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争论的主要不是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问题，而是在哪城市化的问题。要不要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要不要让中西部的农民在家乡附近就地城市化？因此，讨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城市化道路就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上去看问题。
从美国卫星图像展现的世界夜晚灯光地图可以发现，从世界范围来看，灯光亮度高的地方，总是集中在全球陆地的一小部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灯光亮度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韩国很亮，朝鲜基本一片漆黑。而如果看一个国家内部，例如看美国内部，由于美国内部州之间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所以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在人口高度集中的美国东海岸比较亮。同样，欧洲比较亮的地方是伦敦、巴黎附近。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全球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特点，中国城市发展和未来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这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从去年年底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到不久前的2014-2020年城镇化规划方案，都明确地表明了政府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但若仔细钻研这个规划，会觉得它的一些表述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继续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要继续发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但在具体政策上，又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土地政策上，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政策是，未来除了居住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在5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基本上就不再增加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了，也就是说城市规模扩张未来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与此同时，它在讲到土地政策的时候，又表示未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要和劳动力的流入地一致起来，但是从趋势上说，劳动力流入方向恰恰就是大城市。
为了回答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体系的形成应遵循什么法则。我把这叫做为城市化“立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因素到底决定什么？政府可以干什么，起到什么角色？
先来看城市发展的逻辑。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当中形成的问题（比如城市病）是在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城市长大的过程中，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很多人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和城市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其实，这样的观点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比如说，在国际上很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大都市，它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而其交通拥挤问题并没有持续恶化，而环境污染经历的是一个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这说明，城市病并不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此外，尽管房价高，城市病的确存在，而且特大城市一直在控制人口，户籍制度在近年来变得更为严格，现在博士、硕士毕业都不一定能够拿到特大城市的户籍了，可是特大城市人口还是越来越多，很多大学毕业生拿不到特大城市户籍还是会选择留下来。究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学机制没有被人们理解。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理性决策都是在一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收益，城市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生产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经济学理论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简单地概括如下：
第一是分享效应，大家往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集聚的时候，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得到分摊，所以在特大城市有高密度的地铁，而小城市因为集聚不够，就可能不足以发展地铁。从城市的企业发展角度来看，如果把很多企业放在一个工业园，这些企业可以分摊工业园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把工业园拆成十个，就像很多县城都有自己独立的工业园，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处理污水的设施，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去建，每家企业的平均治污成本就难以下降。
第二个效应是匹配效应，生产者和劳动者在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越容易各自找到相互匹配的对方，企业可以雇到专业化的劳动力，劳动力在大城市就业更可能找到最符合兴趣和能力的岗位。第三方面是城市内部的学习效应，一方面是向周围的人学习，一般来讲，在大城市里大学生比例比较高，因而居民周围的朋友、邻居、同事教育水平比较高，能够通过和他们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与此同时，在大城市里由于工作接收的信息量、业务量比较大，所以可以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积累各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中，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重要，通过积累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也越强。
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是到大城市去还是离开大城市，其实是每个劳动力、每个企业自己权衡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在不断地往大城市集聚，也有一些企业觉得在大城市的收益不够大或者成本过高而会选择离开。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应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本身就是市场配置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所以，生产要素市场要能够做对价格，比如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或者劳动力在城市的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反映在地价、房价上，那么这本身就成为低效率企业和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天然障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是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分布问题，有时候会出现市场失败。微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之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就是“外部性”。比如一个人去买车的时候只是考虑车本身的价格和使用车的价格，但是不会考虑当使用车的时候可能增加了城市的拥堵，而拥堵的增加会给别人带来负外部性。另外，城市也存在一些正外部性，比如教授做讲座从而传授知识给学生，或者日常生活中，高技能劳动力在一起相互影响、学习，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却并没有为此付费，这都是正外部性。
