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研究者最近深入挖掘了墨西哥经济表现滞后的细节，并有了重大发现：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存在出人意料的巨大的生产率增长差距。从1999年到2009年，拥有500人或以让雇员的大企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都以引人注目的5.8%的速度增长。相反，在雇员人数十人或一年的企业，劳动生产率以每年6.5%的速度下降。
此外，这些小企业的就业比例此前便已相当高，在1999—2009年间进一步从39%增至42%。巨大的墨西哥湾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墨西哥”（MGI研究者语），因此，毫不奇怪墨西哥整体经济表现如此差劲。尽管大型现代企业在通过投资于技术和技能而不断改善，但生产率低下的小企业拖累了经济。
这看起来像是例外，但事实上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放眼发展中世界，你可以看到，经济的领先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差距。
新奇之处不在于一些企业和行业比其他企业和行业显著更接近于全球生产率前沿。生产率异化——或者用发展经济学家的话说，经济二元性——一直是低收入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新奇之处——亦是令人痛苦之处——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低生产率部门没有在衰落，相反，在许多国家，它们还在扩张。
通常，当工人和农民从传统的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和琐碎服务部门）向现代工厂工作和服务转移时，就会产生经济发展。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发生了两件事。首先，经济整体生产率上升，因为更多的劳动力受雇于现代部门。其次，经济中的传统和现代部分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会减小，二元性会逐渐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率会上升，因为耕种技术会越变越好并且在地头干农活的农民数量会越变越少。
这就是欧洲外围（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战后发展的经典模式。这也是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它也是最令人瞩目的例子）赖以产生亚洲增长“奇迹”的机制。
所有这些高增长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制造业的扩张甚至可以驱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前的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结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国际贸易本身。
如今，情况有了显著不同。即使在表现出色的国家，工业化也在以比以前的赶超增长例子快得多的速度失去动力——我将这一现象称为早夭的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尽管年轻人仍在从农村涌向城市，但他们的最终归宿往往不是工厂，而是非正式的低生产率服务岗位。
事实上，结构变化正在日益恶化：从制造业到（尚不成熟的）服务业；从可贸易活动到不可贸易活动；从有组织部门到非正式部门；从现代企业到传统企业；从大中型企业到小型企业。定量研究表明这一结构变化模式严重拖累了拉丁美洲、非洲和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有两种方法可以缩小经济中领先和落后部分之间的差距。其一是让小微企业能够成长、进入正式经济并提高生产率，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消除诸多壁垒。比如，经济的非正式和传统部分通常无法获得很好的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并且难以进入全球市场，无法获得融资，工人和管理者也往往技能地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尽管不少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扶持小企业，但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支持小企业通常有助于社会政策目标——维持经济中最贫困和最难找到工作的群体的收入水平，而不能刺激产出和生产率增长。
第二个策略是扩大老牌现代企业的机会，让它们能够扩张并雇用非此无从进入经济高生产率部分的工人。这也许是效果更好的办法。
研究表明，极少有成功的企业是从非正式小企业起步的；相反，它们开创时便已大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由企业家凭借他的技能和市场知识在经济较先进的部分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萨顿（John Sutton）在非洲所做的企业调查表明，成立现代本国企业的大多是拥有进口活动经验的企业家。跨国公司或国有企业——高技能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聚集地——的国内分支也是这类企业的一大发源地。
挑战在于创造一个经济环境，激励本地人才和资本投资于经济的现代、可贸易部分的企业。有时，取消一些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和限制便已足够。有时政府需要采取更具前瞻性的策略——如税收激励、投资特区或有竞争力的货币——已提高这类投资的盈利能力。
与往常一样，合理政策的细节需视本地约束和机会而定。但每个政府都需要扪心自问，是否做了足够的事支持最有能力吸收经济其他部分劳动力的现代部门的产能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