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相当平稳。尽管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都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均GDP却一直保持在约2%的增长率。然而，这种平稳增长的态势能否在未来持续，非常值得怀疑。
人均GDP的增长率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劳动参与率或人均工作小时数的增长；（2）劳动力质量，或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的增长；（3）资本深化程度，或者说劳动力的人均物质资本投入；（4）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经质量调整过的每单位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水平。
在整个20世纪，以上这些因素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不断地变动。然而，各自的消长基本都互相抵消，因此人均资本增长率得以长期维持在2%的稳定水平。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抵消效应可能不再成立，因为所有决定因素将同时恶化。
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时间
在其他水平保持不变时，劳动力的增加一定会带来GDP的增加，因为更多的工人就意味着更多的产出。但要达到更高的人均GDP水平，劳动力的增长率必须高于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参与率1要提高。
如图2所示，20世纪美国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主要归功于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劳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00年的18.8%上涨至2000年的59.9%，这使得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从50.2%增加到67.1%。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时间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增长和退休年龄的提前，人们有推迟劳动参与年龄的动机，导致劳动参与率在近期出现了下降。2012年整体劳动参与率为63.7%，这是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要维持人均GDP的稳定增长，亟需努力使劳动参与率回升。
但是，任何提升劳动参与率的努力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阻碍。25-54岁之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最高，在2000年，这一年龄段的人数占总人口的43.6%，5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数则占总人口的21.1%。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2000年最高年龄是54岁，也就是说，整个婴儿潮一代的人口都处在最主要的
劳动参与年龄。然而，在2000年之后，这一批人开始进入老年，主要劳动年龄区间的人数规模相对缩小。2010年，25-54岁年龄段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已降至41.2%，据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20年，这一占比将进一步降低到38.7%。由此看来，劳动参与率的回升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衡量美国人工作努力程度的指标，并不是劳动参与率，而是人均工作小时数。如图3所示，除去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猛跌和二战时期大动员带来的猛升，1900年到1964年人均工作小时数的整体趋势是逐渐下行。
不难发现，劳动参与率的走势与人均工作小时数的走势不同。20世纪人均工作时间的减少，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薪酬较高的那部分劳动力会追求更多闲暇，这种福利的改善并不能在GDP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还有另一部分原因是一部分年轻的美国人从工作中转移出来去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劳动时间变动的此消彼长使得人均GDP的变动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趋势。
根据2011年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从2000年到2010年，劳动力增长只为GDP的增长贡献了0.4个百分点，并且预计从2010年到2020年，劳动力的增长只能为GDP的增长增加0.5个百分点。麦肯锡估计，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人均劳动力产出必须增加34%才能将美国的GDP增长维持在可被接受的水平。
人力资本
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标准之一是受教育水平。如图4所示，20世纪美国劳动力质量变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受教育年数的明显上升。从1900年到2000年，25岁及以上年龄的美国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上升了63%，从8年增加到13年。
经济学家估计教育繁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重要。据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姬·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估计，1919年到2005年之间，由于受教育年数增加带来的劳动力质量的提升能够解释人均实际GDP增长的15%。然而，这一增长动力在最近几十年逐渐衰弱。现在的高中毕业率实际上要低于1970年的水平，而且年轻男性接受大学教育的程度与1980年的水平相仿。从1940年到2005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下降了37%。
展望未来，劳动力质量的增长很可能进一步放缓。根据哈佛学者戴尔·乔根森的研究结果，从2010年到2020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平稳化和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面临停滞，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可能在0.06%左右。如果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真实可信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下降，21世纪的经济增长环境将会恶化。
储蓄率和投资率
一定程度上，厂房和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增加也能带来人力资本的增加。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资本深化，或者说人均物质资本的增加也能改善单位时间的产出水平。因此，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
在一定条件下，高投资率与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关联。而美国的资本积累水平几十年来一直在降低，如图5所示，净投资占净产出的比例在近几十年持续下降，与净储蓄率的降低趋势一致，这也表明经济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
创新
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创新。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在达到某个水平之后，增加劳动力或资本的投入将无法带来更多产出。所以，发明新产品或生产工序至关重要，这样就可以在既有的投入水平下增加产出。经济学家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指标来衡量创新活动对产出的促进作用。
目前看来，人均工作小时数在下降，提升劳动力质量的受教育程度在下降，资本积累的水平也在下降，因此，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才能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如图6所示，从1870年到1995年，TFP的增长率经历了一个明显上升的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迎来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上涨过程。具体来说，TFP增长率在20世纪中期达到峰值，70年代开始下降，1996年2004年又开始回升，但是近几年又逐渐走低。
对于TFP增长率在20世纪的上涨和下降，目前并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但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当中TFP增长率的走高，经济学家基本都同意信息技术（IT）是其背后推力。自2004年之后，对IT业投资的减少和IT对产出推动作用的减弱，使得TFP增长率回落到1996年之前的水平。那么，TFP增长率是否能在未来得到提高呢？这没有定论，但90年代的炙手可热的半导体的价格已在近期逐渐走弱，这或许意味着TFP增长率回到高位的可能性较低，创新活动可能也将变得越来越难。
综上，促使人均GDP增长的各种组成要素同时都在衰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低增长无法避免，其中一些因素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在今后发生改变。尽管如此，依然很难否认经济增长将变得越来越难这一结论。因此，如果想再现稳定的增长，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友好政策将会成为关键。
注：本文原题名为“ Why Growth Is Getting Harder？”。本文Brink Lindsey为CATO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是CATO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文章，于2013年10月8日发布于CATO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