当存在正负外部性的时候，市场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有效的城市边界，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规模偏小，这时候需要政府做一些政策的干预。政府主要可以从提高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两个方面进行政策干预。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有效放大正外部性，会引导城市进一步向有效的更大规模城市发展；如果一个城市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政府的管理措施减少负外部性，也可以使这个城市更加有效地运转。当一个城市治理负外部性时，主要依赖的手段是改进技术、改进管理。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能盖的楼越来越高；交通基础设施也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善，原来的主要代步工具是马车，逐渐发展为汽车和地铁，新的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可以缓解拥堵。管理的改善在城市病的治理当中显得更为重要，例如犯罪的治理，如果在街上安装摄像头，犯罪率就会有显著地下降。对于城市的承载力来说，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可以增加城市的承载力，比如上海青草沙水库的建设缓解了上海用水困难，此外上海也解决了把市外的电运到市内的问题，从而加大了上海的承载力。
这些例子都说明，城市病的发生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和管理革新去治理，当城市病得到缓解的时候，城市可以进一步通过城市人口的集中发挥对于生产效率的正面作用，从而使城市有效运转，不断提升城市的宜居程度。在这样的一套理论框架下，并不支持把城市的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的人，一类是不需要的人，需要的人就进入城市，不需要的人不能进入城市。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
在收益和成本的权衡下，决定了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同时，城市体系的分布决定了有多少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又有多少人口生活在中小城镇。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以此为依据，可以推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由市场主导兼具政府干预的城市体系，一定在统一、效率、平衡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如果是统一的国家，一定要通过统一来实现大国本身所具备的优势。统一的大国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方向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决定的。比如说，在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和机构进行市场分割。第二，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劳动力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在欧盟推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跨国界资本流动无障碍是重要的制度推进。反观中国，现在存在很多市场分割的现象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未来，一个统一的国家一定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并且资本跨地区的流动是没有障碍的。如果统一的国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它所体现的好处就是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就会出现经济集聚和人口、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统一、效率和平衡是不可兼得的，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讲，为了统一和效率，就会牺牲掉资源的平衡分布（即空间分布的均匀化）。那么，出路在哪？要在这三者之间达到兼顾，只能是从追求资源空间分布均匀化这种意义上的平衡转向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中国的道路：统一、效率与平衡的冲突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化模式相比，中国未来城市人口的集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警醒的是，中国过去的政策导向可能进一步加剧了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冲突。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了，在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制造业在全球分布需要考虑在哪里投资是最具有生产效率的，国际投资者考虑的是如何节省成本，从而达到最有效的产出。中国是一个东部单面临海的国家，沿海地区因为有港口，相比于铁路更为节省运输成本，从而是国际投资者投资的最佳区域，此时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但中国沿海的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并不长，到了渤海以北，港口附近的海域在冬天还可能会结冰。因此，与国际上其他地区相比，参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分工体系，在海运成本上有竞争力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的腹地，这一地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从而决定了被市场力量驱使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体现了市场效率原则。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内地配置，结果就会牺牲效率。统一、效率与空间平衡之间不能兼得，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但根据前面展现的理论和国际经验，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最终能够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只有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才能真正达到平衡，实现统一、效率与平衡之间的协调。
过去十年当中，市场力量引导人往高处走，高处是指东部、大城市，也包括内地的区域性大城市；而政府的干预则引导资源向低处走，低处则为内地、中小城镇。任何大国都需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财政补贴，我要讨论的是政府进行财政转移的时候，应当考虑转移的数量、地点和结构，如果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一系列低效率的后果就会出现。中央向内地进行资源倾斜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建设用地指标倾向于更多供给内地，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补贴等资金也向内地倾斜。这两种资源倾斜给内地带去了大量投资，劳动力似乎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作，而无需到沿海地区工作了。引用商务部长高虎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八字描述，是“总量过剩、局部短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有流动障碍。如果流动自由，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到存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工作。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不断上涨，但内地会抱怨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
图1反映的是中国内地省份土地供应占比的变化趋势。2003年以后，国家开始把建设用地指标作为补贴内地的政策，所以整个内地的土地供应比重处于上升过程中。由于中西部省份土地供应多，但需求有限，没有足够的企业落户，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使得内地很多工业园可以实现零地价。而沿海地区地价不断上涨，需求仍大于土地供给，于是出现有些地方把山头削掉造地，或者通过填河的方式增加用地，带来生态上的成本，比如，因为大量填海导致岛屿数量急剧下降，这在长期是不合算的。此外，政府将大量的转移支付拨给内地，如图2所示，内地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在全国所占份额在2003年之后持续上升。
给了内地资源，表面上看能够拉动内地省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如果这些投资的效率低下，最终将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给内地政府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图3体现的是内地省份城投债的变化趋势。城投债在地方政府债务中占有很大比重，图中反映的中国内地省份的城投债所占份额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内地省份当年发行城投债的只数的比重，还有一个是当年融资规模的比重。可以发现，2006-2012年期间，这两个指标都是不断上升的。在2012年这年的增量中，这两个指标都超过了50%，但当年内地省份GDP加起来只有全国的41%。GDP的份额小于债务增量份额会导致内地债务负担相对来说越来越重，最后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各方面的效率恶化
与此同时，当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通过计算基于企业数据库的全国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发现，2003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越来越快，但2003年以后，这个增长率是下滑的，这个拐点和政府把大量资源往内地配置的时间是吻合的，也即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带来了生产效率的下降。
