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众所周知，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受到了亚洲新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影响，但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国的改革还受到了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影响。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通过在农业、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业中引入市场导向的措施开始了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这一改革使得匈牙利的经济比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更具灵活性和效率。事实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早在中国实施的那些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与早先匈牙利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存在很大的相似。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对早期匈牙利改革的许多要素进行了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与此同时，匈牙利的改革早已偃旗息鼓，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匈牙利发生了向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型，这一转型尽管一开始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没能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而在中国，经济改革相当成功，在20世纪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本文分析了匈牙利和中国的改革的相似点，并试图解释匈牙利走向失败而中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这话被认为是拿破仑所言，看起来他是正确的。既然中国已经逆转了全球化的进程而成为了赢家，那么，我们应该服气地承认中国已经觉醒。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走上了一条快速增长的道路，因此，整个远东地区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此外，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正在采取行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巨龙已经觉醒，它不是要一跃而起，而是开始了万里征程。中国将获得成功：它已经是全球化的赢家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赢家。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开始提出解决方案以便使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变得更加灵活。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已经提出经济改革计划，但是，由于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以只有匈牙利有机会实施大部分重要的改革措施。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建立起了农业合作社，生产目标的设定依据的是强制性的国家计划，但是匈牙利很快意识到，为了给城镇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使体制变得更灵活这一点很重要。匈牙利的农业改革靠两条腿走路。首先，存在一种“自留地”制度，家庭获得一小块土地，并被允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其次，农业合作社实施了一种没那么僵硬的详细的计划体制。完成计划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中出售，而合作社在决定生产什么产品方面比国有工业企业拥有更大的自由。
在制造业领域，匈牙利在1968年之后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很重要。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价格、工资、产品配额和产业“协作”都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的，在该种体制中，没有“利润”的容身之地。1968年之后，在匈牙利，国有制造企业甚至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份额相当小的一部分利润（当时匈牙利特意将其称为“福利”而不是“利润”，以便将其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相区分）可以由企业自身来进行支配，以便给工人发放奖金或者进行小规模的投资。即使在1968年之后，大规模的投资也一直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的。匈牙利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就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
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的匈牙利以及1988—1989年之后向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型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在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时刻影响到了匈牙利的经济。1968年实施的所谓新经济体制是匈牙利第一次试图将严格的国家计划改变为一种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这一体制刚刚开始实施，苏联领导人已经试图阻止东欧国家所有“危险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苏联入侵后放弃了经济改革，因为这一改革与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这样的改革派共产党员或奥塔·锡克（Ota Sik）这样的经济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奥塔·锡克在东欧国家可以被视为经济改革之父，因此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式改革的先行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匈牙利对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陷入困境。匈牙利出口到东欧和苏联的产品的价格是弹性的，如果我们试图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我们的贸易伙伴根本就不购买我们的产品；但是，我们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则毫无弹性可言，如果苏联开始提高其能源价格，我们无法从其他地方以原价买到这些产品，因为全世界的能源价格都在提高，我们也无法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耗，因为我们的企业使用的是落后的耗能机器，也因为我们的体制是僵硬的。在西欧，我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力，但是我们急需西欧的现代技术。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匈牙利的对外贸易赤字急剧增加，但是匈牙利的经济政策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匈牙利的领导人认为世界经济的变动只是暂时性的，能源价格迟早会回落。与此同时，我们试图将匈牙利经济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而为了避免匈牙利出现通货膨胀，我们一直在不断变动汇率，这样一来，匈牙利的货币价值被严重高估，这进一步削弱了我们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由于使用虚假价格，因此即使是价格比率也没有反映世界经济的比值，所以价格给企业和消费者传递的完全都是误导性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决定开始从国际货币市场大举借债。当时，利率暂时相对较低。人们希望匈牙利的经济在未来会发展得足够快，从而有能力偿还这些贷款。不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的利率开始快速提高，匈牙利的外债也急剧增加。到了1981—1982年，匈牙利经济濒临破产。为了避免最后的崩溃，1981年，匈牙利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1982年匈牙利无法偿还外债以及为进口进行支付，它转而向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请求帮助。
