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科圣地”(Boko Haram)是尼日利亚国内一支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2002年①发迹于该国北部的迈杜古里(Maiduguri)，后来逐步扩散至整个北方地区，2009年以后活动轨迹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甚至超出国界。2011年，“博科圣地”袭击了联合国驻尼日利亚代表处大楼，引起世界震惊。
“博科圣地”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引发尼日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就其属性而言，国内外学界尚存争议。本文通过对其兴起原因、理念主张、实践活动和政治影响的分析，发现“博科圣地”具有明确的反对尼日利亚世俗政府、推行伊斯兰教法的政治主张，并以恐怖手段宣示其存在和力量，对政府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恐慌心理。“博科圣地”已经具备了恐怖主义的基本特性，被称之为“尼日利亚的塔利班(Taliban)”。
(一)伊斯兰极端活动的历史延续
“博科圣地”能够迅速成长，并非一时之情。尼日利亚历史上的伊斯兰极端运动和宗教危机为“博科圣地”的兴起提供了动力和前期准备。
自独立以来，长期的军人统治、经济管理不善、金融混乱、贫穷、社会紧张状态和腐败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背后动因，民众转向宗教渠道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重申伊斯兰宗教认同和政治抱负，确信伊斯兰教会带给他们更大的社会公正和经济福祉。②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的复兴，这一浪潮也迎合了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徒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宗教冲突兴起，以发生在北部地区的“麦塔特斯尼暴动”(Maitatsine Riots)最为著名。它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极端的思想和行动反抗尼联邦政府，这是将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施加于世俗尼日利亚的第一次尝试，标志着尼日利亚宗教冲突和危机的开始。③有学者指出，无论从爆发原因和组织理念，还是从发生地和暴动形式等来看，“博科圣地”都与“麦塔特斯尼暴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有着某种前后相继的联系。④
继“麦塔特斯尼暴动”之后，类似的宗教暴动或危机便持续不断。据统计，从1999年至2008年间有28起类似冲突发生。⑤这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活动为“博科圣地”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从历史延续来看，“博科圣地”也发端于尼宗教冲突最频繁的北部地区，是该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极端运动和宗教危机发展的结果。
(二)“基地”组织的渗透
伊斯兰极端势力是恐怖主义渗透的重要对象。“博科圣地”逐渐从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转向恐怖组织，与以“基地”组织(Al-Qaeda)为首的恐怖主义势力在非洲的扩散密切相关。
1.“基地”组织在非洲乃至尼日利亚的扩散
自成立以来，“基地”组织已在全球培训3万多成员，带动了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Global Jihadist Movement)的复兴。九一一事件之后，在美国的强力打击下，它在阿富汗遭到重创，开始在全球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动荡不安、问题丛生的非洲成为其扩展势力的活跃之地。
北非、西非和东非是穆斯林分布较集中的地区，其中尼日利亚几乎一半居民是穆斯林，从穆斯林总数来看已经超越其他单一非洲国家。⑥伊斯兰激进派别对当地政治影响较大，成为“基地”组织发展的重要对象。英国三军防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基地”组织正寻求与非洲各宗教极端组织建立联系，以期重拾战斗力，包括在也门活动频繁的阿拉伯半岛分支、索马里青年党和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⑦“基地”组织已经在非洲发展了许多分支，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和索马里青年党(Somali Youth Party)等，这些恐怖组织大多发迹于所在国家和地区，与“基地”组织密切联系，乃至加入或效忠“基地”组织。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结构和贫困落后的境地，使其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2012年的一份《非洲安全简报》(Africa Security Brief)提到，北非的“基地”头目宣称将向“博科圣地”提供武器、培训等支持，以扩大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真实存在，不仅是为了获取“战略纵深”，更为了“保护尼日利亚穆斯林和遏制少数十字军战士的气焰”。⑧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副部长阿布德卡德尔(Abdelkader Messahel)曾指出，“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组织管理和情报报告上的一致方式说明了这一点。“博科圣地”的迅速崛起说明了非洲大陆的恐怖组织已经开始分享武器和技术。同时，“博科圣地”自己也承认了它与“基地”组织的联系，2011年11月24日，“博科圣地”发言人阿布卡卡(Abul Qaqa)声称“我们确实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我们彼此支持”。⑨
