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施所谓“再平衡”战略，已直接引起日本、菲律宾等少数周边邻国借势抗衡中国，谋求在与中国岛礁争议问题上占得优势，也有某些周边国家试图两面下注，通过“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而从中渔利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针对美国的战略调整给中国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带来的多重挑战，有学者提出，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1］也有学者提出，“向西开放”比“西进”更适合作为一项公开宣示的国家对外战略，而“向西开放”需外交全局统筹。［2］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应采取“固北、稳西、安东、拓南”的地缘战略。［3］笔者将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政治发展态势为视角，探讨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
一、西南周边地缘环境复杂，拓展余地更广阔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离不开周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机遇，而中国的经济转型更为世界和周边地区创造了巨大的需求潜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38667.6亿美元，货物贸易额居世界第二位，仅比美国少150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据权威预计，到2020年，中国市场释放出的购买力将达64万亿元人民币。［4］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将大力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贸易额由1000多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据测算，今后５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４亿人次。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5］的确，中国周边地区近水楼台，大部分国家已与中国形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态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也是中国周边地区的主题。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和南亚接壤，所处地缘政治环境是中国周边环境中较为复杂而敏感的地区。周边无大战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发展态势。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东盟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战略攸关的地区，而中国的存在又为东盟提供了美日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就给了东盟国家一个在大国博弈中进退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又决定了其不会与中国为敌。中国是“南亚次大陆”的最大邻国，南亚国家中有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甚至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如印度），也有与中国保持传统友谊的全天候朋友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但又都是金砖国家成员，已建立起某些多边合作机制，双边合作潜力极大。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不仅保持着传统友谊，而且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深度合作有待开发。无论从地缘经济还是地缘政治视角看，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与中国相邻，相互关系都是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任何国家都无法移动它的地理位置；也没有国家可以卷起领土逃之夭夭。”［6］这种独特的地理性是无法改变的，相互合作与制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有的国家可以选择借助外来强权（如美国）来制约中国，但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约取决于美国的地缘战略，更多的属于战略性，而不是地理性。美国并非亚洲地理上的邻国，其亚洲地缘战略不是永恒的，将随着美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及对外战略的改变而改变。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作用正在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地缘经济政治环境虽然面临多重复杂态势，但对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而言，仍然面临着可以预见的重大机遇。
（一）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一体化加速发展
东南亚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属于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毗邻华南经济圈，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跳板。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地区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虽然都属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贸易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东南亚的天然橡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锡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5.6%，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丰富的木材、印尼的矿物燃料、老挝钾盐矿、越南富磷矿及铁铜矿、菲律宾的铜等都是中国需求的产品。而中国的谷物、蔬菜和锌、铅等矿产品都是东盟国家需要进口的产品。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都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东盟从中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通用机械电器为主，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主要是电子元器件类产品，存在产品结构上的互补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劳务和旅游方面也存在互补性。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科学研究具有较大优势。2011年，中国国内申请的技术专利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目前，中国与东盟已经成立了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科技训练中心、科技研究和服务中心等，开始在科技方面进行合作。2012年，《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启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立。2013年，以“联合创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召开。中国不断向东盟国家输出农业先进技术，每年都有来自越南、缅甸、老挝、菲律宾、柬埔寨和印尼等东盟国家的技术人员到中国学习甘蔗、水稻等种植技术。
中国—东盟自贸区背景下各种制度化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每届设置投资合作专题，举办国内各省及东盟10国推介会、投融资项目对接会、项目信息发布会等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2010年3月24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和7亿美元的区域投资信用担保基金也相继建成。从2011年开始，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入第二阶段（2011年至2015年）即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阶段。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4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实现零关税。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如今，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发表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提出，争取到2015年双方双向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今后８年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中国和东盟已经决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产业合作，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稳定和谐的地缘政治关系为地缘经济合作提供了可靠保障。