最后，匈牙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避免了金融崩溃。1982年之后，提出一项能够帮助匈牙利融入世界经济的长期经济策略已经成为迫切任务，但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1985年，匈牙利“共产党”（正式名称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再次决定加快经济发展，但是，发展所需的资本货物仍然需要从西欧国家进口，匈牙利又依靠外国贷款来进行支付，因而我们的外债从110亿美元飙升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195亿美元。此时，匈牙利成为了世界上债务最多的国家之一。
不幸的是，对过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的做法没有被接受，只有一些半私有化的企业形式实现了合法化，但是这些企业形式只是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工作时间，而无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1988年，一种企业进行自我管理的形式被引入进来，但它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得到显著发展。
1988年，匈牙利通过大量努力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贷款，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匈牙利不得不让其银行系统进行彻底的权力下放，开放进口，实行彻底的价格和工资改革，变革法律制度以便使私人资本参与经济生活成为可能，减少经常项目赤字以及平衡国家预算。
从此时开始，匈牙利开始急速转型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国家。正是在这个时候，自发的、不受控制的私有化开始展开，企业领导试图抓住这一机会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此时，当时的财政部长说：“谁成为所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私人所有者。”
1989年，匈牙利当时的总理正式宣布了匈牙利外债的真实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他宣布完之后立即撤销了给匈牙利的一揽子贷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揽子贷款是以匈牙利虚假的统计数字为依据的。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愿意与匈牙利签订一项新的交易，但条件要严苛得多。这一协议在1990年3月14日签署，早于匈牙利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毫不奇怪，自那时起，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了在匈牙利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首先，这一思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了匈牙利经济中决定性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崩溃似乎一触即发。
其次，由于苏联曾经迫使匈牙利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在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显而易见，匈牙利的精英倒向了苏联的敌人们，他们想要效仿西方的经济模式——他们希望西方人会为他们的倒戈感到欣慰，从而慷慨地帮助匈牙利摆脱危机。
当时，匈牙利精英的态度非常矛盾，与其他东欧国家的精英类似。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失意当中，因为他们感到由于苏联的存在，他们不被允许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些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有着充分的了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信，敲敲打打地搞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什么用处，市场经济应该尽可能快地被彻底引入进来。同时，这些精英与东欧普通民众一样，都相信西方人会无私地帮助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将尽最大努力使东欧国家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
“学生”比“老师”更成功？
显而易见，即使今天处于世界经济危机之中，中国的经济转型也能被视为（至少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源是件有趣的事情。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特定要素是以一个今天看来远没有中国成功的国家为范例的，这个国家甚至比不上那些快速工业化的亚洲小国那么成功。
显然，中国曾尝试对不同的经济模式进行分析和了解，并想把那些最有前景的模式在自己国家进行应用，但是，即使是那些对该问题进行了最深入分析的文章也常常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匈牙利可能曾经充当过刚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混乱中恢复过来的中国的效仿对象。在1979年邓小平宣布要建设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的专家团队访问了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目标是找到那种能够推动成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有两种模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种是进行大量政府干预的国家计划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使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韩国实现了繁荣发展；另一种是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它打破了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地位，这一事实今天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中国主要从马来西亚借鉴了其经济特区制度以及吸引和促进外国投资的做法（其条件是这些外资必须遵循政府在就业、技术转让和出口份额方面的指令）。但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则来源于匈牙利，这些合作社独立核算，以市场为导向，有时从事附属制造业生产活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的全国计划委员会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专家，这些专家在仔细研究匈牙利实现“渐进主义转型和渐进主义现代化”的方式。当时，匈牙利的专家教导中国人如何朝着市场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匈牙利和中国的专家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极其不同的看法。对于许多在内心深处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自由主义信念追随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来说，“渐进主义的转型”只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他们认为只有快速而彻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才能使匈牙利经济获得成功的信念。然而，中国人则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共存的情况下，才能消除欠发达的状况。就像彼得·瓦莫什（Péter Vámos）在他的文章中所强调的，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真诚地寻找一种有效的经济模式，它能使中国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向苏联证明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点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强调如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的改革只是社会主义国家众多改革运动中的一种。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领导人了解到，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后来所知的华盛顿共识）提倡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大力支持外国投资，这会导致跨国企业在实施这一模式的欠发达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在1990年之后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实施了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政策处方并敦促匈牙利实行了一种“休克疗法”，但中国采取了一条实用主义道路，在地方层面试验着各种实现现代化的方法。