首先，在资金支持方面，“博科圣地”前领导人默罕默德·尤素福(Mohammed Yusuf)和重要成员默罕默德·贝罗·达马冈(Mohammed Bello Damagun)都曾从外部恐怖组织获取资金支持。2007年，尼日利亚联邦最高法院以“尼日利亚塔利班”的罪名对达马冈提起控诉：他从“基地”组织获取了30万美元的资金；对尤素福提起5项控诉，其中包括从巴基斯坦“基地”组织手中获取资金，用以招募恐怖分子。⑩在重创之下，“基地”组织的资金出现短缺，它又采取了获取资金的新手段，如争取外部捐赠、暴力抢劫、非法交易等，这对“博科圣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要求成员缴纳100奈拉(尼日利亚货币单位)的日常费用，还有来自尼日利亚国内政客、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个人和组织的捐赠。(11)该组织也曾抢劫银行以充实资金。据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统计，2011年约有100家银行分支遭到“博科圣地”的袭击和武装抢劫。(12)此外，“博科圣地”也进行武器和毒品等非法交易，赚取资金。
其次，在组织宣传和发展方面，“基地”组织有成熟的宣传经验和发展模式，通过教义宣讲和创办学校进行宗教的异化宣传，传真、电话、媒体和互联网成为其宣传和动员的重要途径。“博科圣地”的创始人优素福自始就沿用了“基地”组织的这套发展模式，创立了一套宗教网络，包括一座清真寺、一所寄宿学校以及一个“圣战”团体。通过这一网络，广泛传播其思想，聚拢成员，“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的主要成员是那些极端狂热的青年。事实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的领导者都彼此称赞，并相互支持，前者曾准许“博科圣地”租用它的媒体以传播信息。(13)“博科圣地”的发言人也多次仿效“基地”组织，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发布自己的声音。
最后，在成员招募和技术培训方面，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本身就招募了许多尼日利亚成员，它从不掩饰吸收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野心，利用西非国家穆斯林和基督徒间的教派冲突，大肆扩展势力。2009年7月的爆炸事件表明，“博科圣地”成员接受过简易爆炸设备的培训，博尔诺州(Borno)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专家，他曾得到“博科圣地”的资助，受训于阿富汗。(14)从行动手段来看，2010年末，“博科圣地”已经开始制造并使用简易高效的爆炸装置，通常用易拉罐装满爆炸物，加以爆炸引线，从行进的摩托车上扔出去制造爆炸。这是“基地”组织的典型手段，由此不难看出“基地”对“博科圣地”的技术培训和支持。此外，“基地”组织还与“博科圣地”分享情报信息，帮助“博科圣地”进行袭击策划。
(三)尼日利亚国内环境的滋养
“基地”组织对“博科圣地”的渗透离不开尼日利亚自身的客观环境。尼日利亚存在严重的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分化、政治管理失效和腐败等问题，为“基地”组织的渗透和“博科圣地”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主要石油出产国之一，本应具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潜力，但石油财富实际掌控在少数统治精英手中，很少惠及普通民众。尼日利亚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东南部的产油区，北部地区则长期发展滞后，饱受贫困和高失业率困扰。如博尔诺州，83％的青年是文盲，48.5％的孩子没有上学，失业率远高于南部地区。(15)尼日利亚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恶化了这一状况。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穷人将会通过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16)对非洲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凭证，……他们的宗教认同比公民身份认同更重要。(17)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科圣地”获取了部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它利用自己的资金资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帮助在“圣战”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给穷人提供宗教施舍等等。
