色列人不愿住在那里。
事实上，不但定居点工程让东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和社会紧张的温床，高昂的金融成本——总量超过过200亿美元——迫使有限的资源无法用于西耶路撒冷的增长导向型投资。结果，耶路撒冷沦为以色列最贫穷的城市。毫不奇怪，在过去二十年中，有200,000以色列自由繁荣的中产阶级成员抛弃了耶路撒冷，来到吸引力远远胜之的以色列经济首都、科技驱动创新的中心——特拉维夫。
让局面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世俗以色列人和狂热正教社区之间的分歧。后者拒绝接受世俗国家，向往基于最严格的哈拉卡（犹太宗教法）的社会，这给阿拉伯人造成了深深的恐惧，也让非犹太教徒无法妥协和信任。这些社区占以色列人口的30%，他们心中的统一的耶路撒冷的概念与现实格格不入。
1966年，即以色列伞兵从表面上统一耶路撒冷的前一年，作曲家舍莫尔（Naomi Shemer）唱道：“这座城市是单独的，在它中心有一堵墙。”如今，这堵分割耶路撒冷的墙并非由水泥和砖头砌成，但它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这一顽固的分歧可以从犹太社区和阿拉伯社区之间市政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巨大反差中一窥端倪。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从以色列的先进社会安全和医疗系统中获益，这些东西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他们仍视自己为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300,000巴勒斯坦居民中，只有10,000人同意申请以色列居民身份。
但耶路撒冷问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困惑：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实际边界？在1967年后通行的骑士精神中，以色列政府将耶路撒冷市的面积从10,875英亩扩大到31,000多英亩。内亚尼亚胡所生成的扩大的耶路撒冷面积是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首都的说法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
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正教犹太社区和没有公民权的巴勒斯坦控制的耶路撒冷注定要遭受经济和政治崩溃。克里的计划——将耶路撒冷按种族成分一分为二——是以色列最后的避免经济和政治崩溃、让该市成为合法的国际管辖首都的最后机会。
如若同意分割耶路撒冷，则内塔尼亚胡将能启动迟到很久的告别妄尊自大之路。正是这一妄尊自大让耶路撒冷陷入了如今停滞孤立的状态。放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保证耶路撒冷“永久”地位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