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对这个重要判断，世人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是否仍处在发展的机遇期、如何抓住和用好发展机遇，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第二，与前十年相比，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许多人对如何看待和把握中国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心生疑惑，有待探讨和存有争议的问题明显增多。例如，鉴于中国发展面临的制约和阻力增加，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越来越成为单纯的主观想象而与客观实际越来越远？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如果尚存，在新形势下有什么新特点，伴随哪些主要风险和问题？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他国的发展机遇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把握和利用未来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内政外交调整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乃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一、有关战略机遇期形成规律的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何谓战略机遇期？
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在主客观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均处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如此说来，判断一国是否处在战略机遇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客观条件是否有利于形成强劲发展潜力，并有利于将发展潜力以可持续方式充分转化成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些条件包括，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否有保障，现有生产要素是否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内外发展环境是否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动力和激励。
第二，主观上是否具备洞察时机、捕获时机以及运用有利条件扩大机遇乃至塑造机遇的能力和意志。机遇向来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和国家。面对有利时机和条件，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善加利用，机遇将擦肩而过。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中国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认识境界，未能意识到这将是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结果被西方国家越抛越远。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世界都再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国内大跃进、文革的错误导向，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再次被拉大。
第三，一定时期内，一国预期可以实现的发展潜力在量的扩张或质的提升上，是否能够超过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使该国经济在世界占比加大，或使该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力比较中所处的位置提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这三个条件是近代以来各类国家崛起经验共同具有的特征。因此，只要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就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处于机遇期。
问题之二，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和运用规律有何变化趋势？
对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发展机遇的经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变化：以二战结束为界限，武力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机遇的形成和利用，意义明显降低。二战前，武力征服几乎伴随所有处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近代欧美列强及日本帝国在共享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过程中，都多次卷入各种对外扩张战争，包括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二战后，武力虽然仍是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后手段，但其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明显降低。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德国实现经济复兴；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21世纪头十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都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而二战后用武频繁和军备消耗过大的国家，其发展都受到了不利影响，如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入侵阿富汗，是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越战失败和在阿富汗、伊拉克展开的反恐战争，与美国在二战后遭遇的两个低落时期有直接关联。
上述变化表明，第一，靠武力征服创造和扩大发展机遇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武力虽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在国际竞争中有重要意义，但武力消耗对国家发展的制约明显上升。第二，有利于国家间以和平方式共享发展机遇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使所有发展机遇的辐射范围和传递效应大增，各国分享机遇的空间和几率显著扩大。
问题之三，战争是否仍是伴随大国兴衰的必然特征？
武力对于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虽然降低，但因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历程多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人们对大国之间是否还会发生战争难免心存疑虑。近期国际形势中的某些动向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大国冲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将中日关系类比20世纪初的德英关系，显然是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挑衅。这种挑衅虽然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困难，但如此简单地套用历史却有时空错乱之嫌。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今昔扮演的角色早已易位，而且二战前大国竞争的逻辑也越来越不适用当今的大国关系。在二战前的国际体系中，支配大国竞争的是“零和”关系，一方所得乃另一方所失，二者之和为零。在这种利益关系支配下，大国之间为赢得竞争诉诸武力，从维护自身利益上说是理性的、合乎竞争逻辑的。
但二战之后尤其是在当今时代，这个支配大国竞争的千年逻辑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适用，逐步被另一种“负和”逻辑所取代，即一方所失的结果并非为另一方所得，而是两败俱伤。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核武器彻底改变了大国间战争的意义，美苏全面对抗持续了四十多年，但双方都因核威慑而不得不止步于冷战，说明当代大国间战争已失去其原有意义；二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颠覆了大国竞争的传统利益关系，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已经使这些国家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大国在利益上的博弈，越来越多地受“共赢”、“双赢”法则支配，恶性竞争只能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当然，大国竞争支配法则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大国间发生战争的风险完全消失，历史并非总是沿着理性逻辑发展。但从发展趋势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竞争的样式和轨迹已经改变，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几率无疑趋于降低，违背这种趋势的行为是国际逆流。
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在经历重大背景转换
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段时期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双双达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巨变，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条件亦生两变，一是国际权势全面进入重构时期，二是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时期。这两个全新的大背景，是评估未来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经纬框架。
国际权势架构决定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主要因素是国际力量对比、国际秩序、国际战略环境三个方面。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新兴大国崛起导致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拉开了国际权势重构的序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秩序和国际战略环境出现更加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权势重构进入深化和加速时期。
