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导致了中美两国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质，但是通过其个人特征和成长路径折射出的领导力发展过程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和相似性。无论是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最高领导人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也是国家最高层级领导者的主要后备群体。在中国，省委书记、省长作为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这两个职位不仅是领导力的突出表现，也是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晋升台阶。自2012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只有三人没有过省委书记的经历;而担任省长往往是成为省委书记的前奏，2002年以来的90位省长中，除去现任的31位(不含港澳台)，有32人在任后走上了省委书记的岗位，比例高达54.2%。相对而言，在美国这样的选举制国家中，州长作为各州政府机构的最高首长在地方的各项行政事务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虽然由民选产生，不存在晋升序列关系，但在自吉米·卡特以来连续六届的民选总统中有四位曾有过担任州长的经历。由此可见，对这些地方领导者的个人属性及其领导力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归纳出其中的共同特征和主流趋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评述
学术界关于领导者领导力发展状况及趋势的研究有许多，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内领导者群体的特征变化受到更多的关注，[1][2]而这其中通过对领导者的人口学信息及成长路径的统计分析归纳出某一层级或某一时期的领导者特征的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对于中国领导人的相关研究从时间范围来看贯穿了自1921年建党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近90年的时间[3][4][5][6]，其中尤其以1978年前后作为分界点的研究为甚;而从层级水平来看则涉及到了从县乡[7]到中央委员几乎全部类型的政治领导人范畴，其中省委书记和省长群体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重点。在这些研究中，领导者的个人信息通常会被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出生地、工作地等)，受教育程度(学历、专业等)，职业发展特色及路径(党派、党龄、工作经历等)，以上三个指标可以集中反映出领导者的成长路径状况。而对于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层级的领导者的研究会加入其他一些特有的衡量指标，例如建国初期的研究中会加入“阶级成分”的指标[8]，对市委书记层级的领导者研究中会加入“出生在该省的市委书记数量/所在省份的城市数量”的指标等。[9]对应来看，美国学者对地方领导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州长群体，时间跨度主要分布在上个世纪;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年龄等相关指标往往会分别被作为自变量而出现，通过对州长的个人特征分析，研究与其绩效表现及权力获得的相关关系。[10][11][12]其中尤以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Beyle教授设计的“州长权力排名(Gubernatorial Power Ratings)”体系为代表，州长的个人特征被换算成相应的分数值以体现州长的权力水平。
由此可见，一方面学术界目前对于中美地方领导者的研究数据相对陈旧，尤其是包含了中国党的十八大以后和美国奥巴马总统连任后的新任领导者的分析十分匮乏，而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对新世纪以来的中美两个大国领导者的研究不仅传承了学术界的研究趋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做出解释;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纵向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的领导者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缺少横向比较研究，这主要源于研究者对中美两国领导者风格和特质存在较强差异的普遍认识[13][14]，但如果将研究视角转向两国领导者的个人特征、成长过程与其领导力发展关系的角度，二者的共性便会凸现出来，本文便将基于这一视角，主要从人口统计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地方领导者——省委书记、省长和州长进行比较分析。
二、数据及分析
本文收集了党的十六大以来2002～2013年在任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的党政一把手的信息，和与此时间点大致对应的美国50个州最近两届的州长信息。排除担任过两个及以上地区的书记或行政一把手的重复样本，共得到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下文统称为“省委书记”)的样本94个，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下文统称为“省长”)的样本90个，州长的样本100个。本文首先将从人口统计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三个方面对上述样本人群的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和梳理;随后将对其中的突出特点和趋势进行提炼和分析;最后从个人成长路径与领导力发展关系角度对中美两国地方领导者进行对比和总结。