2010年2月，来自南方的信奉基督教的乔纳森(Jonathan)在前任亚拉杜瓦(Yar’Adua)病逝后继任总统，并在2011年大选中获胜，打破了政治上南、北方人轮流坐庄的传统，引发北方的不满，为“博科圣地”的暴力活动制造了大量借口。此外，政治精英阶层为谋取自身利益，甚至将“博科圣地”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这也为“博科圣地”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它利用某些政治精英的腐化心态，渗透进尼日利亚政府内部。2012年总统乔纳森指出，“博科圣地”已经渗透进政治和军队的最高层，一名议员因与“博科圣地”有联系而被拘捕。(18)这种政治内耗大大销蚀了政府的合法权威，鼓励了“博科圣地”的猖獗行为。总之，尼日利亚政府在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丰富的资源被少数精英所享用，普通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线上。而贫困与落后是动荡、冲突乃至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之一。(19)
在“基地”组织的渗透和影响下，“博科圣地”形成了极端的理念和主张。它反对西方文明和科学，笃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仇视世俗政府，主张在尼日利亚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这与“基地”组织在理念主张上如出一辙。
一方面，“博科圣地”具有反西方、反科学、反世俗的极端教义理念。从思想层面来看，“博科圣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的文明，已经超越了正常宗教的范畴，发展成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从词源看，“博科圣地”的外文表述是“Boko Haram”，字面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的”，正式名称是“致力宣言圣训与圣战之人”。但其实际意义远超于此，它抵制一切腐蚀穆斯林的西方事务，甚至禁止民众穿衬衫和短裤，也禁止民众参与选举性投票。基于来自他们的领导、牧师和圣行的讲解、辩论及解释，他们认为非组织成员都是背叛真主的恶行者。(20)这种带有强烈排他性的信念成为其理念核心，它不仅敌视非伊斯兰教成员，也将支持现有政府的穆斯林视为攻击对象，2011年的4月和8月，迈杜古里和博尔诺州分别有一名穆斯林传教士被杀害。
另一方面，“博科圣地”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它极力宣扬和推广伊斯兰教法，试图把尼日利亚建设成为一个伊斯兰教神权国家。反对西方文明的理念已经深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它的理念诉求中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并不明确，但是政治主张却很明确：推翻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全国推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博科圣地”认为尼日利亚正在由没有信仰的人控制，它信奉和提倡不顾任何个人意愿的严格而全面的伊斯兰教法，该组织一名成员宣称他们的使命就是“净化被西方教育玷污的尼日利亚体系，鼓励在尼日利亚推行伊斯兰教法”。(21)
“博科圣地”披着宗教外衣宣传自己，聚拢成员，将其极端的政治主张粉饰成一场正义的宗教运动，在极端穆斯林和青年人中有一定号召力，伊斯兰教已成为其政治工具。他们的积极动力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尼日利亚已经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因此“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要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从一个道德破产的社会前往一个僻静之所，并建立脱离政治腐败和道德丧失的完美的伊斯兰社会”。(22)尼日利亚现行的联邦制本身就属于西方政治文明的范畴，自然就成为“博科圣地”反对的目标，因此，针对世俗法律系统、警察系统和选举系统的暴力活动尤为突出。“博科圣地”的这种政治性使其成为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恐怖组织，在2011年大选之际，该组织以此为借口制造大量恐怖事件，极大地宣示了它的政治主张。
“博科圣地”鼓吹“圣战”，崇尚暴力。2009年以前实力较小，活动较少；之后活动开始猖獗，尤其是2011年以来，几乎每月都制造暴力事件，且人员伤亡数目大增。“博科圣地”袭击的目标、采取的手段、行动的隐秘性和随意性以及报复性都表明它所具有的恐怖主义特性。
第一，袭击目标主要是非军事设施和民众。2009年以前，警察、监狱及政府部门是其主要攻击目标，2009年7月，优素福死亡前夕曾声明“博科圣地”与公众没有怨恨，只针对当局机构，除非公众支持当局。(23)但是，2010年以后，其袭击目标扩散至普通民众，教堂、民事机构、市场、超市、企业和校园等人员聚集的地方成为其发动袭击的重要场所。袭击目标更加泛化和平民化，且在爆炸袭击中，伤亡的主要是普通民众(如表1所示)。2012年以来，“博科圣地”针对平民的袭击更为猖獗，据美联社统计，仅2012年的前5个月，“博科圣地”发动的袭击事件就造成超过560人死亡。(24)同时，“博科圣地”的实践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2011年1月至4月，它发动多起针对选举的袭击，多个州候选人遭到绑架和暗杀，选举投票站遭受爆炸袭击。此外，此类袭击还包括国际目标。