21世纪初以来，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过程。国际金融危机前，新兴大国在发展道路上高歌猛进、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重创发达国家，均使国际力量“东升西降”速度加快，差距越来越小。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冲击波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新兴国家发展的短板不断显露，经济增长普遍面临减速压力。金砖成员国巴西、印度、南非甚至与印尼、土耳其一道，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脆弱五国”。中国在世界大型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保持最佳成绩，但也告别了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当前，新兴大国发展遭遇的困难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形成的倒逼机制作用下，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体面临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全面转型压力，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二是受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依赖资源和原材料出口的经济体面临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造成的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俄罗斯、巴西不同程度地面临这类问题；三是国际资金回流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萎缩，对依赖外来投资与外包服务业务的经济体冲击严重，印度在这方面遭遇的问题突出。与新兴国家的走势相反，发达国家经济向好趋势越来越明显。据世界银行评估，美国正实现持续增长，欧洲经济已经触底，日本经济也有望恢复元气。[1]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国际竞争力和发展速度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分化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中国与其它新兴大国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距离，而作为发达国家的领头羊，美国的发展后劲明显超过欧洲和日本。
从“东升西降”到“金砖失色”，折射出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再平衡过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发展前景呈现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趋势，力量对比未来将互有消长，相互间的竞争和互补都在进一步发展。新兴大国遭遇发展寒流没有改变“东升西降”的基本趋势，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北强南弱”的基本态势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对世界发展来说，当前的变化有其积极意义。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使全球增长出现两个火车头。2014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4%升至3.2%，并有望在今后两年维持这一水平。
与此同时，国际秩序变革也在加速。一方面是国际博弈加强。美国将其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困境很大程度归咎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指责新兴大国利用国际游戏规则中的漏洞搭便车，进行不公平竞争，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美国在亚太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与欧洲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欲绕开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另起炉灶，以迂回方式促使国际游戏规则向对其有利方向发展。为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新兴国家在国际治理上也在加强相互协调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相互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另一方面，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并未改变东西南北之间在发展问题上的互补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全球性问题，催生了G20等新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各类国家为应对共同挑战加强协作。2013年底，僵持12年的世贸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达成多项协议，使世贸组织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这说明合作与竞争都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各国围绕国际秩序变革展开的博弈仍属于合作基础上的竞争，相互依存仍是各国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战略安全领域，国际权势重构亦有若干重要趋势。首先，美国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战略重点从聚焦反恐向关注大国竞争这一传统战略回归，战略重心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反恐战场以及欧洲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些变化既加大了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也加重了中美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力。不过，美国全球战略再平衡的速度和力度仍面临许多牵制和不确定因素。海湾和中东局势仍是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之一，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博弈对美全球战略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其次，近年来西亚北非国家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陷入长期动荡，给中东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也使中东热点问题背后的大国博弈更加错综复杂。未来较长时期内，该地区仍将是考验国际协调和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吸纳大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场所。其三，随着日本政坛右倾化日趋严重，东亚政治安全领域逆流涌动。日本安倍政权公开歪曲二战历史，试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严重破坏了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新的策源地，是地区安全形势中的危险因素。
从国内背景变化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到来，是多重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者有三：一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影响，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过度消耗所反映的成本和代价不可持续；三是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使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第一个因素迫使中国经济未来不得不从依赖出口转向依靠内需。第二个因素所涉及的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生态退化等直接影响民生的问题形势更为严峻，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事关国民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社会问题，在国民关切和诟病的各类问题中高踞榜首。国内外各界对前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已有普遍共识，无需赘述。惟对第三个因素，尽管学界和社会舆论亦有初步共识，但不少看法仍模糊不清，或失之偏颇，某些分析局限于从政策调控层面谈论经济增长快慢之利弊，对经济结构变化对政策调控空间带来的刚性制约认识显然不足。[2]有必要从大量现有研究成果中择善而从、取其精要，以助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平台。中国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在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中，“最重要者，当推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3]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结构性增速到结构性减速的转化。对应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国产业在过去三十年中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由于“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4]
对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个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报告》认为，“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依然令我们失望……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5]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报告》指出，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1-2015年为7.8%-8.7%，2016-2020年为5.7%-6.6%，2021-2030年为5.4%-6.3%。[6]
