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版《民族与美学》（ネーションと美学）封面
2004年，我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说：“本书写于1990年代前半期，此后在新观点即《跨越性批判》观点的基础上重写。”又过了十年，值此中译出版之际，我没有什么特别要重写的地方。然而，我想补充一下在此期间获得的认识，也就是《世界史的构造》（岩波书店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中表述的观点。
这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中间，将帝国主义作为经济史的阶段来看待的希法亭和列宁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前者将金融资本看做帝国主义的特质，称其为“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基本承继了他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根据列宁的预测，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应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是，帝国主义当然并未就此消亡。
另一方面，摩根索等国际政治学家批判这种看法，主张应该将帝国主义放在政治的维度，也就是国与国间的关系上来认识。从这点来看，可以说作为国家膨胀主义，帝国主义至今仍然存在。不过，为了将帝国主义放在非历史的形式里来看待，他没有区分罗马帝国、现代以前的世界帝国与现代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就造成了国家膨胀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但我在本书中严格区分了帝国与帝国主义。现代国家是作为旧世界帝国解体的后果而产生出来的，它们本没有什么“帝国的原理”。帝国主义则是在这种现代国家自我扩张，仿佛是帝国在运作似的时候产生出来的。
这里想补充的是，此后我的思考所得。要把握帝国主义，既不能仅将其看作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线性的发展阶段，又不能将其看作是非历史性的国家政策。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历史性的循环之中来考察。关于这一点，我深受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启发。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采取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衰退，众多国家继续争夺霸权地位的状态。于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这一循环。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三个霸权国家，即荷兰、英国，还有美国。
然而，在这一循环中，字面上的“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指19世纪末英国的霸权衰落，德国和美国争夺霸权地位的阶段。在此之前，霸权国家荷兰衰落，英国和法国争夺后继的霸权地位，这被称为重商主义时代。不过，这可以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阶段。同样的，1980年以后，随着美国霸权的衰退，大概就产生了现在这样的状况吧。尽管经常被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本质上还是“帝国主义的”。
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两码事。英国实行自由主义的时期，全面推进了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保护措施。换言之，这一时期资本=民族=国家的机能顺利运作。但到了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娜·阿伦特考察了19世纪末英国的帝国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治权力。“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内部的中心事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却从未渴望过政治上的统治。”（《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卷）换一个角度来看，资本=国家正是从民族的平等主义要求中解放出来的。资本抛弃了本国的劳动者向海外转移，国家给予军事上的支持。这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
这一过程并不适用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不过，英国这时期所发生的，正是现在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时候，奉行自由主义，也是福利国家。之所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因为丧失了霸权地位。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如今在中国和印度也有呈现。简单来说，资本为了追逐投机的利润和低廉的劳动力而流向海外。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增加失业人群。但为了参与国际竞争，不得不牺牲人们的生活。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相类似。尽管帝国主义时期主导的意识形态是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时期也仍是其新版本。譬如、成功者、失败者、自我负责等语词堂而皇之地出现。经营者、正式工、临时工、失业者这样的等级序列，也被看成是自由竞争理所当然的结果。
只要从生产方式或者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1990年以后最显著的状况，可以看做是某种新的，或者“最高阶段”/“最后阶段”。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世界史的反复的样态。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我们强烈地受到这一循环的制约。我认为，这些阶段每个大概持续60年，并以120年为周期。如此看来，现在是帝国主义的阶段，在东亚正好对应着日清战争（1894年）的时期。
尤其是现在，东亚具有重要的意义。理由有这么几点。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英国的没落，新兴的德国与美国相互竞争，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了舞台。其结果是，美国变成霸权国家，中心有所位移。尽管如此，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可是，目前的“帝国主义的”状况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开始围绕后续的霸权而竞争。主要的争夺者，便是中国和印度。换言之，亚洲成为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
这一状况在20世纪是未曾想见的。不过，18世纪后半期，亚当·斯密曾说过清朝的经济实力要超过整个欧洲。这样看来，现在的状况也没什么可惊讶的。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并支配亚洲后，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当然无法成立。相反，亚洲历史的考察变成了世界史最重要的主题。这意味着，对19世纪末的亚洲的考察，并不是地方性的问题。并且，集中在日清战争时期来看更为合适。
毋庸置疑，今天东亚的地缘政治学构造，包括台湾在内，都是在日清战争前后形成的。重要的是，当时的东亚，不必说俄罗斯，就是美国也已经存在着。这跟现在是一样的。今天的状况经常会被跟1930年代比照，但这样却无法理解最重要的地方。譬如，19世纪末日美之间不存在对立，毋宁说两者是相互勾结的。在此之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日本则吞并了朝鲜，相互交换密约予以承认。
因此，要理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单看两国的历史是不行的。因此这总是处在这样的“世界”之中的。19世纪末的日中关系背后，根本上是有着“帝国主义的”状况，现在日中关系的根底上也是如此，特别有必要回顾日清战争的时期。
日清战争是东亚重要的分水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抗西方列强，急速推进了现代化=西洋化。到日清战争为止，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具有积极意义。日本人认为，为了对抗西洋必须与亚洲形成连带。日清战争的结果彻底改变了这个状况。日本转变为帝国主义，想要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这之后也只能说留下了想要与亚洲连带的大亚洲主义。另一方面，清朝在战败后不久，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其初衷是想巩固统治，可反过来，留学生成为了推翻清政府，创建现代国家的运动或者说民族主义的中心。尽管日清战争有着如此不同的意味，但却在两国构成了莫大的分水岭。
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来看，以上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但日清战争带来的变化却更为微妙而丰富。例如我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从日清战争之后的文学里发现了“起源”。现代文学，是日本在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时候，从失败的自由民权派人士中间产生出来的。并且，这是排除了政治性之现实的内面的文学。另一方面，我最近也发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包括“言文一致”在内，可以说是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基础。但跟日本现代文学是内面性的、封闭性的有所不同，以鲁迅为代表，反而是以变革现实为指向的。而日清战争之后的思想家也颇有意思。特别是提倡“大同思想”的康有为，是在“帝国”（而非帝国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思考的思想家。日本没有他那样类型的思想家。
日清战争胜利之后，日本转变成了帝国主义。最后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其结果是，尽管并未百分之百实现，日本人获得了放弃战争的宪法。《死亡与民族主义》就是对此进行讨论的。我认为，今后日本人只有朝着实现这一宪法的方向前进，才能获得普遍性的立场。当然，日本的资本=国家妄图挑起对外的危机，对宪法进行实质性的废止。但这样又会导致“历史的反复”。我认为一定要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柄谷行人
2014年5月30日于东京
本文系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为《定本柄谷行人集》第四卷《民族与美学》（ネーションと美学，岩波书店，2004年）中译本所作序言，观察者网获授权独家刊发。正标题为译者薛羽所加。该书收入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将于明年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