(一)人口统计特征
对于地方政治领导者而言，男性仍然是占有绝对多数，尤其是在省委书记群体中，11年来女性领导者只有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和天津市委书记的孙春兰一人。
从年龄方面来看，中美两国地方领导者的年龄主要都分布在46-60岁，平均年龄也比较接近，这说明担任地方最高领导者需要一定的人生积淀和经验积累。而受到公务员序列中逐级晋升的限制，中国的地方一把手几乎没有人处在41～45岁这一年龄层，只有时任河北省省长的胡春华为45岁;另外省长和省委书记在60岁之前的各个年龄层中的比例分布基本一致，但60岁以上的省长数量却明显少于书记。其中一方面原因在于虽然同为省部级，但书记往往是由省长“晋升”而来，所以作为主力的56-60这一年龄层中的省长在任后仍有望继续担任书记。样本中处于这一年龄层的49位省长中有18位任后继续出任本省或其他省份的省委书记，从而将书记的年龄层进一步抬升。而与此相比美国地方领导者的年龄分布则比较分散，60岁以上的州长仍是主流，而45岁之前的年轻领导也占到了一定比例(14%)，其中密苏里州第54任州长马特·布朗特(Matt Blunt)上任时只有34岁。
从出生地这一指标分析，94位省委书记来自18个省，90位省长来自25个省，其中籍贯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个省份的数量最多，省委书记共计44人，省长38人，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美国虽然没有这样明显的差距，但在100位州长中分别有6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5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5位来自纽约州。这种不均衡分布更多的是一种偶然情况，但不排除其中有必然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四个省份都是经济强省和高考大省;而美国的几个州也是具有发展水平高，拥有选举人票数多等共同特点，这些都或多或少对该地区公民的成长路径和职业选择形成一定的影响。另外从与任职地的一致性来看，美国有近一半的领导者没有在自己的家乡任职，而中国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由于国内在上世纪推行公务员轮岗制度，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具有跨省工作经验，因此这一指标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一因素影响，为此，我们使用“主工作地与出生地一致”这一指标再次衡量中国地方领导者的相关情况，重新统计后的比重显著提高，但仍然没有超过半数(见表1)。
(二)受教育程度
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观察中美两国的地方领导者，我们可以发现其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尤其是研究生的数量已占有了相当的比重(见表2)。在美国，有12%的州长拥有两个学士学位，弗吉尼亚州第71任州长鲍勃·麦克唐纳(Bob McDonnell)和俄亥俄州第68任州长特德·斯特里克兰(Ted Strickland)甚至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但在这一方面，美国州长的学历状况中呈现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虽然统计中显示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州长所占比例高达36%，但是这其中86%的人获得的是法律职业博士(Juris Doctor，简称 J.D.)，虽然这种学位无法与学术型的博士学位比肩，但足以说明法律专业在美国州长职业选择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州长群体中，在联邦议会、总统内阁中也都是同样的趋势，因此许多拥有政治理想的美国人都会去额外攻读一个法律学位。比照而言，中国官员则比较推崇于选择参加在职培训，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省委书记和省长中绝大多数研究生学位都是通过在职培训获得，并且在41位有过在职学习经历的党委书记中有18人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学位，同样在55位省长中有29人曾有过在中央党校攻读学位的经历。
表2 中美地方领导者的受教育情况
注：“专业”一栏的分类方式尽量涵盖了在中美两国政治领导者中比较普遍的专业类别，且突出重点学科;其中“经管”包括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等相关类别专业;“政治”包括政治学理论、行政学、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相关类别专业。
从专业选择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地方领导在工作前的选择仍以理工科为主，其中省委书记中有理工科背景的占到39.36%，省长占到33.34%，但如果将法律、经管类和政治类学科都归入“大文科”的范畴，那么第一学历为文科类的领导干部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而如果将关注点放到在职进修的专业，会发现更加明显地倾向于文科的趋势，尤其是经管类和政治类专业，其中省委书记在二次学习中选择经管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6.09%，省长群体的比例也达到了45.45%，这表明先前学者们提出的技术精英治国的趋势已经发生了扭转[15]，起初的理工基础背景，加上后期的文科提高过程使得复合型领导人才大量涌向。而对于州长来说，与学历指标中呈现出的趋势一致，州长群体最为倾向的是法律专业，在最近两届州长中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数占到48%，而总体来看，州长的专业选择中文理科的比重悬殊更大，文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三)职业路径
