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庆典。50年来，中法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建立起基础牢固、合作广泛、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今，两国关系在内部调整和历史机遇面前进入一个新起点，并将共同营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中法关系。
一、基础扎实的中法关系
中法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具有相似性、亲密性、创新性和战略性。
（一）相似性
中法两国相隔万里，在社会政治制度、人文、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拥有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过去和对未来的美好梦想，都有创造性的艺术天才，两国的美食享誉全球，政治上都奉行独立自主并寻求大国地位和倡导多极世界。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辜鸿铭是这样评价中法两国民众相似性的，“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但是法国人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来说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delicacy）。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深沉、博大和纯朴之外，还应补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灵敏。”[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了与法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制度不同却没有妨碍两国在政治价值上的共同性。
一是两国奉行相似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对外政策之本，是毛泽东思想和戴高乐主义的重要内容。冷战时期，中法两国不满美苏对东西方阵营的操纵与控制，在各自所属的阵营内“大闹天宫”，成了两个“孙行者”。1963年8月美、苏、英在莫斯科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法都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正如周恩来总理向来华谈判建交的法国代表富尔所说，法国没有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也反对这个条约。双方事先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却是一样的，因为中法两国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两国领导人都怀有“大国情结”，一个要“振兴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要“传播自由思想，做人类的旗手”。[2]毛泽东在1964年1月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3]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中法历届领导人的对外政策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了独立的外交政策。即使是法国左右政权转换时期，也未曾脱离独立外交政策这条主线。1981年左派社会党执政，密特朗明确表示，“我的政策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4]他把独立自主列为法国对外政策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就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而言，我们需要独立”。[5]
二是两国拥有相同的梦想：建立多极化、多样化的世界。戴高乐执政时期，正是世界格局由两极开始走向多极化的时期，西欧、日本、中国迅速崛起。戴高乐认为强加于欧洲的两极格局是同法国的“独立”政策和“大国”地位格格不入，因此率先倡导对东方的缓和政策，最主要目标是打破“雅尔塔格局”。他说：“为了建立一种代替冷战的秩序，如果有一个声音会使人听到，有一种行动能够卓有成效，那么，这显然是法国的声音和行动。”[6]德斯坦对世界格局的基本估计是：“应该把世界看作是分成若干大片地区的球体——有美国的一片，欧洲的一片，苏联的一片，中国的一片，等等。”[7]希拉克宣称，法国的目标是“一个多极、和谐、团结的世界”。[8]在中国，邓小平明确提出世界战略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他指出，“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9]
（二）亲密性
两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丰富，造就出两国民众互存好感、相互影响的历史，密切了两国民间、政治层面的交往基础。
早在169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马若瑟、巴多明、雷孝思等十人受路易十四派遣乘“昂菲特里特”号商船远航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艘法国开往中国的商船。1702年，福建莆田县人黄嘉略远渡重洋，向法国人传授汉学，被路易十四任命为国王的中文翻译。据不完全统计，17、18世纪到过法国的中国人有近40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使者所传播的西学和东学，对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法国掀起“中国热”，东方文明影响了大批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十分关注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探索可供法国借鉴和引以为戒的东西。伏尔泰曾自诩为“孔门弟子”，在自已房间里挂上孔子的画像。伏尔泰从孔子重现世重人事的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他在近80部作品、200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热情讴歌中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反驳欧洲中心论。通过这些启蒙的研究和评述，中国对“18世纪法国的巨大变革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0]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就振兴中华的宗旨、方向、道路、方式展开激烈争论，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要“执卢梭诸大哲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11]1918年，李大钊在其《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赞扬法国大革命，“岂惟法人，19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1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中国进步青年跋山涉水到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建立起革命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法国的“红色之旅”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法国的“天然亲近感”。1975年，邓小平首访的西方国家是法国。希拉克是法国有名的中华文明的追捧者和“知华、亲华派”，他任内4次访华，3次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和工作关系。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了一系列果断和创新举动：率先提出在人权领域同中国“放弃对抗，主张对话”的建议；第一个公开反对“台独”和支持“一国两制”；第一个在欧洲公开呼吁并坚持推动解除欧盟对华军售禁令。2003年“非典”（SARS）在中国肆虐，在一些国家领导人取消或推迟访问计划时，法国总理拉法兰坚持如期访华。2013年奥朗德访华行程只有40多个小时，与习近平主席会见、交往的时间累计超过7小时。