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南亚国家。中国还与东盟有关国家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致力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和平方式处理本地区问题。中国官方郑重表示，与东盟国家将继续保持对话与协商，增进互信，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而努力。［7］目前，中国与东盟间的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以及科技联委会共同构建了中国—东盟五大平行对话合作机制。2011年，中国—东盟中心正式成立，以推动中国—东盟各领域的务实合作。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中国与东盟建立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诚然，东盟某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也颇有市场，加之美国“重返亚太”实行所谓“再平衡”战略。东南亚某些国家寄希望于美国重返东亚来保障其安全，将美国作为平衡因素与中国抗衡的力量。但东盟在解决安全问题上长期坚持自主的“东盟方式”，东南亚国家大都认同和主张“大国平衡”战略，希望中美相互制约，给自身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盟试图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而中国也对东盟担当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牵头人乐观其成，特别是面对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挑战，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由东盟倡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将包括东盟10国和东盟的自贸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等共16个国家，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如果RCEP成功实施，将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快世界经济从西方向亚洲转移的进程。
（二）中国西南与南亚一体化发展潜力极大
南亚不仅在中国地缘经济政治中处于较为独特的地位，而且南亚地区国家相互之间的地缘关系也错综复杂。由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组成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已成为新兴国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南亚全境是陆权的“心脏地带”国家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本身就兼具“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双重地缘价值。南亚濒临的阿拉伯海及其扼守的印度洋，是重要的海上能源交通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区位战略地位。［8］南亚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且资源储量和种类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存在相互合作的广泛基础。印度有发达的软件产业，中国有装备制造业和硬件产业的优势。印度决定在2010年以后的5年内投资数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参与机会，但广泛的大规模经济合作需要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来保障。中印贸易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1年，中印贸易总额达到739.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也成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居中国对外贸易额排名的第13位）。印度是铁矿石的主要提供商，据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贸易额已达618亿元，印度已成为中国第三大铁矿砂来源国。金砖国家积极筹划货币合作，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为中印合作提供制度化平台。当然，中印存在边界问题、水资源争端以及印度国内不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问题，特别是对中巴合作抱有极强的戒心。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的战略家，均认为中国与印度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中印恶性竞争无疑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风险。［9］2013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时明确表示：对华友好是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两国总理自1954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内互访，表明印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十分广阔。［10］
巴基斯坦是中国地缘上的全天候伙伴，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和海外重要工程承包市场。2012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超过120亿美元。中巴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农业、电信等领域合作也不断推进。由于多年的反恐战争，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巴基斯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绝对离不开与中国这个全天候伙伴的合作。而巴基斯坦人力资源丰富、高端人才英语优势明显，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投资设厂，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促进就业，提升巴基斯坦制造业水平。［11］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平衡印度以南亚为基础抗衡中国；另一方面可以向南亚扩展中国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又处于反恐第一线的压力，不仅制约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了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力。全方位发展与南亚各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无疑是中国的基本战略。
南亚国家普遍工业基础薄弱，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需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而中国产品适合当地的消费层次，这就为中国机电产品、农机具、交通运输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对该地区的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2］南亚地区人口众多，区域内贸易量不到其贸易总量的3%，这为中国商品进入南亚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南亚除印度外，其他南亚诸国普遍工业基础差，制造能力薄弱，绝大多数的工业制成品依靠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是相当有竞争力的。［13］依托南盟合作机制，深化与南亚的合作关系，是中国南亚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切入点。2006年7月，南盟部长理事会正式接受中国为南盟观察员。2011年，中国决定再次向南盟发展基金捐款30万美元。［14］中国已将经贸、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人力资源培训和扶贫减灾作为中国与南盟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并探讨建立双方务实和更有效的合作机制。中国与南盟的一系列合作举措将极大地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步伐，加快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我国西南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具备引领周边发展的基本条件，蕴涵着对外开放模式创新的巨大潜力。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正面临着诸多历史性机遇，如建立区域国际中心、构建沿边经济开放带、赋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内涵、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通西南大通道、构建“两洋出海”战略等已经成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
二、以区域国际中心为带动，构建沿边开放带