第二，采取的手段和工具极为暴力。绑架、暗杀、突袭和爆炸是“博科圣地”发动暴力袭击的主要手段。其中武装突袭和爆炸是最常用的手法，这些手段杀伤力大，恐怖效应明显。
从使用的暴力工具来看，由于与“基地”组织的密切联系，“博科圣地”从外部获取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早期使用的棍棒、弯刀和小型武器，逐步过渡到枪击、投掷汽油弹和炸药。据尼日利亚《先锋报》报道，该组织的武器主要包括地对空火箭发射器、简易爆炸装置、雷管、手榴弹、通用机枪、AK47步枪、戴恩抢、手枪、匕首、弯刀、弹弩、棍棒等。(25)随着该组织力量的壮大，炸弹袭击、暗杀和武装突袭等手段和“地下”活动成为其主要袭击方式。毋庸置疑，“博科圣地”所采取的暴力袭击手段和活动方式都是违法的，恐怖主义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其违法性和犯罪性。此外，互联网等新技术媒体也成为“博科圣地”发布袭击恐吓的重要工具，2012年5月，它就在优兔网(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袭击视频，制造恐怖气氛。
第三，“博科圣地”的组织和行动具有隐秘性和随意性。关于“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和管理模式，外界知之甚少，其最重要的领导人物优素福在2009年死后，该组织的领导层便不再明确，尽管曾有人声称是领导人，但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而且其成员的姓名多为化名，混在普通民众中，身份难以甄别，这与“基地”组织的成员活动极为相似。
其随意性主要体现在袭击目标的泛化和地点的不规律性。在对象上，2010年以后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更加频繁，行动目标更加泛化和随意；在地域上，“博科圣地”早期发动的活动集中在包奇、博尔诺、约贝(Yobe)、高原(Plateau)和卡杜纳等尼东北部少数地州的迈杜古里、达马图鲁(Damaturu)、巴马(Bama)和波蒂斯库姆(Potiskum)等城镇。到2011年末，其活动范围迅速扩散至该国大部分地区。有资料表明“博科圣地”在多达32个州都有存在。(26)此外，“博科圣地”还进入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喀麦隆、尼日尔等国边境都出现“博科圣地”的活动踪迹，使得情报部门难以预测其未来的行动。
第四，“博科圣地”报复性意图明显。它从不掩饰其制造的袭击事件，多次通过媒体对外宣布对事件负责，制造恐怖气氛，气焰嚣张。针对政府的清剿，“博科圣地”发动了多起报复袭击事件，警察局和政府办公设施成为其报复的主要目标。2009年，该组织袭击了约贝州的警察局；2010年9月7日，放走了包奇州一座监狱的700多名囚犯；2011年4月22日，袭击了阿达马瓦(Adamawa)的一个监狱并释放了14名囚犯。2011年12月22日至24日，在尼日利亚北部3座城市制造了多起爆炸，该组织一男子向媒体承认，之所以袭击这3座城市是为了报复当局自2009年来在东北部地区实施的清剿行动。(27)2012年1月20日，“博科圣地”袭击了尼日利亚北部最大城市卡诺，造成至少180人死亡，警察局等8个地点遭到袭击，“博科圣地”宣布制造这次系列爆炸的理由是卡诺州政府拒绝释放该组织被关押的成员。(28)
“博科圣地”的恐怖活动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破坏，引发了尼日利亚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和恐慌，严重威胁到尼日利亚和周边地区的安全，引起国家社会的广泛担忧。
(一)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一方面，“博科圣地”制造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日利亚《今日报》2012年9月2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博科圣地”暴力袭击共造成1400多人死亡，仅2012年的死亡人数就达690人。(29)“博科圣地”对政府和民事设施造成极大破坏，直接损失和事后重建给尼日利亚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2011年8月，联合国驻尼日利亚办公大楼遭炸弹袭击后，联邦政府已投入6亿奈拉为联合国驻该国机构及人员安排办公地点和住宿，尼日利亚联邦首都区部长表示，联邦政府拟拨款26亿奈拉重建联合国大楼。(30)
另一方面，“博科圣地”的恐怖活动增加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安全开支，提高了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尼日利亚政府2012年安全支出达9210亿奈拉(约占政府总预算的20％)。(31)这就挤压了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改善民生的资本，间接剥夺了尼日利亚民众的权益。此外，“博科圣地”的活动直接冲击了尼日利亚的旅游业，恶化了投资环境，打击了外国对尼日利亚的投资热情。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电信设施遭到暴力袭击，导致通讯不畅，降低了各行业运转效率，加深了外界对该国不安全的印象。(32)
