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持续显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年12月初，我国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疫情影响是一次性冲击，不会对我国劳动力、资本存量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太大影响，对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影响有限。
2019年12月初，湖北武汉首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随后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甚至海外。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1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比较的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3年3—4月非典疫情在广州和北京相继暴发，当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较一季度回落了2个百分点，消费受影响较大。第三季度疫情得到控制后，投资、消费、第二产业迅速恢复，第三产业到四季度恢复正常，总体经济受影响不大并表现为短期冲击。与2003年相比，目前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增长动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也不相同。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三产业比重远超一二产业，信息化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和新商业模式兴起。消费贡献上升，投资贡献降低，服务性消费在消费中超过50%。城镇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达到60%以上，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增加了五成达到1.7亿人。与2003年我国经济处于扩张期不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和经济周期下行期叠加阶段。这些变化虽然增强了我国防控疫情的能力和手段，但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非典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既冲击了供给，也冲击了需求。从需求看，消费受影响最大，我国居民在餐饮、旅游、交通、教育、文化、娱乐、家政等方面的支出已经占到全部消费支出的40%以上，这部分消费易受冲击又不能挽回，部分货物商品虽然短期受到影响但可以弥补。受物流、人工的影响，很多在建项目已经暂停，计划新开工项目将会推迟，正在洽谈项目会中止，但新冠肺炎疫情与传统春节假期重叠，对投资的冲击作用相对较小。一些国家颁布限制旅行的规定，采取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等措施，人员的国际交流大幅减少，部分生产、物流中断，影响了贸易和跨国投资。从2003年非典疫情看，疫情对我国利用直接外资的影响时滞长达一年。出口中断，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也通过产业链断裂影响世界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我国的经济。
从供给看，疫情导致大部分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物流停顿。由于各地疫情状况不同，工人返城延期和职工到岗率低造成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产业链难以迅速恢复。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物流、居民服务等服务业生产首当其冲。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加，中小企业用工中农民工所占比例较大，农民工返城困难。企业在开工不足情况下，面临的厂房租金、设备闲置成本和原材料占用等困难更大，支付未到岗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缴费也面临较大压力。
从物价看，短期内我国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突然向左边移动，既有通胀压力，也有通缩压力。供给不足而需求增加的商品如农副产品、抗疫物资的价格会上升，而需求下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会下降，总体通胀压力不大。但如果过度依靠货币政策刺激短期需求对冲疫情影响，疫情结束后，随着需求恢复或反弹，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出现通胀压力。
从就业看，失业会增加。疫情冲击最大的是餐饮、旅游、娱乐、文化、家政、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就业会减少。由于疫情造成农民工延期返城、企业开工不足以及新成长经营主体减少，新增就业数量也会减少，在短期内加剧失业，并抑制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目前，稳定疫情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从2月9日起，各地已陆续复工复产，到2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0%。如果疫情在3月底能够结束，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局限在一季度，预计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从二季度起，经济开始恢复正常运行并有所反弹。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叠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风险增多。
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2019年以来，中国减税降费超过23000亿元，减税降费最多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仍然出现负增长，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映出企业信心不足。一些企业创新水平弱，转型升级能力差，在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国实施实体清单后，中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暴露无疑，科技水平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凸现；2018年后，中国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部分民企、外企、港澳台企业的信心，一些产业出现外迁现象，一些企业处于观望之中；环保、能耗、监管等政策门槛高，评估、担保、第三方服务等各种隐形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企业债务负担较重。
部分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和收入减慢挤出汽车等消费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疫情影响收入，会影响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亿元，叠加一季度经济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支出增加，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困难导致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我国经济政策
为应对疫情影响，我国政府已及时采取了多项政策，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经济恢复，切实减轻企业困难，稳定就业，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疫情基本结束后，应该通过适度扩大需求，保障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和有效利用，使潜在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应对疫情的短期供给冲击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扩大支出支持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渡过难关。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5%甚至以上，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收、社保负担，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租赁、物流等成本。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疫情发生以来，货币政策及时发力，对稳定资本市场、支持防疫物资生产、保证经济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旦疫情结束，货币政策也应回归稳健。可继续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3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扩大研究生、技校招生数量，加大失业人员培训，缓解就业压力。发挥好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及时发放失业金。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推出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国资经营、混合所有制、激励机制等问题。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切实支持民企发展。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土地市场，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继续打造高级生产要素集聚新区，扩大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稳定预期
稳定预期是当前做好我国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关键。首先，要通过专家解读、官员发声、信息及时透明披露等方式，减少民众的焦虑、失望和愤怒情绪，坚定抗击疫情的信心。其次，坚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动摇，稳定社会信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全面、综合性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其中一个指标，综合考虑各项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最后，合理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目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经济正常运行中我国的调控目标。应根据疫情冲击影响和6%左右的经济正常运行速度，科学、合理确定2020年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省可相应调整各自目标，并以此确定我国的宏观调整政策，安排主要经济工作。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3.5%左右，其中二季度恢复到5.0%，下半年在6.5%左右。
内需企稳反弹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同时相应减少同等数量的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约为1.3。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的乘数效应为1.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2018—2019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5%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从2018年7月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底，库存进入低点。2020年一季度，抗击疫情大量消耗了库存，预计从2020年二季度起开始进入增加库存阶段，可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4%左右。从二季度起，居民商品性消费开始恢复增长，部分服务性消费会从三季度开始逐步回归正常，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左右，服务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
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美国经济走过了长达近11年的增长后，扩张周期正在接近尾部；日本提高消费税会拉低经济增长；英国脱欧给欧洲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总体上处于下行趋势。2019年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拉动各国内需，中美贸易达成阶段性协议也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并带动全球制造业投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会有所回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3.3%。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出口影响基本上处于中性。疫情会影响我国出口，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继续显现。数量经济模型估计，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要持续2～3年时间。对中国2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约950亿美元。考虑出口乘数效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减少1个百分点。其中，影响2019年经济下降0.4个百分点、2020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21年下降0.1个百分点。2019年9月开始美国对中国其他3000亿美元出口商品中的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关税，预计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下降0.1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下降约0.6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我国出口负增长，进口增长零左右。
价格形势复杂，就业压力加大
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疫情也会推升农产品价格。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疫情结束后，一些工业品需求恢复或反弹，可能在一段时间导致工业品价格上涨，但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持续上升的基础。餐饮、旅游、娱乐、交通等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需求下降，价格难以上升。考虑到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工业品价格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在3.5%左右，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在零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700万人，失业率在6.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