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欧洲最大的市场，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欧洲占据了20%的份额；这里拥有历史悠久且极度发达的工业制造体系，当地生产的产品以精良的品质闻名于世；这里生活着超过4000万的劳动人口并建立了世界级的教育体系，当地具备高技能和专业素质的劳动力储备让业界“眼红”；这里地处欧洲的中心，是投资者顺利进入欧盟扩展后的大量成长型市场的“通道”。这里就是德国，欧洲的“经济引擎”。
近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黎友焕教授就中德经贸交往和合作商机在德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实地考察，其间先后拜访了德国联邦政府教育机构、中小企业局、柏林供水厂、德国工业废水处理厂、联邦德国纳税人协会、中小企业联合会、交通建筑城市发展联合部、柏林租户协会、柏林应用科技大学、慕尼黑大学、慕尼黑BMW、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部）、科隆大学、汉堡大学、德国波茨坦大学、柏林工程应用科技大学等单位并与相关专家或专业人士进行了深入交谈。黎友焕教授把所见所感整理成稿，应《中国贸易报》邀约开设了《黎友焕看德国》专栏以餮读者。开栏开篇第一讲，黎友焕教授从德国智库谈起……
智库，也即智囊团、思想库，往往以“研究所”或“研究院”为名称，它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或行家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相关行业或机构提供优化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咨询意见。
近年来，在很多国家，智库的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讲经营 重声誉 德国智库快速发展
德国是最早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
德国统一后，智库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产业高度集中并实现了跨国经营。具体来说，德国智库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学术型智库为主力。在德国，学术型智库数量最多，占其智库总量的75%。学术型智库一般融合各研究方向，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实力强。以莱布尼茨学会为例，其是德国最大的学术型智库，学会成员包括84家大学外的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工业界及其他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紧密。学会研究领域涵盖人文与教育、经济、生命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与工程以及环境科学等学科领域。
二是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传播研究成果服务社会及谋求自身发展。德国智库一般为公司制的管理模式，灵活机动，依托于市场的发展，满足市场的需要。智库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为基础，获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经费和自身发展；注重成果在国内外平台的传播，使自己成为与学术界、新闻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政府官方联系的纽带，进一步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提高智库的声誉。
三是重视人才质量和人才多样性。德国智库对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很严格，一般来说，加入智库组织的人员都拥有某专业的专家资格。智库在纳入新人时，要进行专家集体评审，新人的专业学历和资历都是要被考核的项目之一。人才选拔是开放竞争的，一般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吸纳贤才。智库还注重人才多样性，包括学科背景、学历、年龄结构、政治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研究领域等等。这种人才选拔机制能增强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和创造性。
四是资金来源丰富，以公共投资为主导。德国智库都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和团体，其经费可以依靠基金会、个人、公司等的捐赠和资助。捐助单位有公共和私人部门，包括政府、欧盟委员会、个人、信贷支持、研究合同及其他。但是，德国的社会期望是智库能与企业等特殊利益集团划清关系，所以，在德国，政府资金直接支持的公共智库比例高、影响力强。这种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免于利益集团的干扰，更容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
可以看出，德国智库在运作模式、治理机制等方面优势突出，同时，其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以上种种都帮助德国智库产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使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土壤环境不同 中德智库差异迥然
不同的学者从公共治理、经济学、历史研究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对智库的内涵认知并不相同。同样的，不同国家的智库发展也不尽相同。
由于各自历史发展不同和国情不同，中德智库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运行机制不同。中国智库的形成和治理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德国智库大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以影响决策和舆论为主旨，采用许多公开的手段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其观点和策略。
二是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智库多为政府研究长远发展战略和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建议，而德国智库是决策的源头，智库作为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能很好地疏导利益表达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三是生存环境不同。中国政府对智库有政策性的约束。中国智库并非完全自主管理，在资金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存在行政性太强而自主独立性和学术性偏弱的弊端。而德国智库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地位。
四是存在公共性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智库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政策就可能偏离社会偏好。作为公共产品的智库，中国智库服务于大众的功能有所缺失。反观德国智库，则不仅满足于成为少数政治精英的幕僚集团，更要注重提高民众参与政治能力，实现政治决策的公共性。
综合比较不难发现，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相较于德国智库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对于中国发展的决策需求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智库水平有待提升。二是民间智库发展乏力。三是中国智库的数量和研究领域仍然有限，而其财政来源及服务对象也较单一，无法适应科学执政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外，除了少数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智库之外，大多数智库受到类似的因素制约：研究队伍老化，研究工作缺乏国际视野，研究成果缺乏应用渠道，与国外的一流智库缺乏互动关系，相当多的智库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智力支撑。
在现代国家中，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被称为继新闻、立法、政府之后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所以说，智库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早有“门客”、“谋士”等原始智库“模型”，但中国现代智库体系的建立起步较晚、经验较少，学习别国经验尤为重要。
德国智库的成功集中表现为在市场化运作环境下逐步产生了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多类别智库，有不少经验值得中国智库学习。
第一，应加强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
市场化运营是智库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要加强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具体来看，一是要把保持智库的独立性作为重要的发展原则，减少行政干预，保证政策研究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二是要鼓励智库走向市场，建立行政体制、研究机构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型管理制度；三是应以经费筹措的市场化促进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除了政府资金资助外，可以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四是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投入智库建设，逐步建立完善三类民间智库：以中小企业协会为基础发展中小企业的专项政策研究、以媒体为主要赞助者的社会民生问题研究中心、社会不同阶层自主发起成立研究所性质的公益性机构。
第二，应制定财政和制度政策支持智库发展。
当前，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对于智库的登记都规定了必须同时具备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这种情况造成体制外的智库难以登记。政府应放宽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条件，为民间智库成立创造条件，并相应地出台相关免税的政策，鼓励各类行业组织成立智库，激励大型企业资助民间智库，对企业、个人向向各类智库的捐赠实行税前抵扣政策。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财政项目拨款比例，使得各类智库在争取政府资金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给民间智库提供发展的空间；在决策研究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研究机构的竞争意识，政府购买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第三，须完善人才选拔和培育机制。
人才是智库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关键。智库要吸纳不同专业的人才，吸收有影响力的学术人才和政府官员，鼓励机关公务员到智库从事研究政策咨询工作；成立下属研究院，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培育政策分析和研究人才；政府应提供专项培训补贴资金，对全体智库人员进行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系统性培训。
第四，搭建成果发布平台，探索转化机制。
通过引导相关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设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对话平台，能够便于通过影响更广泛的舆论和民意的方式达到影响政策走向的目标。同时，大中型智库可以设立自己的网站，宣传新思想、新观点；智库应搭建论坛、专栏等等平台，注重撰写观点简明、可读性强的小论文、报告或专题分析概要，这些成果形式适应新兴传媒领域的需要，容易被电视或网络媒体转载，最大程度地使智库意见进入公众的视野。此外，业内还可以出版系列智库研究报告和著作；举办高层次的论坛和演讲活动；定期出版刊物；为各类听证会提供智力支持，使得智库成果直接服务社会各界。
第五，注重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提高智库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智库在外交领域帮助政府的对外交流。中国智库的关注点应不局限于国内问题，要加大对国际性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热点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获得国际话语权。同时，中国智库应密切与欧美智库的交流，学习其独特、规范、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可以与美国兰德公司、德国莱布尼茨学会等智库建立互访机制与开设短期培训课程，积极吸纳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