(二)导致政府和民众极大的恐慌
相对于经济损失，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博科圣地”所带来的恐慌心理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该国政府对内战和矛盾激化的担忧。宗教在尼日利亚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宗教信仰分布来看，该国北方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南方主要信仰基督教，独立以来，南北之争持续不断，宗教矛盾和冲突的深化，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稳定。“博科圣地”针对基督教堂暴力袭击激化了主体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了国内长期存在的南北矛盾，2011年圣诞前夕，该组织对北部4个城镇的基督教堂发动了爆炸袭击，造成近百人伤亡。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表示，内战正在逐渐接近尼日利亚，他甚至担心尼日利亚的分裂；总统乔纳森甚至认为，尼日利亚目前的形势比“内战还糟糕”。(33)
“博科圣地”所采取的绑架、暗杀和爆炸袭击产生了强烈的恐怖效应，引发了民众的恐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博科圣地”多次通过大众媒体发布恐怖威胁，其领导者马兰·萨尼·乌马鲁(Mallam Sanni Umaru)声称将在北部创造一个新的“伊斯兰革命”，并扬言将在拉各斯(Lagos)、伊巴丹(Ibadan)、埃努古(Enugu)和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开展恐怖行动。(34)这种恐怖威胁所产生的恐慌效应不亚于实际的袭击事件。一位在卡诺州生活了35年的伊博族(Igbo)负责人图比亚斯·迈克尔·伊迪卡(Tobias Michael Idika)提到：“当地的伊博人每天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尽管一些人愿意留下自我防御，但是大部分人争相离开北部地区(卡诺)，因为最近的暴力事件表明这里已不再是安全居所。”(35)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及难民流动更易冲击国内稳定局势，严重削弱了尼日利亚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努力和成果。
(三)威胁地区安全
多数恐怖组织的活动往往具有跨国界的性质。“博科圣地”造成的影响已超出国界，对周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博科圣地”的核心势力集中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与乍得、喀麦隆、尼日尔等国临界。在政府的打压下，该组织部分成员逃至周边国家藏身，与周边国家的某些反政府势力存在利益共通性，媾和的可能性很大，活动更为隐蔽和难控，这就形成了“打压”却致其扩大化的两难境地。“博科圣地”的系列袭击使尼日利亚政府暂时关闭了东北部四州与邻国边界，使邻国经济受到重大影响。此外，尼日利亚与乍得、贝宁等国存在领土争端问题，面对政府的打压，“博科圣地”极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寻求帮助，为他国干涉尼日利亚创造了机会。其实，“博科圣地”成员就有不少外国人，尼日利亚移民局2012年1月26日称，一些国家资助了“博科圣地”，其中包括尼日尔和乍得。(36)尼日利亚政府官员曾多次表示这种担忧，甚至怀疑外国支持“博科圣地”，这种猜忌是国家双边关系的危险信号。
更有甚者，“博科圣地”可能为非洲的其他极端组织提供“榜样”。伊斯兰教在非洲传播广泛，且在不少国家中占人口比重较大，如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索马里、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塞拉利昂等国。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类似于尼日利亚的经济落后、腐败和认同危机等问题，暴乱滋生的土壤极为丰富。“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迅速膨胀，可能为非洲其他国家潜在的极端组织所仿效，如果其成长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将威胁到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地区安全问题的一个显像，它实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是一个强烈的外在表现，深藏其后的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及民族宗教文化矛盾，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个小的事件会引发政局的动荡，甚至国家的分裂，对非洲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四)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恐怖活动经常涉及外国公民和设施，引起各国驻尼日利亚使馆和企业的警惕及联合国的担忧。2011年“博科圣地”袭击联合国驻尼日利亚办公大楼事件表明，其袭击目标已经扩至国际社会的公共设施。联合国表示高度关切，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博科圣地”制造的这一暴力事件。