中国人被说成是偏好于模仿。1979年之后，中国确实模仿了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并且经常恰恰是匈牙利的一些方法。事后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模仿的比原创的要更好。中国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它系统分析了那些作为模仿对象的国家的做法，从而模仿了匈牙利、韩国和马来西亚模式中那些有用的要素。同时，在1988年之后的匈牙利，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没有使其适应匈牙利的国情。在效仿其他国家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中国的模仿总是要优于原型，因为它实施的方法切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为我们所有人都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国的转型
文化大革命对1966—1976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唯意志论原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中断，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能够解决一个人口已经超过10亿的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对于这些人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保障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带来了饥荒，因此，首要目标就是提高农业产量，让农民受到更大的激励，先实现自给自足，然后再实现生产有剩余，但是这一目标不能通过实施武力强迫、政治压迫或思想强制来实现。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混乱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激进而快速的变革弊大于利，因此，要转向市场经济，只能在地方层面采取小规模的谨慎措施。
1976年后，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典型方法如下。
(1)他们分析了其他国家实施的方法；
(2)他们从中选出那些能够适用于中国的方法；
(3)他们渐进地将所选取的方法在地方层面付诸实践；
(4)在对成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新方法要么被推广，要么被否决。
如今，很难断定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哪些国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但是，从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说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以及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出口导向型的自由贸易区属于此列。就像瓦莫什所总结的，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没有一个精确蓝图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改革，但是，为了了解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中国的专家访问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时，唯一进行过重大的经济改革实践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匈牙利，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1968年入侵后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经济改革。
在1978—1983/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最初的改革措施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的，就像匈牙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为了提升粮食保障安全，中国在经过小规模改动后，采纳了附属自留地制度，该制度对匈牙利的农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该制度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从村集体承包土地、机械和其他工具，在承包合同设定的范围内，他们可以自主决策。附属的自留地和集体村庄的共存对中国的农民而言是有好处的，就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的情况一样。投入生产的物资以政府计划部门设定的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预订数量的产品由政府以计划价格收购，同时，剩余产品可以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结果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后来在越南也是如此）。农民和农产品贸易商是获利者。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的工业部门也开始实施改革。这一改革放松了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则被允许保留利润并通过发放绩效工资和奖金来激励职工。这一模式最先在四川实施，因此，它被称为“四川试验”。企业被允许保留它们所创造的利润中的3%—5%，其中一部分被用来扩大生产。企业还能够保留部分折旧费用。此外，在确保完成政府计划任务后，企业有权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计划配额外的产品。一开始，“四川试验”只是在很少的几家企业实施，但是在该模式取得成功后，开始在全国进行推广。这一模式也与匈牙利的方案很相似。
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先前的公社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后来演变为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目标多元化的大型组织，其中粮食加工和副业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模式也类似于匈牙利实施的模式。在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合作社被允许从事所谓的副业，以便提高工业产品的供给。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步伐还是相当的，但在此之后，这两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在匈牙利，经济改革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缓慢，这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也造成了广泛的不满。在匈牙利的体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和商业利润一般没有被用来进行生产的再投资。就像前面提到的，较大规模的投资一般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决定的，也不存在任何机制引导个人储蓄投向生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私人所有权在生产和交易中还是受到限制，这使得农民和小商户不可能将他们的利润再投资给经济活动，这就是小规模的私人或半私人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所实现的利润主要用于消费的原因。