建立区域国际中心可以达到经济合作和政治整合的双重目的。2011年，部分学者提出区域国际中心构想，现已纳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写之中。由国际性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前沿城市组成的区域国际中心辐射周边区域，促进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推动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整合周边地缘经济资源，推动区域一体化特别是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区域国际中心通过对口援建，内引外联，发挥桥梁作用。而我国西南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沿边地区的次区域合作不牵扯核心利益，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次优选择，不仅促进我国西南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推进大国战略。就经济合作而言，区域国际中心目前只涉及相关国家的局部地区及经济领域，对我国和周边国家合作具有试验性质和窗口作用，可以促进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加快一体化进程；就国家安全而言，可以做到固本于“心脏地带”，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来扩大中国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促进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而且可以整合周边地缘资源以建立安全互信机制。
（一）以云南省昆明市作为国际性城市建立区域国际中心
区域国际中心是以国际性城市为中心，以节点城市为外围，进而通过前沿城市辐射到周边国家与我国接壤的地区，从而形成次区域一体化的区域国际中心。如以昆明为国际性城市建立东南亚—南亚陆地接壤区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就可以曲靖、玉溪、楚雄为节点城市，以瑞丽、畹町、河口为前沿城市。昆明市是南贵昆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旅游、商贸、科教、信息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和信息等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之一。南贵昆经济区与泰国、柬埔寨近邻，并与越南、老挝、缅甸3个国家山水相连，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枢纽，昆明又是中国、南亚与东盟三大市场的联结点。《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2012~2020年）》已获国务院批准，按照《规划》确定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区域布局、重点任务，有序推进云南“桥头堡”建设。［15］云南省正在建设的滇中城市经济圈将“一区、两带、四城、多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一区”是核心，“两带”是双翼，“四城”是纽带，“多点”是基础。
云南省独特的区位条件，使其具备参与多边外向区域合作的地理优势。2011年，云南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为59.9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35.5亿美元，同比增长22.4%；进口24亿美元，增长43.3%。其中，云南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进出口增速均在50%以上。而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边境小额贸易累计进出口总额17.8亿美元，占全省对东盟贸易的34%，云南对缅甸的贸易占全省对东盟贸易的40%左右。昆明市作为国际性城市，其他边境城市（如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保山、怒江等）为节点，构成对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经济辐射。同时，云南在“内引”方面业已形成规模。云南与以上海、浙江为重点的“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也成为云南招商引资的新增长点。2011年，云南实际引进“长三角”地区资金340.9亿元，占同期省外到位资金的19%，其中，上海实际到位资金46.5亿元，年均增幅高达65%，上海与云南的经济社会合作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2年9月，云南省政府决定批准麻栗坡（天保）、耿马（孟定）、腾冲（猴桥）、孟连（勐阿）、泸水（片马）和勐腊（磨憨）为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并积极争取国家将其批准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建立此区域国际中心实际可以达到经济上互利共赢的效果，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某些地区对中国的向心力，进而影响其中央政府。
（二）建立大西南沿边开放带辐射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地区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边境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内地，却大大高于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的周边地区。加之，周边国家与我国接壤的地区与我国周边地区民族相同或相近，语言相通，建立西南沿边开放经济带是完全可行的。沿边开放经济带与区域国际中心内联外引，发挥连接东部与周边国家的桥梁作用。以广西北部湾为例，拥有1600多公里海岸线的北部湾，正悄然崛起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地。北部湾的优势在于，对内，可互动东中西部；对外，一湾相挽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地处我国华南、西南和东盟三大经济圈结合部的广西，是我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区域，区位优势得天独厚。［16］2011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3862.33亿元，同比增长15.9%，高于全区3.6个百分点，所辖钦州、北海、防城港3市分列全区增长幅度前三名。北部湾通往越南、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地出省出边的6条高速公路已全部打通，往广东、湖南、云南的高速铁路在加快建设，北部湾经济区内正在形成“一小时交通圈”。2011年，第十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通过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今，泛北部湾国家正在制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路线图》，筹备共建产业园区，《泛北部湾港口物流合作专项规划》、《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陆上交通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等专项规划也在探讨之中。云南、四川、湖南等周边省区正在计划建设6个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以上的临海产业园，以“飞地经济”模式合作开发。［17］2013年6月，根据广西凭祥市地处中越贸易主通道的地缘经济政治条件，中国决定设立广西凭祥边境自由贸易合作试验区，以此提升边境合作水平，促进边境地区跨越式发展。按照设想规划，广西凭祥边境自由贸易合作试验区位于中国广西凭祥友谊关、浦寨、弄怀与越南谅山同登国界线毗邻接壤区域，规划建设面积约11平方公里。试验区将实行“边境特区、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闭运作”模式，形成人员自由、货物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结算自由。［18］
（三）赋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内涵，促进相关国家共同发展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6个国家，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总面积（中国部分为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256.86万平方公里，人口3.2亿。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199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2000年4月，中、老、缅、泰4国交通部长正式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议》，随后又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2001年，4国实现了正式通航。中国还配合东盟开展的“泛亚铁路”工作，完成了《云南省对外铁路新通道规划方案》等。中国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国家，积极发挥该地区第一大经济体的优势，推动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首先，强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制度化合作机制。目前，中国所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三大合作平台，即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湄公河委员会（MRC）。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为领导人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各成员国按照国名字母顺序轮流主办。部长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下设专题论坛和工作组。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要积极推动各项合作机制正规化，出台更多相应的合作项目，加速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济整合。