美国在尼日利亚和西非地区有重要的利益关切。因此，尼日利亚及周边不稳定的局势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博科圣地”的发言人曾明确表示：美国、联合国和尼日利亚同样是敌人，因为它们侵害了穆斯林的权利。(37)美军非洲司令卡特·郝姆(Carter
Ham)注意到“博科圣地”与非洲恐怖组织的联系，非洲正面临大陆三大最致命恐怖组织的严重威胁，“基地”组织、“青年党”和“博科圣地”三大组织正在资金分享和炸药交换中通力合作，美国对此表示高度关切。因此，2012年6月21日，美国宣布将“博科圣地”三名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阿布巴卡尔·亚当·坎巴尔(Abubakar Adam Kambar)和哈立德·巴尔纳维(Khalid al-Barnawi)列入“外国恐怖分子”名单。2011年5月，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意大利人在尼日利亚遭绑架，英国外交部证实，绑匪与“博科圣地”相关。2012年2月，英国派特遣部队赴该国解救人质，行动失败。此类事件引发英国对尼日利亚安全形势的担忧，对安全事务的介入将会成为一种外交选择。
尼日利亚政府、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博科圣地”做出了积极反应，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对“博科圣地”的治控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尼日利亚与国际社会的大力合作。
在国内层面，尼日利亚政府已进行了多次打压。2009年7月其进行了清剿，2012年1月尼日利亚副总统纳马迪·桑博(Namadi
Sambo)召集北部19个州州长举行会议，宣布对“博科圣地”开战，强调动用各种手段收集情报，誓将终结其活动。2012年9月，尼日利亚联合特遣部队、国家安全局和警察共同实施了针对“博科圣地”的“恢复秩序行动”，35名组织成员在此次联合清剿行动中被击毙，156名涉嫌成员被逮捕。(38)此次打击，使“博科圣地”遭受重创。尼日利亚政府的清剿虽有成效，但对危机事件的情报掌控力较弱，应急效率较低，更缺乏整体和持久的治控战略。
在地区层面，尼日利亚开始与喀麦隆、乍得等周边邻国谋求合作，以应对“博科圣地”的扩散态势。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防参谋长委员会在2011年10月的会议指出，将提供应对恐怖袭击和犯罪的持久举措。(39)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多次讨论“博科圣地”问题，2012年2月18日，非盟20余国首脑就非洲大陆安全问题举行非正式磋商，深入探讨了“博科圣地”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但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西共体和非盟在应对“博科圣地”问题方面反应较为迟缓，缺乏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这也是对非洲集体安全治理能力的考验。
在国际层面，联合国多次谴责“博科圣地”的暴力行径，并敦促尼日利亚政府积极应对，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CTITF)在反恐综合援助(IACT)框架下启动多项计划，以深入理解该国恐怖主义的特性和成因，加强共同应对恐怖威胁的合作。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2012年12月9日访问该国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有效遏制“博科圣地”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美国将帮助该国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实现军方、间谍部门、警察及其他联邦、州和地方机构的情报信息共享，同时，在协调反恐行动和与国外情报机构交流时，该机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对“博科圣地”的恐怖行径保持高度警惕，并于2010年制定了一项新的非洲安全事务的策略——欧盟萨赫勒地区战略(EU Sahel Strategy)，将对尼日利亚安全形势和激进组织作出深度评估，以加强其在尼日利亚安全问题中的作用。(40)
国际社会对“博科圣地”问题反应较为强烈，联合国的积极介入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在“博科圣地”问题上的合作。但欧美等国借助“博科圣地”问题，加强与该国在反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意图拓展其外交存在和战略部署，为其介入尼日利亚和非洲地区安全事务创造条件。加之西方媒体的片面性报道，常与尼日利亚民主和人权问题挂钩，“博科圣地”问题有被国际化的风险，届时将更加难控。
“博科圣地”逆历史潮流，必然走向灭亡。但短期之内，它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并未消除，恐怖主义在非洲的扩散势头有上升趋势，加之受北非、西亚地区局势动荡的影响，尼日利亚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仍很明显。“博科圣地”是威胁尼日利亚安全的一个突出个案，类似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然存在。该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尼日利亚发展失衡、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同时，还需提高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完善安全治理机制，深化与外界的合作。
