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Spenc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迈克尔·斯宾塞，外交关系委员会——第一智库注）：
2014年全球经济走势很可能会重复后危机时代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美国经济显著复苏，欧洲缓慢增长。
随着灵活的私人部门将更多的资源转向外部需求为主的可贸易品，美国经济将以1.5-2%的实际速度增长。主要的利好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主要是中国），页岩气带来的低价能源，家庭与金融部门的广泛去杠杆化进程。然而，财政支出增速放缓仍然是一个困扰增长的因素，同时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的现象依然会持续下去，使得长期增长潜力受到制约。
在欧洲，欧央行已经稳定了主权债务市场，但经济增长依然会十分缓慢。大部分南欧地区的名义劳工成本依然高于德国改革后的水平。欧洲要实现统一实际汇率依然前路漫漫。结构性调整和资源转向可贸易品部门的速度依然迟缓，并且会拖累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已经宣布了一项积极而可信的改革计划。如果这一计划得到切实执行，那么，2014年后的增长模式会变得更加可持续，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也会不断增长。
其他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经常账户赤字并大量依赖廉价外来资本的国家，在2013年受到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和全球资本外流的影响，经历了经济动荡。
非洲国家在近十年来表现抢眼。这一势头在2014年很可能将延续下去，并且不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价格和市场状况。这些超新兴市场未来将会是耀眼的明星。
Robert Kah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罗伯特·卡恩，外交关系委员会——第一智库注）：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目前比较乐观。危机的紧迫感在消退，增长的迹象开始浮现，资本逐步回流。但欧洲远没有跋涉出丛林，而且危机再现的可能性被大多数人低估了。
在连续两年的衰退后，欧元区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1%。银行业去杠杆化深入、出口疲弱、宏观经济政策依然趋紧、货币联盟尚未成型等多重因素仍然对复苏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需求端需要进一步强化才能推动增长。这么说来的话，财政放宽是有利的。欧央行也需要实行更多的政策来刺激借贷，特别是对于外围区的中小企业。全面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值得考虑。
但麻烦的是，这样低迷的增长难以有效降低高企的失业率。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了26%，而欧元区整体失业率为12%，青年失业率也达到了24%，并且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更是飙升至35%，对欧洲未来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银行业联盟是2014年发达经济体政策协调的重点。欧央行的刺激政策处于一艘独木舟上，需要小心平衡。太过软弱的话，欧央行的信用会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过于激进的话，又会陷入拔苗助长的困境。
或许，政治阻力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调查显示，财政紧缩使得欧洲居民对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盟心生反感。5月份的连续多场议会选举可能会产生出更加反紧缩的联盟，而且可能会对欧美贸易协议产生阻力。希腊和葡萄牙等外围国家可能会发现，要让民众支持财政整顿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在市场对改革进程失去信心之前恢复增长。
Ernesto Talvi, Brookings（埃内斯托·塔尔维，布鲁金斯学会——第一智库注）：
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如巴西和阿根廷那样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美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较小，在过去的十年多时间里有亮眼的增长表现，使得该区域的经济增速翻倍。这一时期增长的主要推动之一是外国的廉价资本涌入以及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高增长和再分配措施使得南美洲的贫困率下降了13%，并催生了新兴的中产阶级。
但自2011年中期开始，南美洲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且随着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开始趋紧，国际金融和资本资源变得更加昂贵。
这就使得巴西这类依靠外来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短缺的国家必须面临结构调整。而那些政策失当较为明显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对于政策情况尚属乐观的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趋紧的金融环境。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往往要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并且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比如墨西哥的教育改革）。选民们往往会要求政府满足其短期需求，从而放弃长期有利的政策。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对于重振经济至关重要。
Yukong Huang,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Yukong Huang，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第一智库注）：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不少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都遇到了增速突然下降的情况。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这些困难，中国必须解决好它的债务问题，并且大幅提升生产力。
2008年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使得其总体债务水平增长了接近50%，达到GDP的200%。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巨量的储备，这一负担仍然是可控的。因此，三中全会的一个目标是强化财政体系，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降低依赖银行贷款的同时，以满足他们的基本开支需求。
但更艰难的挑战在于提升生产力。中国过去的高投资率和廉价劳工已经难以维系。所以，中国必须要有更加高效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劳动力从低效的农村和小城市生产活动中被逐步释放出来。同时，允许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也很重要。这些企业要比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上一倍。
当然，尽管高层领导人对这些问题非常关心；然而，普通民众更关注的是社会公平、反腐败和环境问题。所幸的是，三中全会所设计的不少变革也将这些问题纳入了考虑范围。财政改革有助于降低对银行的依赖，提高透明度和加强责任制度。缩减国企规模和简化行政程序有助于遏制寻租行为，鼓励私营企业扩张。灵活高效的城镇化进程也能给中产阶级更多的声音，并且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
注：本文原题名为“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14”。本文作者为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本文于2013年12月刊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