（三）创新性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反响。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自信地说：“法国承认中国只不过如实地承认世界，相信目前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效仿法国。”[13]中法建交打破了二战后美国对华的“遏制和孤立”政策，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盟国纷纷效仿法国，向美国敌视中国政策叫板。1964年1月加拿大总理皮尔森赶赴华盛顿，要求美国对法国承认中国做出回应，建议约翰逊不妨采取现实的态度，借“法国承认中国”为由，允许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将与北京互设永久性贸易代办处。法、加、日三大盟国的相继发难使美国国内引起对华政策的大讨论。3月25日，美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参议院发表《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僵化政策。他指出，“新‘现实’应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两个中国，而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大陆，它正由中共统治，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14] 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新总统访问巴黎时一再表示，“戴高乐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15]
中法建交后，在诸多领域开创了新中国与外国交往的第一：1973年9月，法国航空公司开辟北京——巴黎航线，成为第一家与北京通航的欧洲航空公司；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法，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1978年中法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82年两国签署第一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书；1997年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大国建立的伙伴关系，2004年又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文化中心在巴黎挂牌成立，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2003-2005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开创中国与外国互办文化年之先河；2004年中法签订警务合作协议，中国成为第一个与法国签订此类协议的非欧盟国家；2005年签署《中法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刑事司法协助协定；2008年9月空客A320天津总装公司投产，这是空中客车飞机在欧洲以外建立的第一条生产线；中法两国核电集团即将在英国合作建立核电站，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在马里的维和行动（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部队主要由法国军队组成和指挥），开创了两国在第三国合作的先例。
（四）战略性
1997年两国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开展“战略对话”，2004年在建交40周年之际，又决定将“全面伙伴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两国及国际关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两国关系战略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如何变迁，两国领导人能够着眼全局，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珍视各自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且都有在国际领域和战略层面进行协作的强烈愿望。
中法建交以来的最大特点，一开始双边关系就建立在战略合作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领域。从1997年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来，全面伙伴的含义更突出表现在政治战略领域而非经贸。相反，1997年以来欧盟对华贸易年均增长率达15.1%，而中法贸易年均增加速度只有8.4%。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当两国贸易在中国与欧盟成员国贸易中的排位倒退时，中法政治战略合作却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这就说明了中法两国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经济利益。[16]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法国带头向美国的单边主义“挑战”，激起美国的强烈不满，频频向法国发难。在法国困难时期，中国力挺法国，胡锦涛主席决定接受希拉克的邀请，第一次出席在法国举行的“G8+5峰会”。在法国推动下，欧盟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改善。在中法战略关系的带动下，美、英、德、欧盟等纷纷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展战略对话，为中国开展“战略关系外交”打开了崭新局面。
其次，战略伙伴关系对双边关系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曾出现两次重大波折，但每次都化“危”为“机”，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提高。第一次是在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法国社会党政府大搞“人权外交”，在人权、西藏、售台武器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致使两国关系出现倒退。1994年1月，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售台武器。在解决了售台武器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改善和发展。1995年希拉克表示希望法中两国的对话“能够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并承认对方价值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法中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17]两国政府决定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社会制度、人权）和短期经济利益（售台武器问题），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萨科齐将西藏问题与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挂钩，并在年底以欧盟轮值国主席和法国总统的“双重身份”在波兰会见达赖，致使中法关系再次面临严重困难。2009年4月中法发表新闻公报，法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18]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得到改善，2010年胡主席访法期间，两国决定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建设互信互利、成熟稳定、面向全球的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9]