然而，在中国，自由化是渐进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各种形式的企业被允许建立起来。这使得用利润和群众的储蓄进行的生产性再投资也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与匈牙利一样，中国也存在一个双层银行体系，自198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一双层银行体系推动了其他专业银行的成立，如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等。在建立双层银行体系方面，中国走在了匈牙利前面，在匈牙利，这一体系只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但即便如此，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也能影响其中国同行，因为匈牙利的全国计划委员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集中研究银行改革的事宜，而中国的相关专家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已经放缓，而这“失去的十年”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快速转型，这一转型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引入了市场经济。
建立经济特区制度是中国改革进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这一制度而言，中国并不是从匈牙利学习而来，而是借鉴于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在中国，经济特区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被批准，类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制度或出口加工区制度。经济特区制度也促进了技术转让。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的经济学文章中出现了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以便使匈牙利经济逐步向外国投资开放的提议，但是这些观点没能付诸实践，而在1989年之后，经济和政治转型带来了急速的自由化，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所有限制。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模式的文化方面
中国也吸取了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经验教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是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援助培育了经济的复苏。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美国的存在，美国是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全球化进程是主导因素。在东亚国家的发展道路中，高效的、熟练的和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劳动力的纪律水平也同样重要。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纪律最开始是通过政治高压形成的，但后来劳动力也适应了工业化带来的情形，自此，工人接受培训或再培训，从而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其技术发展的程度以及在研发领域获得的成果都是引人瞩目的。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历时数十年的发展和几乎不间断的增长中，科学和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竞争力。
发展型国家这一术语的定义是由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关于亚洲四小龙的著作中提出的：“如果一个国家将有能力促进和维持发展设定为获得合法性的原则；同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将发展理解为稳定的高经济增长率与生产体系的结构变革的结合，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发展型的。”
在这样的国家，政府机构负责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尤其是要负责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要通过提供像投资便利、优惠贷款、保底市场份额这样的国家补助或者通过实行不同形式的扶持举措来帮助国内的资本积累（它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在国内资本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到1990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总投资中所占的平均份额为30%。在韩国，传统企业形式——财阀——的特征就是与政府机构有着紧密联系。
林毅夫教授也强调了国家在管理转型中的作用。他指出，当转型开始时，东亚国家加紧了控制，其目标是改善现有体制而不是替换现有体制；而在东欧国家，其意识形态和国家已经崩溃，这就是它们为什么想要替换现有体制而不是去修补它的原因。林毅夫在谈到这一点时突出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很有意思。他坚持认为，二战后，德国选择了一条“大爆炸式”的发展道路，但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实施了一条更具渐进主义色彩的道路。台湾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湾不是将国有部门私有化，而是允许私有企业发展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部门。“亚洲文化重视实用主义，这一价值标准将以一种递增的方式实现帕累托式的改进，它往往会扭转意识形态以使其适应现实，而不是反过来。”
谁在模仿，中国还是东欧？
1988—1989年之后，匈牙利以非常快的步伐开始了经济和政治转型。1988年，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实现了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完全没有限制，以前建立私有企业所需的所有许可证也被彻底取消。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框架已经接管了匈牙利。
当然，这一快速的转型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影响。进口方面的竞争给匈牙利的国有企业造成了大量问题，因而许多匈牙利国有企业不得不关闭。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伊卡鲁斯（Ikarus）和著名的电气工程公司甘兹（Ganz）已经倒闭，而整个纺织产业都消失了。化工厂也不得不倒闭，或者虽然存活下来了，但生产能力非常有限。所有的制糖企业以及一些重要的粮食加工厂也倒闭了。1988年以前，匈牙利共有雇佣工人530万，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减少到了430万，而到了2008年，尽管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匈牙利，但雇佣工人的数量只达到了440万，经济危机爆发后，该数字再次下降。
1990年后，所有中欧国家的GDP都下降了，匈牙利也如此。直到1999—2000年，匈牙利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才恢复到了1988年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又一个失去的十年。1996年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快速发展是在一场非常严重的衰退后发生的，而到了2007年，经济发展速度又放缓了。
一些匈牙利经济学家，如西匈牙利大学教授佐尔坦·波加乔（Zoltán Pogátsa），坚持认为1990年之后的转型并不成功，而匈牙利经济和社会中的大部分问题根源于转型后所选择的经济模式。该模式的特征就是随着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实现急速转型。在匈牙利经济学周刊《观察家》（Figyel）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访谈中，波加乔指出，匈牙利经济当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快速转型，它造成了匈牙利工业的崩溃以及外国企业在匈牙利经济中一边倒的支配地位。他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匈牙利努力以相对低的工资来吸引外国投资者，但结果是只有那些低附加值的企业落户于匈牙利。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承认转型是失败的，但是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回顾一下中国和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匈牙利）的市场转型，我们就能够接受林毅夫教授的逻辑了。他在一次有关经济转型的会议上表示：“对于东欧国家的政府而言，它们的转型目标一开始就明确设定为‘用西欧的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然而，中国的目标只是要提高经济体制的效率，改革并不存在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或者预先设计好的政策措施。”