图4体现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情况，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标准差表示企业效率之间的差别。如果有一个企业A，一个企业B，A比B的效率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下，由于A的利润高，B的股东会把B卖掉，去买A的股份，A的规模就会扩大，而B就会缩小，一直可以缩小到这两个企业效率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缩小表明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图4中计算了中国企业的TFP差异，蓝色菱形线表示的是所有企业，红色方块线表示的是那些在整个期间一直存在于样本中的企业。可以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企业之间的TFP差距在增加，说明一定存在政府的力量在阻碍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2003年以后，反而是生产效率比较差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经济资源。
接下来我们在图5中把企业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组，于是得到TFP标准差的三条线。这三条线的位置是东部最低，表明东部企业之间效率差别最小，东部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强，然后是中部和西部。从拐点来看，东部在2003年以后几乎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拐点。到了中部，明显的拐点出现了，到了西部，拐点更为明显。图4和图5中2003年前后的拐点和前面所说的政府政策在2003年的拐点是一致的。
政府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区域平衡分配也导致了内地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最近中国高层领导人讲话，都会讲中国出现“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而我们发现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全国的问题，而是中西部的问题。我在几年前一篇论文中曾计算过1990-2006年非农业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扩张的平均速度，正好已经跨过了2003年的政策拐点。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表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作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到，地的城市化速度（7.77%）的确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4.56%）。当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三组则发现，东部这两个指标很接近（两者之差为1.80%），但是到了中西部，两个速度的差异就扩大了（中西部分别为2.94%、5.23%）。当内地省份把大量的地用于建设工业园的时候，由于交通运输成本太高，吸引企业投资很困难，导致内地城市创造就业能力没有那么强，于是土地浪费现象很严重。
当内地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我们选取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四个年份的数据分析当年的职工平均工资与房价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我们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组：2001年，东部与中西部在房价、工资关系上没有出现分化； 2004年，东部一组的房价相对于职工平均工资的水平有一些提高；到了2007年和2010年，东部一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这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政策有关。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受到控制，相对份额减少。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对于农民工而言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内地的投资增加，内地则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民工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民工荒”，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所以最终导致房价、工资轮番上涨。
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帮内地，可是如果想深一点，当沿海地区出现工资、房价同步上涨的时候，内地的发展也不容乐观。以浙江为例，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在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能在沿海地区继续生产的企业生产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迁移的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内地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会转移到内地，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而转移到内地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性企业和污染性企业，尽管口头上说内地不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一定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现在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内地迁移，会造成内地的污染问题。中国的河流是从西往东流的，这意味着把污染企业往内地迁，污染从上游往下游走，还会加重河流的污染问题。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上面探讨了中国走过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其实当前最重要的争论已经不是城市化的水平或者速度的问题，而是在哪城市化的问题，是在东部城市化还是内地城市化，是否需要控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镇发展？我的看法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必须跳出城市化本身，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路径。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结果，就不能像美国这样通过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如果从经济理论出发，欧洲债务危机需要两大条件：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欧洲的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就算是制度上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欧洲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与美国相比，美国可以实现州之间的人均GDP一致，欧洲却实现不了，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两倍。在这样一个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升值的压力，来达到贸易的平衡。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在制定欧元汇率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出口。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国家要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时期的时候，大量借债，一旦当经济出现紧缩，还债能力降低，从而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如果希腊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货币的国家，当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而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若把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中国今天的问题跟欧洲可以说非常像。中国是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货币，但同时，也有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情况。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每个省人均GDP长期会趋于一致，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上海人均GDP几乎是贵州的7倍。人民币的汇率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汇率相对于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是偏高的。这样，内陆地区难以出口，再加上地理劣势形成的更高的运输成本，出口困难会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为本地居民获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资源，而自己通过发展经济所获得的资源又不够，于是就会产生强烈的借债冲动。在中国，内地省份还有一个资源来源，就是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但是中央担心地方乱要钱，于是会要求地方政府为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项目进行配套。一些欠发达地区又没有足够的配套能力，这会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借债的动机。地方政府债务在2009年以后增长很快，与地方政府需要配套“四万亿”支出计划有关。