讨论领导者的职业路径发展一般可以从其初始工作状况、担任领导职位任前和任后的工作情况等方面入手。本文主要对中美地方领导者“首次参加工作的情况”(见表3)和“任前来源”(见表4)两个指标对其职业路径进行探讨。从第一份工作来看，任职于企业、部队、政府、学校等机构和部门在中美两国都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且分布在各个领域中的人数相当，从已有的样本反映出的结果来看，国内有军人背景的领导者相对较少，而美国则是从事过教职的人数相对较少。除此之外，两国还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具体到中国，在农村锻炼或者知青下乡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这种经历主要集中在50-60岁这一年龄层的领导干部中。对于州长而言，比较突出的一类职业经历是律师，这同之前的受教育情况呈现出的趋势相吻合。
表3中美地方领导者首次参加工作情况
关于地方领导者的任前来源，本文很难为中美两国找到一个统一的指标划分体系，但表4中针对不同主体的划分仍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主要涉及到了中央(党中央、国务院、联邦)、地方(省、州)、基层(市)三个层级，对于中国而言在三个层级中又分别进行了党和政府两个系统的划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按惯例出任省长之前都需要担任该省的省委副书记(在样本中的比例高达98%)，所以在对待省长样本时，本文是对“省委副书记”一职之前的任职经历进行统计;对于美国而言，本文在三个层级中又进一步根据“是否由选举产生”这一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21]，例如议会成员一般是由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职员则不是，而鉴于有过副州长和州检察长任职经历的州长数量较多，虽然二者也是由选举产生，但在此仍将其单独列出统计。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省委书记和省长任前多是在地方工作，并且更多集中在政府部门，其中省委书记任前的省级政府部门工作绝大多数是该省的省长(样本中的比例为100%)，这也再一次验证了省长与省委书记职位的紧密衔接性;另外对于省长群体来说，担任重要城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大市)的市委书记一职也是任职经历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对于州长而言，任前工作更多的分布于由选举产生的职位中，尤其是拥有联邦议会议员的任职经历的州长占比重比较大，其次是副州长和州检察长。由此具体来看，在中国，一个省级领导者的职业发展遵循的路径一般是在该省或者其他省份的重点市县首先占据党政要职，之后凭借突出的表现被提拔进入省级党政系统，最后阶段的晋升路径通常是按照“副省长-副书记-省长-书记”的顺序，每位领导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会经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甚至攀登更高的位次。而对应的在美国，一个州的领导者一般的职业发展路径是在踏入仕途之后，首先通过一次民选的机会获得议员、检察官等政治职位，通过在这一职位上的历练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源，之后便是通过竞选角逐州长甚至下一步更高的政治地位。
进一步简要分析中美地方领导人任后的职业发展，中国的省级领导人中省长大部分会晋升为书记，而书记中比较突出地会有机会进一步晋升到中央，总体而言去向仍集中在政治领域;但美国州长卸任后的去向则比较多元，继续参选联邦议会议员、甚至总统，转行进入企业或者高校任职都是他们可能的选择。
三、结果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有三个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1)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地方领导者的“本土化”(在出生地任职)程度并不高，但是相对而言，美国在比重上略高于中国;(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美地方领导者都非常重视二次学习，美国的方式是攻读法律职业博士(J.D.)，中国的方式是接受在职研究生培训;(3)在早期职业路径中，中美两国的地方领导者都有其更加偏向的任职领域，中国更倾向于在地方和在政府部门工作，而美国更偏向那些经由选举方式产生的职位。
(一)“本土化”的减弱
同上世纪相比，国内地方政治领导人本土化程度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这种现象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16]随着社会进步，开放程度的提高，人口流动性也大大增强，自上世纪末起，国内许多年轻人在读书期间就选择去往外省发展，而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更加明显。作为移民国家，许多优秀的外籍人士会通过留学移民美国，成为公民，并在日后跻身于美国政界，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裔美国人正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华盛顿州第21任州长骆家辉、加利福尼亚州第38任州长施瓦辛格都是典型代表。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还无法想象，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是对于地方领导者而言，本土化的减弱已成为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矛盾现象是社会开放程度更高的美国从“任职地与出生地一致/总数”的比重上来看反而高于中国，这主要与两国相关政策和领导者的晋升机制有关。国内一方面为避免形成地方利益集团实行公务员的轮岗政策，另一方面多省份的任职经验对领导人的进一步晋升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地方利益集团和当地民众的支持恰恰都是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砝码，所以成功当选州长的人势必是在当地具有较高声望和影响力的人。