首先，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其一，平衡地区发展。尼日利亚存在严重的南北发展失衡和利益分享不均问题，南北矛盾突出，是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整体失衡的发展状态加剧了贫富分化，为极端组织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平衡地区发展是解决“博科圣地”问题的治本举措；其二，推进权力分享，注重选举公平和腐败治理。尼日利亚虽采取了民主选举制，但却未造就民主的结果，少数精英掌控权益，争权夺利和腐败严重，“博科圣地”的资金来源和成员聚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腐败，甚至成为政客谋求利益的工具。因此，加强腐败防治工作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博科圣地”的发展。其三，发展社会民生事业，尤其是强化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措施。“博科圣地”的成员大多是迫于生计的穷人、失业的悲愤青年，甚至有被“博科圣地”强征的流浪儿童。因此，改善民生工程的建设极为重要，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其次，提升对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主要包括前期预警机制和危机应对机制的构建。有效预防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从“博科圣地”发动的暴力事件时间来看，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或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前后，其活动较为频繁和突出，这些时段可加强安保；从地域来看，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是重发地，警局、监狱、政府办公机构、教堂及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是“博科圣地”发动袭击的主要目标，因此，加强这些地区的安保尤为重要。“博科圣地”曾多次成功袭击尼日利亚监狱系统，表明尼日利亚安全部门危机应对能力的不足和懈怠，政府应提升情报和信息的搜集与处理能力。
最后，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主动合作。2011年9月，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尼日利亚将制定符合国情的反恐战略，与国际社会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41)尼日利亚政府依据国情，整合国家安全治理力量，同时依托非盟和地区组织(西共体)在维护地区安全上积极举措，强化与周边国家在反恐中的互信与合作；主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尤其是在联合国安全框架下开展反恐合作，积极借鉴和吸取美欧等国的先进技术的经验，共同应对“博科圣地”问题。同时，在与国际社会合作过程中，警惕国外势力的恶意渗透，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反恐之名干涉内政。
结语
“博科圣地”问题的兴起反映了恐怖主义在非洲扩散和蔓延。自诞生之日，“博科圣地”便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地”组织通过资金、组织发展和培训等手段支持“博科圣地”，加之尼日利亚自身恶劣的客观环境，“博科圣地”得以迅速膨胀。从最初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主张明确、行为手段残忍、恐怖影响扩大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问题既是威胁尼日利亚稳定的国内问题，又是“基地”组织在非洲地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其兴起的原因来看，它并非单一的安全问题，反映了尼日利亚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是尼日利亚自身“顽疾”的综合体现，这一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从其理念和实践来看，它正朝着更为强大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反政府的野心和动力增强，它的扩散及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使得这一问题更为棘手；从其影响来看，它引起的担忧已超越尼日利亚自身，出现明显的地区化倾向，这使得对其治控的难度加大。在2012年9月尼日利亚政府的打击下，“博科圣地”遭受重创，但其暴力活动并未消失，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尚需时日。伊斯兰极端势力仍有广阔生存空间，尼日利亚应在推动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加强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治理战略方为治本之策。
