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时，胜利者们志得意满，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必然会取得胜利。西方许多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战胜极权社会主义一定能结束战争和血腥革命。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大巨头证明这种这种观点是多么牵强附会。
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历史终结点和最后一个人》反映了西方的主流观点，书中认定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终点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换言之，基督教末世论变成了世俗历史的先决条件。
类似这样的转变其实不是新鲜事。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曾经坚信同样的观点。1842年，历史学家托马斯·阿诺德带着典型维多利亚式的洋洋得意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所统治的王国“清楚地昭示了历史长河的完满。”无论倡导实现某种绝对理念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历史先知的预言都离事实相去甚远。
西方冷战胜利后不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民族部落主义在“后历史时代”欧洲核心地区的回归有力地质疑了“历史终结”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血腥的阿拉伯起义以及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和系统性缺陷无不进一步削弱了上述理念。
但或许只有中俄两国才能最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历史并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无论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俄国的财阀政治经济都与“自由”相去甚远，而这两国也并不避讳以军事手段维护其自我认同权。
对中国来讲，这意味着在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支撑下，用越来越独断的外交政策“捍卫”其对东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这种做法加剧了由来已久的地区紧张局势及中国与日美联盟之间的竞争——上述局面令人回想起一次大战前英德两国争夺海上霸主。
俄国则通过残酷镇压车臣、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抑或是目前出兵乌克兰不遗余力地恢复其昔日大陆帝国的威严。事实上，俄罗斯最近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与阿道夫·希特勒1938年夺取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区的苏台德区（该事件是二战的重要催化剂）有着众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事实是普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针对克里米亚、甚至不仅仅针对乌克兰。正如希特勒想要改变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屈辱的凡尔赛条约一样，普京的目标是扭转被其称之为“二十世纪最大地缘政治悲剧”的苏联解体。
因此普京正在挑战美国外交政策一项最伟大的成就：结束欧洲分裂和建立受西方影响的自由国度。而且，与叙利亚和伊朗战争中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普京坚守红线寸步不让：西方不能争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而北约东扩也决不允许。
此外，普京任由种族民族主义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并以克里米亚讲俄语的多数民众为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冒险行动。同样，种族民族主义驱动希特勒攻击欧洲秩序：苏台德区以德裔居民为主，而德奥合并是要合并德意志民族的两个重要地区。
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为限制德国国力建立了许多小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在其1961年饱受争议的二战起源研究中为希特勒占领这些小国的决策辩护——泰勒称一战战胜国实行的是“公开邀请德国扩张”的策略。我们也可以同样评论今天前苏联共和国对俄国的致命吸引力。
当然，没有人希望欧洲再次爆发战争。但普京的挑衅和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政策可能促使他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来削减自己的政治损失。毕竟，奥巴马的全套外交政策计划——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促成以巴和平协议、与日渐疏远的中东盟友实现和解、美国的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现在都取决于他制服普京的能力。
中国的所作所为使局面更加错综复杂。习近平默许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采取行动其实是与普京共同挑战冷战胜利后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国这么做是让权力计算改变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长期坚持的原则——中国领导人的辩护理由是美国已经一再证明国力才是原则的最终决定要素。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东德的成长经历应该使其对普京专制思想具备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她把俄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形容为权力政治指导下的脱离现实之举。但一直活在幻想当中的其实是欧洲：梦想着“后历史” 时代军事力量已经无关紧要，补贴可以驯服民族主义势力，而领导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守法的绅士和淑女。
欧洲人真心相信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博弈已经于1991年落下帷幕。普京告诉我们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仅仅是中场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