可以学习的经验
经济学家提出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办法只是时间问题。许多看起来完全正确的理论将在20、30年后被证明并非如此，但是，只有在一个国家或者一群国家因为糟糕的经济治理而走向崩溃后或者当不成功的经济政策成为了导致选举失败的原因时，人们才会得出前述认识。
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在20世纪80年代被指定给拉美国家，后来又被赋予包括东欧转型国家在内的其他“欠发达国家”）形成以来，已经过去了足够长的时间，到2011年，经济学家们在思考了长期以来的成功与失败后，得出了他们的观点。简单地说，这一揽子经济政策背后的基本理论就是，经济应该允许市场力量进行全面的自我管制，而政府干预应该限制在最低水平。这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策处方，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它是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用来总结当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各研究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所共有的中心思想。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逐渐被用来指称一种朝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道路的一般取向，它的各种政策处方关注的是去除某些政府职能，因为只有货物、服务和资本依据市场力量实现跨国自由流动才能确保世界经济的增长或者某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政策处方包括如下方面的政策：完全私有化、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经济开放以及市场力量在国内经济中的扩张。华盛顿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拉美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部分是因为华盛顿（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科学论证和其他手段来推销它的政策建议。然而，在一些亚洲国家，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建议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了先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也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但私有化没有完成，中国企业的许多资本是国家所有，而在银行这样的部门，国家仍然维持着垄断地位。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使其经济实现自由化，但是，与拉美或东欧国家相比，它向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要更低。在韩国和一些远东国家，经济增长是政府高度干预的结果。但我们不要忘记前南斯拉夫与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南斯拉夫的海外工人转移回本国的资金为亚得利亚海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同样，生活在海外的富裕华人为了消费和投资将资金转移到中国。然而，在匈牙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富人们将大量资金转移到了国外离岸银行和避税天堂。
在2011年4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马克·维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和丽贝卡·雷（Rebecca Ray）将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道路的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与没有实行这一道路或者只在很小范围内实行了这一道路的亚洲国家的表现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表明，尽管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但1960—2010年这一段时间对于韩国而言是一个人均GDP稳定而快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后，巴西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慢于韩国。
结果，韩国的人均GDP几乎高于巴西3倍，这与1960年的情况相反，当时巴西的富裕水平是韩国的2倍。不仅GDP数字证明了拉美国家的糟糕状况，而且日益增多的公共健康突发事件以及教育指数也表明了这一地区存在的问题。世纪之交，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加深，其中一些国家公开谴责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建议，并转而走向了鼓励保护主义政策和帮助穷人的不同的经济模式。这样的转变必然会与一些专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发生冲突，因为恰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美推销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维斯布罗特指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都无法解决危机，而且，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危机因为那些令人痛苦的严厉措施而加剧了。维斯布罗特和其他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建议，欧洲国家应该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推行的各种政策。维斯布罗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匈牙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抗是值得注意的，这个国家正在试图找到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超越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理论将如何解决那些最不发达或深陷危机中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那些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可以做什么？在这些国家，多国企业主导着生产和贸易，多国企业与本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因此，只有社会支付转移才能有助于保护受影响的家庭以及保障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整个过程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
在2011年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海外发展研究所（英国一家重要的研究机构）的专家关注了从国家层面向地方层面转移的重要性，他们宣称经济学家必须对受到地方层面的全球化进程负面影响的地方商业关系进行修正。在那些全球化进程已经破坏了地方商业网络的国家（就像拉美或匈牙利的情况那样），在跨国企业已经切断了地方经济网络并以双重制度取而代之的国家，在高度发展的跨国企业主导经济领域而本国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国家，其经济更加脆弱，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
经济网络的重建和发展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发生改变。政府必须了解，经济的发展不只是因为外国跨国企业带来的帮助，相反，本国的各种举措更能够保证经济获得长期成功，例如，寻求发展和加强本国市场，促进本土企业的合作，等等。本土企业的投资比起大型跨国企业的投资来更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对于拉美和匈牙利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东亚四国追赶上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强国，成为了全球经济中的第三极。这一地区迎头赶上的过程的主要特征是政府进行大量干预。现在，中国代表着一种全球性的挑战，同时对世界而言，也是一支新的潜在力量。
在发展型国家，政府在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控制着经济和市场，利用社会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支持本国的经济举措、发展以及本国商业关系网络的重建将有助于那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