(感谢《西亚非洲》杂志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关于“博科圣地”出现的具体日期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它1995年就已存在，但从其活动和影响来看，以“博科圣地”的名义为外界所知始于2002年，本文采用2002年的说法。
②Abdelkérim Ousman.“The Potential of Islamist Terrorism in Sub-Saharan Afric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Vol.18，No.1/2，Fall/Winter，2004，p.77.
③Elizabeth Sichei，“The Maitatsine Risings in Nigeria，1980-1985：A Revolt of the Disinherited”，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Vol 17，No.3，1987，p.194.
④Abimbola Adesoji，“The Boko Haram uprising and Islamic Revivalism in Nigeria”，Africa Spectrum，Vol.45，No. 2，2010，p.98.
⑤From Maitatsine to Boko Haram，Newswatch，See http：//www.newswatchng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459&Itemid=26＞.2012-10-05.
⑥李文刚：《非洲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第37页。
⑦《“基地”组织非洲求重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06/c_122933477.htm.2012-10-10.
⑧J.Peter Pham，“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Africa Security Brief，No.20，April 2012，p.3.
⑨“Boko Haram Claims Al-Qaeda Links”，News24，24 November，2011.http：//m.news24.com/news24/Mrica/News/Boko-Haram-claims-al-Qaeda-links-20111124.2012-10-10.
⑩Tajudeen Suleiman，“Terrorism Unsettles the North”，Tell，26 February 2007，p.24.
(11)Freedom C Onuoha，“The Islamist Challenge：Nigefia′s Boko Haram Crisis Explained”，African Security Review，Vol.19，Issue2，June 2010，p.56.
(12)Hafiz Ringim，Boko Haram，“Armed Robbers Attack 100 Bank Branches”，This Day Live，December10，2011，http：//www.thisdaylive.com/articles/boko-haram-armed-robbers-attack-100-bankbranches/104715/.2012-10-15.
(13)Patrick Meehan and Jackie Speier，op.cit，p.6.
(14)Michael Olugbode，“Nigeria：Boko Haram bomb Expert Trained in Afghanistan”，This Day，3 September 2009.
(15)Paul Rogers，“Nigeria：The Generic Context of Boko Haram Violence”，Monthly Global Security Briefing， Oxford Research Group，30 April 2012，p.3.
(16)[美国]托因·法洛拉著；沐涛译：《尼日利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17页。
(17)李文刚：《非洲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第39页。
(18)Andrew Walker，“What Is Boko Haram？”，Special Report 308，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June2012，p.7.
(19)刘鸿武、方伟：《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发展权利——试论当代非洲国家建构的障碍及前景》，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7页。
(20)“The Boko Haram Tragedy”， Da’wah Coordination Council of Nigeria(OMM保罗·科利尔，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圣安东尼学院教授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