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对传统金融业造成了全面的冲击。比如，它不仅在迅速抢占存款、货款和支付等银行三大核心业务的市场份额，也在严重侵蚀其他传统金融业务，从而使得它很快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间利益冲突更是表面化。因此，以利益冲突的角度来了解其真相，应该是互联网金融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创举。因为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为人类服务，是谁都无法逆转之大势。它不仅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行为及思维等方式，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经济生活及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互联网技术及智能手机主导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因为，互联网金融利用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不仅改变人类经济的时空边界，也改变了传统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变了投资者进入金融市场准入方式，弱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专业性要求等，它具有小额、快捷、便利、交易成本低、信息较为公开透明、普惠等特征。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不仅向传统金融提出了明显的挑战，也给现代金融市场注入无限活力与生机。
互联网金融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就在于利用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利用了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及智能手机技术。二是利用了国内传统金融市场落后与缺陷。互联网金融正要冲破各种金融管制，并给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不过，其他市场力量也在冲破政府对金融的管制，比如影子银行的出现等。
不过，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可能面临风险、央行提出监管要求时，市场一片哗然，并多以会产生利益冲突的角度来反对这种监管，比如认为这样做会扼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是互联网金融动了传统金融业的乳酪；甚至于导致“中国金融民族主义”兴起，即央行监管是外国势力入侵中国一种方式。互联网利益冲突如此强烈，也与当前中国“物欲化”的社会基础有关。因为，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表象看，确实给一些投资者带来一定收益。正是这种收益，对于当前以“物欲化”为导向的中国社会来说，它成了判断善恶的标准，而不在于金融监管的市场法则及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新的监管规则触动了这种利益就是天大的恶，而不在于这种监管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社会的完全“物欲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要监管，就在于它的核心仍然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互联网金融的任何交易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金融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外部效应、公共性、弱势投资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而需要保护政策、谨慎监管等本性，互联网金融也一样存在。
需要被监管的公共品
既然互联网金融也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互联网金融就得要有严格的信用风险的识别机制和程序，及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任何互联网金融产品都得保证信息公开透明的责任，也有责任告诉投资者，特别是弱势投资者其风险的义务。还有，互联网金融的准公共性，既要求提升金融为实体服务之能力，也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因此，任何金融创新都不可超越金融监管的底线。
金融监管的底线主要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不能过度扭曲为金融异化，即金融创新变成金融体系内循环谋利的工具，或仅是钱生钱的工具。如果金融创新扭曲成了金融异化，政府有责任对这类产品进行严格监管甚至于严重限制。二是由于金融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品，因此任何金融创新都不能危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比如，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也不能成为洗钱及犯罪的工具。
可以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尽管正在冲击传统银行业的存款利率管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投资者收益，但是余额宝类产品并没有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反之，其隐含的巨大风险却不可小视。比如，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冒险的流动性管理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也就是说，这类产品更多的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及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落后，成为钱生钱的工具。
不过，中国传统金融业对它的反击只是强调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强调这类产品只是利用政策上的缺陷谋利。传统金融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既有的利益格局不打破，或政府管制下的金融市场不改革，而没有强调放开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比如，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可见，对于“物欲化”十分严重的中国社会来说，互联网金融利益冲突的各方都希望借助金融这个准公共产品，来攫取社会的经济利益，都希望其行为的收益为自己，而其行为的成本及风险则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如果说，政府不能够出台相应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来权衡这些利益冲突，确定互联网金融监管底线，中国互联网金融要走得很远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金融要健康发展，就得建立起有效的市场信用制度，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公开透明信息披露机制等。只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制度化、法制化、市场化全面提升，才是减少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最好方式。如美国那样，互联网金融为何没有中国发达，原因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