三、新形势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变化及其带来的考验
按照前文对战略机遇期的定义，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仍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原因在于，当前和未来相当时期内，国内外仍然存在许多有助于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有利因素。如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流趋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乐观；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潜在增长力虽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但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仍名列前茅；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大大增强，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空间不断扩大；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他新兴大国相比，中国的发展前景相对都更加乐观。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关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并非单纯的主观臆断，是站得住脚的。
同时必须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中国未来战略机遇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有许多新的重要特征，因而并不是此前战略机遇期的简单延续。
第一，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
从国际战略环境看，一个内外相对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仍将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中，那种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与能否保持和平外部环境没有直接关联，甚至认为武力扩张也能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机遇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与美国在“9·11”后出现的战略导向有直接关联：美国“一超独大”，在寻找对手的过程中，一度准备将焦点对准中国，中美矛盾上升的风险骤然加大。“9·11”事件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对缓解中国的外部战略压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9·11”后美国陷入反恐战争泥潭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不少人感慨美国因此失去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对外战略关注重点从反恐回归大国关系，中国被视为对美最具挑战潜力的国家。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无论向好向坏，美国都将盯住中国，中国在美对外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难以改变。这个变化意味着，在大国战略关系上，未来中国利用他国重大战略失误或国际突发事件来规避矛盾的几率都不大。当今世界，能使美国长期转移对中国战略关注的因素很少。美俄若因乌克兰问题重新走向全面对抗，也许会有这种效果。但从美俄关系发展趋势看，出现这种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日本极右势力推行的政策，是威胁中国外部战略环境、干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一个新的因素，其带来的风险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美日因素与中国和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交织，使中国外部战略环境中面临的压力、挑战和不利因素较过去十年明显上升。未来数十年，在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利益仍是中国的最大利益。如何在捍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同时，维护好国家的发展利益，中国面临比过去更加严峻的考验。[7]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外部发展环境看，未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比过去面临更多的困难、制约和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复苏虽然出现更多有利因素，但在相当时期内，基础仍然脆弱，不太可能重现金融危机前的繁荣。在各国普遍遭遇发展瓶颈和困境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风潮难以避免。此外，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制约，总体也呈上升态势。
第二，中国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发展空间正在发生质变，从粗放发展方式下的规模扩张维度向发展转型形成的质量提升维度转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粗放型的规模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国际市场变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诸多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全面形成，向以创新为核心、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的集约型、效益型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虽然从保障就业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说，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仍很重要，但就增强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保持国家发展的活力来说，能否尽快实现发展转型更具决定意义。战略机遇期的利用效果，过去主要体现在规模扩张速度上，未来则取决于发展转型的进展程度，这是中国发展机遇在性质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未来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民族复兴大业能否不断向前推进，都与此密切相关。毋庸讳言，实现质的提升将比量的扩张更加艰难、更具挑战性。
第三，维护和使用中国战略机遇期产生的经济成本将显著增高，从以牺牲生态环境、低效使用资源、自我发展为主的低成本时期向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资源利用效率、更加注重与他国分享发展机遇的高成本时期转变。中国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全球气候、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国际市场等带来压力和冲击，其影响与中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21世纪初期，由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中国发展对国际的冲击尚属有限。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和问题同时倍增，同时都在吸引世界的目光。如何同其他国家一道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如何借助国际资源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将变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面对战略机遇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中国未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能力建设。
增强驾驭复杂国际战略环境的能力。针对外部战略压力和风险加大态势，强化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引导和塑造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环境变化过程中的主动性。
应坚持不懈地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国外部战略环境有全局影响。中美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又是战略互信十分不足的竞争对手，这是双边关系发展面临的悖论。影响中美互信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某些问题上结构性的利益差异和分歧外，相互认知上的偏颇也是关键因素。[8]美国保守势力对中国内政外交存在种种偏见，经常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干扰。中国国内对美认知则常见过度紧张和盲目自信两种极端倾向，认为中美冲突和美国衰落不可避免，这是两个严重误判。从中美利益关系看，双方的相互需求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基础宽广深厚，双方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新兴大国中、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前景都是最好的，未来十年两国很可能同时处于发展的机遇期。中美维护各自的发展机遇，最好办法是分享机遇而不是相互拆台。许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有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对引导中美关系发展已初见成效。[9]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开历史先河的创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需要双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保持战略耐心很重要。