(二)“再教育”的潮流
接受再教育，选择继续深造，这些都成为目前国内外地方领导者的普遍选择。在美国，拥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完成学术性的学位教育后常常会选择继续去攻读一个专业性的法律博士学位(J.D.)，以培养自己在法律领域的专业能力，这在美国政界已成为一种人尽皆知的“惯例”。2012年总统候选人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的父亲就曾经要求热衷于经商的儿子选修法律，理由是即使他不当律师，一个法律学位对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是有帮助的。法律的相关训练可以提升一个人思维的逻辑性和敏感性，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谈判、调节、说服能力，而这些能力素质恰恰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另外，由于美国政治领域有很多职位与法律息息相关，专业的法律训练可以使个体在政治领域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择范围和施展空间，这样也会让其对未来的政治生涯有更强的认同和承诺。[17][18]相对在中国，领导者接受再教育的方式则主要体现为攻读在职研究生，专业多集中在经管类和政治类，这种趋势的出现也是与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以及政治界的氛围密不可分。上世纪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推动工业进步和提高科技实力方面，这些对领导人的理工科背景十分推崇，而新时代的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尤其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要求集体涌现，这就需要专业的管理型人才的出现，经管、政治类学科恰恰迎合了这一需求。前文曾指出国内领导者深造多选择“中央党校”，这证明绝大多数领导者是在已经进入中高层领导序列之后才进行的再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领导者的二次学习更多地是为了提升自身能力，而并非仅仅追求一纸文凭。
(三)职业路径的偏向
从之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地方领导者在任前都有更加偏向的职业路径选择。在国内，地方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都更加贴近事务性，且更为复杂，所以相对更能够锻炼一个领导者的统筹协调能力，并且在地方工作可以更加了解基层的情况和运作规则，中央官员初到地方工作常常会“水土不服”。而在美国，州长任前的工作经历更多集中在选举产生的职位，在这样的职位工作一般会对公众的反应和态度更加敏感，也更有能力和经验去处理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这些都对未来竞选州长打下了基础;另外，这些职位中在联邦议会有过任职经历的比重相对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联邦层面的任职经验往往更加有利于领导人的未来发展，因为联邦层面的民选官员面对的情况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25]
四、结语
中美两国的地方领导者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地方一把手，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的成长路径选择和领导力发展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方面，他们都非常注重自我提升，无论是选择离开家乡发展，变换工作地点，还是继续学习深造等都是充实、提升自己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都能够依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成长路径，例如再学习中专业的选择，前期积累阶段职业和职位的选择等都是一种适应性的发展方式。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即使存在地域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领导者自身的成长路径和领导力发展的模式和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些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势必是兼具前期的努力和日后的补充，领先于他人捕捉到所在领域的潮流和趋势，提前做好准备，并在日后审时度势，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路线，集聚各方面优势，这样便会一直走在前端，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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