其次，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十年（2012~2022）战略框架》为未来十年合作制定了三大战略目标，即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繁荣、公平的发展；在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跨境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和湄公河流域其他5国不仅经济贸易联系密切，且有很强互补性，可以挖掘的潜力很大。如湄公河流域气候和地理因素适合种植橡胶，可弥补中国的橡胶缺口。2011年，中国发表了《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加强与相关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还可以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互为推动，互为支撑。
第三，加大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力度，与中国—东盟公路网和铁路网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越来越受到区域内各国的高度重视。2013年10月21日，东盟东亚经济研究院和泰国商务部联合主办的“2013年行政领导人峰会”便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的互联互通：未来增长的关键”为主题。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发展，将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泰国还提出将把未来互联互通计划的重点放在加强中国云南与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互联互通上。［19］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在公路交通方面，2012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中越边境公路交通双边协定》，开通了昆明至海防客货运、南宁至河内客货运以及深圳至河内货运等５条国际运输路线。2000~2004年，中国政府出资对澜沧江—湄公河部分航道实施了改善。
第四，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在打击犯罪进行有效的合作并逐步实现制度化。2011年10月，东南亚特大武装贩毒集团“糯康集团”收“保护费”遭拒便勾结几名泰国军人射杀13名中国船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湄公河惨案”。此后，缅甸、老挝、泰国、中国等4国政府通力合作，将“糯康集团”主要成员引渡到昆明进行审判并判刑。2011年10月31日，中老缅泰4国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发表了《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2011年12月9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成立。截至2013年10月，中老缅泰4国已经在湄公河领域进行15次联合巡逻执法，保证了湄公河航道的安全，促进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序发展。
三、构建“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两洋出海”
构建“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通西南大通道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推进“两洋出海”战略的基础和前提。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先后访问印度，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依据是，如果把中国的向西开放和印度的“东向”政策有机联系起来，将极大地促进双方在信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共同培育亚洲合作的新亮点，打造世界经济的新引擎。2013年10月24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中央党校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和印度》的主题演讲强调：“联盟和遏制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印度和中国绝不能首先遏制，我们两国最近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合作远远大于遏制。我们希望借助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实力，印度在服务业的创新以及特定领域的制造业方面的实力也可以对中国大有裨益。中国以制造业崛起，印度靠服务业腾飞，两者可以优势互补。”［20］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毕世鸿教授如此分析：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直接相关地区除中国云南省外，包括孟加拉国、缅甸两国，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等东北部各邦，总覆盖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达4.4亿。中印缅孟走廊占据着有利的地缘地位，直接辐射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几个大市场。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查查森如此感叹：“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将给处于经济开放转型期的缅甸带来经济硕果。”［21］李克强总理在随后访问巴基斯坦时又提出，加强战略沟通和长远规划，开拓互联互通、海洋等新领域合作，并着手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稳步推进经济走廊建设。2013年7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问中国时提出，将中国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巴基斯坦战略性港口瓜达尔港连成一条新经济走廊，存在改变该地区命运的潜力，它将成为该地区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巴决定成立联合合作委员会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和短期行动计划，重点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和沿线经济开发区等支点项目建设，发挥骨干支撑作用，扎实有序推进，积极拓展能源合作。
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打通西南大通道已是当务之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也被称为“新茶马古道”、“新南方丝绸之路”、“新驼峰航线”。经济建设和经济合作，基础建设先行。已有学者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第一阶段的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互联互通，尤其是要展开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前期研究工作，研究通关便利化措施。［22］西南大通道建设已是当务之急。西南大通道建设的目标模式应是包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内河航运及现代通信设施在内的一个连接区域内各站点的复合网络结构。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既需要有关国家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在自己领土范围的努力［23］。云南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最近的陆上通道，从腾冲猴桥口岸出境，经过缅甸密支那就可进入印度东部，路程只有300公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2013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暨中国—南亚和平发展论坛时指出：云南与南亚国家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商缘相连，利益相融。……继续推进互联互通，探索公路、铁路、航空、电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以交通、通信的畅通带动全方位各领域交往合作的畅通。［24］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云南将加快建设国际大通道，构筑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互联互通的交通、通信、物流等国际通道和枢纽。下一步，云南将积极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资源深加工基地、清洁新型载能产业基地和特色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不断完善开放合作平台，积极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水平，不断深化与东南亚、南亚的全方位合作。