在法国，“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皆有之。但总体而言，法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看好，对与中国合作寄予厚望，“机遇论”大大盖过“威胁论”。法国从上到下兴起“中国热”。这与战略伙伴关系的作用密不可分，它起到了促进合作、弥合分歧、增信释疑的作用。通过对双方最关切的双边和重大国际问题坦诚交流，增信释疑，减少误判，促进战略合作，避免出现“战略意外”，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目前，两国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司法等领域的合作取得全面快速发展。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中法双边贸易额510.2亿美元，2013年1-9月，中法双边贸易额371.4亿美元。法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车、化工、轻工、食品等领域，大部分为生产性企业。截至2013年8月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4577个，实际投资金额127.7亿美元。2013年1-8月，法国在华实际投资6亿欧元，同比增长33.3%。截至目前，中国在法国设立非金融类企业166家，投资存量38亿美元。[20] 2012年中国在法留学生达3.5万，法国在华留学生 8000人；法国是中国游客的首选国之一，2012年赴法中国游客超过140万。
二、对构建新型中法关系的思考
近些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而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持续冲击下，法国经济、社会出现重重困难，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对法国外交及其影响力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中法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将与外部利益，尤其是传统大国的战略利益发生碰撞。在新形势、新挑战面前，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中法关系虽面临新“拐点”，但双方曾经共有的共同理念未发生根本改变。
法国在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借助和抗衡中国的意图均在持续增强。从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法国对中国的需要和倚重日益加强。与此同时，法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政策、中非合作、气候环境、中东政策等问题批评有加。前总统萨科齐和现任总统奥朗德均曾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问题加以指责。2013年奥朗德刚刚结束访华后不久，法国即在欧盟内逆势而动，成为欧盟少数几个支持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双反”调查的国家之一。法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中法利益的冲突点增多。法国国内对中国进行制约和规范的声音加大，致使决策层对华政策稳定性有所下降，摇摆性、两面性增强。
但也应看到，作为两国关系的“粘合剂”——战略共识和共同追求，并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一个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成员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处理，谋求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1]法国方面，“戴高乐主义”始终是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奥朗德执政后，对美国、德国等传统盟友由过于倚重转为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奥朗德虽重视发展跨大西洋关系，但明显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对美政策。法国对即将进行的欧美自贸区协定谈判态度消极，担心一旦达成协定，将对农业、知识产权、尤其是音像产品造成强烈冲击。在欧盟内部，法国恢复了“行动自由”，由依重法德轴心转为平衡与各成员国的关系。
第二，两国战略上相互借重、相互需求的愿望继续增强。
对中国而言，中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外关系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健康稳定的外部环境，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重点。对法国而言，新兴大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因此法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华的战略借重与合作始终是法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赢得总统大选，左派在阔别政坛17年后再度执政，高度重视发展中法关系。奥朗德提出了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可预见性的法中关系”。奥朗德上台后第一个会见的驻外使节是中国大使孔泉，任命知华派人物燕保罗为总统外事顾问，一年内两次派外长法比尤斯访华。2013年4月，奥朗德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他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接待的首位西方大国元首，双方新领导人均对此次访问寄予高度重视，如双方发表的《中法联合新闻公报》中所述，“中法关系至关重要，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国家间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22]奥朗德首访虽然只有40个小时，但却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果：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战略伙伴的内涵与方向。两国元首强调了双方战略关系优先的性质，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一次提升。在双方拥有较多共同语言的基础上，今后将在国际体系和秩序方面共同探讨多极化进程、多样化发展，共同推进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就各自关切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磋商。
二是寻求建立新型的经贸伙伴关系。两国在传统合作领域基础扎实，民用核能、航空、高铁、汽车等领域上的合作少则十几年，最长达30年（核能）之久。在新合作领域，两国“互补性”强。法国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具备起步早、技术新，恰恰弥补了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之不足；中国外汇储备充足，积极推行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战略，正好能满足法国和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困难、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的燃眉之急。