维护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营造良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基石之一。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关系，在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深化中俄友好合作，对于中国稳定北部安全环境，拓展国际战略回旋空间，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意义重大。
在中国外部战略环境中，日本右翼势力已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日关系都将面临这一问题的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极右政策看似针对中国，其实对美亦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表面充当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卒，实际暗藏脱离美国或绑架美国的企图，美国对此似已有所察觉。[10]当前对日本右翼势力能够形成制约的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中国对日拥有足够威慑能力，同时使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继续释放正能量；二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和积极发展态势，美国对日保持控制；三是韩国、俄罗斯和国际社会对日保持舆论压力；四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力量继续发挥作用。综合运用上述因素，可对日本右翼势力形成强大反制。
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要在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管控办法的基础上，从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出发，与域内国家共同推进区域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增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力。在影响中国发展转型的诸因素中，强化创新发展是关键因素，亦是决定中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议，对加强创新发展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全社会仍需提高对创新发展的认识，防止在落实中央深化改革部署过程中走偏或流于形式。
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等都对创新发展进行过深入研究。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是指能够依靠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创性产品或服务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最具活力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创新不是模仿，其本质是一个求异、求新的创造过程。没有原创、依靠模仿的创新是伪创新。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并非取决于个别群体（如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大众创新（grass roots innovation）。费尔普斯将世界分为现代经济体（主要依靠创新发展）、欠现代经济体（依靠模仿发展）和非现代经济体（依靠资源等自然禀赋发展）三类，并用“尾随巨鲸”原理比喻前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依靠模仿发展的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保持与领先国家的贸易、加速利用差距带来的机会，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长速度，有时速度甚至会高于前者，就像尾随巨鲸的鱼群，借助领航者的水流借力前进。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相对位置的提升，高增速在接近追赶目标时会消退，向全球平均水平回归。[11]
以上分析对认识创新发展对中国的意义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加强创新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要求。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的降低趋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时期的到来表明，随着中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和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依靠借力追赶先进国家对中国所起的作用正趋于下降。未来中国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创新能力。其次，鉴于大众创新对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中国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决于整个社会体系能否为创新提供土壤和条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制约。例如，如何使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更有利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对培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一个有千年中庸传统的社会，如何提高社会对新事物尝试的勇气，如何加大对试错、容错的包容，面临许多挑战；在惯于求同的社会氛围中，如何培育创新思维，同样面临矛盾。只有通过正确的引导和大力度的改革，才可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增强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能力。未来10年，国际经济秩序、全球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都将面临深刻调整和加速转型，这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营造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结合国内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利用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力度。除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结合、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相结合，以多种形式为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获取重要资源拓展渠道外，还应以更宽广的视野为中国发展创造有利外部条件。
第一，积极化解国际秩序变革中潜在的风险和不利因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虽然短期内可能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但其对中国潜在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应通过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引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等方式，逐步稀释和吸纳有关影响。
第二，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预加防范。美国能源独立前景对国际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包括美国有可能降低对中东能源通道安全的保护力度。中国对此要提前考虑综合应对之策，包括调整境外能源供应格局，在国际能源通道安全保障方面与美国等共同探讨加强合作的途径，在能源安全方面提升中国对中东地缘政治形势的应变能力等。
第三，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对来自各类国家的共同压力，自身环境和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应从全球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关系出发，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这类全球问题的国际治理，并在环境科技利用方面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
第四，要把有利外部环境的塑造与推进国内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开放促改革，借用外部压力破除国内阻力，促进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效力。
注释：
[1]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4年1月。
[2]例如，《人民日报》之“经济周刊”于2014年2月10和2月17日分别发表两篇关于“全面认识GDP”的系列文章，一篇题为“不要简单以GDP论英雄”，另一篇题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有”。
[3]李扬：“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代前言）”，李扬主编：《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5]同上注。
[7]在本世纪头十年，台湾“急独”势力一度给中国大陆战略机遇期造成比较严重干扰，但从复杂性和可控性看，其影响不及中国安全形势当前面临的问题广泛和深刻。
[8]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9]例如，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仅从经济竞争角度有限提及中国，刻意回避了几年前针对中国高调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中美达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以来的一个重要积极动向，表明美国领导人在可能刺激中国的敏感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
[10]这类迹象包括，美国政府公开批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归还武器级鈈材料，驻日美军司令安杰瑞勒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洛克利尔最近均公开表示，美军不会直接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国家，中国和美国一道追求和平是可能的。见环球网2014年2月10日综合报道。
[11]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