［25］云南正充分发挥自身陆上通道的优势，加快公路、铁路、航空、水运、油气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把云南建成“东连黔桂通沿海，北上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新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快捷、便利的国际交通大通道。［26］在公路建设方面，重点是建设“三纵三横”、“九大通道”。在铁路建设上，泛亚铁路中线、西线方案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航空运输方面，将昆明新机场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和全国重要的国际航空港。在水运建设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改善澜沧江—湄公河的通航条件，提升航道等级，开通红河国际航运。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外，要继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通信网络规模，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27］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中国云南学术界提出，并得到印缅孟响应的合作构想，中印缅孟四方还于1999年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一次经济合作大会，共同签署《昆明倡议》，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中、印、缅、孟邻近地区是连接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有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明显区位优势。［28］目前，中、印、缅、孟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国普遍希望通过开展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挖掘自身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印度的东北部开发计划结合起来。2013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第十八条指出：双方对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进展表示赞赏。鉴于2013年2月孟中印缅汽车拉力赛的成功举行，双方同意与其他各方协商，成立联合工作组，研究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9］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无疑将中印打通两个大市场。虽然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地区均属于4国的沿边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但已经形成国家战略，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而这种次区域合作不牵扯国家核心利益，是4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次优选择，将促进中印缅孟经济发展，推进中国大国战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目的是，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两国互联互通，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规划不仅涵盖“通道”的建设和贯通，更重要的是以此带动中巴双方在走廊沿线开展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信息通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创立更多工业园区和自贸区。根据巴基斯坦2013~2014财年预算草案，巴政府将投入725.88亿卢比资金，以支持高速公路建设。该资金将被用于现有的35个项目以及将启动的新项目，包括喀喇昆仑公路的改线工程。高速公路的建设将对发展相关工业、建设储油设施以及油气管道产生积极影响，巴政府希望以此拓展和建设与中国、中亚国家、印度、伊朗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新领域和新枢纽。［30］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不仅受到较为复杂地理环境影响，而且中印互信不足也是重要障碍，而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互联互通的先行发展，无疑推动印度加大与中国互联互通合作的步伐。2012年12月，中国援助尼泊尔的沙夫鲁比西—拉苏瓦加蒂公路项目交接证书签署，该公路连接西藏自治区的吉隆口岸热索桥项目，将进一步促进尼中互利经济合作和跨境经贸关系。2013年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与其他各方协商，成立联合工作组，研究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打造海洋强国是中国的既定战略抉择。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亟待出台海洋经济战略和海洋通道战略构想。2012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已达到GDP比重的10%，而美国海岸经济和海洋经济已经占到美国整体经济就业率的75%和GDP的51%。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仅以三个数据就可以说明海洋产业的重要性，一是从陆海综合考察，浙江省的地域面积从10万拓展到36万平方公里；二是世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近年来以113%平均速度在增长；三是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总投资将超过2500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渔业生产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2012年渔业产量达到5906万吨，水产品总产量连续23年位居世界首位。根据国家海洋局的统计资料，2012年，海洋生产总值超过5万亿元，实现海洋产业增加值29397亿元，其中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值的23.7%，已经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012年我国造船完工量6021万载重吨，船舶出口额392亿美元，国际市场占有率达41.41%，均名列全球第一位。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31］海洋强国应是在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
中国经济已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仅仅依靠太平洋这一海洋通道与外界联系。冷战时期，美国就为遏制我国在太平洋上构筑太平洋三个岛链，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内陆国家。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支持日本和南海某些国家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所谓的“再平衡”，其目的就是针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为此，中国必须积极营造东海和南海的稳定与和平，保障东海与南海的航行自由，保障中国的最大的贸易通道特别是能源通道的安全。
同时，中国必须适时探讨和形成开拓两洋出海大通道的战略构想，协调建立起太平洋出海口与印度洋出海口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两洋出海”的战略互动格局，打破马六甲海峡困局，进一步增加中国海上通道的安全系数。“海权论之父”马汉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是通向7个海、洋的要冲，21世纪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32］从地缘政治层面以及港口自身条件出发，中国有可能作为出海口的有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缅甸的仰光港以及正在构划中的缅甸若口港。［33］同时，印度洋出海与中缅石油管道连接，进一步保证了中国能源安全。中缅能源管道西起缅甸西海岸皎漂市，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境内，在贵州安顺实现油气管道分离，分别通往重庆和广西。竣工后每年可向中国输送2200万吨原油和12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缅能源管道为中国开通了从中东进口石油而不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通道，不仅保证了中国能源安全，而且减少了石油成本，还与缅甸实现了经济上的互利共赢。中国还应选择位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和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作为开拓对象，并且与缅甸的仰光港和若开港一起来考察与规划，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循序渐进，下功夫促成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整体阵容，以保障中国走向世界，实现和平崛起。［34］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既固本于“心脏地带”，又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政治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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