三是充分体现合作的全面性。两国签署科技创新、环保、城市可持续发展、文化、旅游、核能、电力、航空、金融保险、食品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其中有中方订购60架空客飞机的意向协议。在先进反应堆研发、核燃料及经验共享、核电站运维及性能提升等方面加强长期合作协议，中法两国决定建立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并扩大在铁路、现代农业、工业节能、新能源、城市可持续发展、卫生和数字化领域的合作。在人文方面，双方确认将深化在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第三，积极探索建立新型中法关系的可能性。
在时代变革面前，中法关系应知难而上，增信释疑，不断巩固、加强双边战略关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意基础，挖掘两国各方面交流的新领域、新亮点，共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建立双边新型大国关系中，应着重把握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尊重彼此重大和战略利益。针对当前中法关系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问题，中法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维系和强化历史延续下来的以及建交50年来形成的相似性、亲密性、开创性和战略性，强调不同制度间的共性与共同利益，尊重对方的战略利益和核心利益，冷静、客观、理性地处理好各种敏感问题。中方应对法方对其周边如非洲、中东的安全关切予以重视，法方也应对中方在周边问题上的政策给予理解支持。通过对话合作寻求互利共赢，避免局部竞争和摩擦对两国整体利益造成伤害。近期中国首次向马里派出维和行动的安全部队，参与由法军指挥的联合国马里稳定团，开启了中法两国在非洲合作的新模式。
二是实现利益平衡，巩固中法合作的物质基础。当前中法都处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实施扩大内需、增加进口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欧盟出台旨在走出欧债危机、增强竞争力的《2020战略》，奥朗德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提出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经济外交”战略，都为进一步夯实中法经贸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促进双向投资，深化传统领域合作，拓展在城镇化、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环保等新领域的合作空间提供了广阔前景。中国广核集团将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欣克利角建设核电站项目即将启动，此举将成为两国在第三国开展合作的新亮点。
三是加强在多边及全球治理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中法应抓住有利时机，在国际体系和秩序方面共同探讨“中国梦”、“法国梦”与多极化的关系，在国际体系和秩序方面共同推进多极化进程、多样化发展，推进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全球治理，并就双方关切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定期磋商，充实中法战略对话机制和中法高级别财经对话机制，推动中法战略关系更具全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结语
法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中法关系的巩固将有利中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两国隆重纪念建交50周年、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春季访法之际，两国关系将再次掀起新高潮，迎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有力推进中法全面战略伙伴的建设和发展。
注释：
[1]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 Charle de Gaulle:Mémoires d’Espoir,I,Paris,Plon,1971,p.201.
[3] 当代中国外交编辑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7、188页。
[4] Le Point,le 10 novembre 1986.
[5] 1983年4月21日，密特朗访华前对中国驻巴黎记者的谈话。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6] Charle de Gaulle:Mémoires d’Espoir,I,Paris,Plon,1971,p.175.
[7] 1974年8月22日，德斯坦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22页。
[8] Revue Defense Nationale,octobre 2003,p.16,Discours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à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du 29 août 2003.
[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10] 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
[11]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652页。
[12]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1页。
[13] 国际问题研究所编：《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495页。
[14] T.N.Schroth,et al.,China and U.S. Far East Policy,1945-1967(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1967,p.136.
[15] 北约秘书长让·贝利亚尔：《同理查德·尼克松的谈话》，1990年11月《戴高乐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文集》第1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91年，第79页。
[16] 王毅：“中法关系的战略三要素”，《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
[17] “希拉克主张保持法中友好”，《人民日报》，1995年4月5日。
[18] 中法新闻公报(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01/content_11114363.htm。
[19] 中法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05/c_12742228.htm。
[20] 参见中法建交50周年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chinafrance50/index.htm。
[21] 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48页。
[22] “中法联合新闻公报——共建和平、民主、繁荣、进步的世界”，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3537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