在上面的逻辑之下，中国很难消解地方政府的借债冲动，更不用说中国未来还要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要走出这样的怪圈，要实现持续有效的增长，并且要借助于大国优势，把人民币变成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中国必须消除市场分割，促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而内陆地区未来就像美国的内陆地区一样只能专业化于本地有优势的产业，从而减轻其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仍将向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少数都市圈集聚。站在这个高度看城市化的路径和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才能看得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经济学机制上和欧洲债务危机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债务持续增长的现象，最终很可能逼迫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时，中央政府能做的无非以下几件事：一是中央直接帮地方政府还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还不了，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中央再给银行注资。这两个途径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如果中央财政的钱也不够，就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胀的原因。不管怎样，欠发达地方的债务和投资项目中的低效率是要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发达且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会承担更多。换句话说，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人民在享受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的好处的同时，也要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一员的责任。这种责任有两种承担方式，一种让劳动力自由地流动，这意味着作为人口流入地的东部地区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且给流入的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自由，那么，大量内地省份没有流出的人口也需要就业，政府相应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如果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了地理劣势和统一货币的双重制约，将产生借债冲动，最终较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要给定统一的前提，并且较发达地区也享受了大国的好处，那么，对欠发达地区的义务就必然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实现。相比之下，若人口自由流动，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而若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后结果是效率损失和不能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虽然总体上债务与GDP之比还可以忍受，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已经快于GDP增速，这非常麻烦。而如果分地区来看，债务负担更重的是一些内地省份。图6描述的是2012年人均GDP和负债与GDP比率的关系。东部省份总体来讲债务与GDP比率在20%到40%之间，江苏虽然债务总量很大，但是GDP总量也很大，债务与GDP比率在20%左右。但是内地省份就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没有钱，也没借很多，债务负担也不是很重，即图中左下部分。还有一组是债务负担很重的省份，比如贵州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产生潜在的还债风险。
结论与警示
通过本文所讲的理论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有一句话：必须要积极稳妥从广度、深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如果不减少政府的干预从而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在东部出现的是成本上升、企业外迁，在内地出现的则是投资驱动的低效率增长以及大量债务的累计。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东部需要降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供应居住土地，包括要盘活低密度产业园的存量土地。而内地要提高效率，未来大量的劳动力还是要向东部地区和内地的区域性大都市圈进行转移，从而达到人口的集聚，这对下一轮的服务业发展尤其重要。当人口更多从内地转移出来的时候，财政政策上就需要辅之以向内地的转移支付，解决医院不足、学校不足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问题。但是来自中央的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应该减少无效率的生产，工业园遍地开花的局面必须得到遏止。除了农业、旅游、矿产这三大行业之外，内地的制造业应该以服务于本地需求为主，比如提供内地的食品、服装等。此外，内地也可以布局一些不依赖海运的产品（比如电脑芯片是通过飞机运的），这类产业不需要接近海港，可以布局在内地的成都、重庆等都市圈。
最后再来谈谈效率，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不能放弃效率和效益。否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将面临两场考试，这两个考试正在检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一场考试来自金融市场，最近债务负担不断往上升，而股市的市盈率持续走低。一方面大量富人移民，另一方面人民币出现贬值的趋势，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人民币的走势预期跟经理人采购指数（PMI）高度相关，PMI反映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乐观或悲观的预期，近期人民币贬值跟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乐观有关。未来几年里中央银行会推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如果中国不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增长，而债务持续增长的话，若实现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们就会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中国难逃金融市场的检验。
还有一关就是全球化，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如果中国经济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会导致产业外逃，特别是人为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的政策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样的政策非常危险，必须调整。如果资金与产业外逃同时出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目标难以实现，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度也将增加。
当前社会各界需要凝聚共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当前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统一、效率与平衡三个目标的协调，以促进市场统一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手段，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是根本出路。为此，必须以国家整体利益至上，摒弃地方主义和短视的发展政策。
注：本文总结了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15）和重点项目（12AZD045），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055）中开展的研究，向宽虎、张航和钟辉勇对数据处理有实质性贡献。本文内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星空讲坛”、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开发银行“中印城市化比较研究”项目会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多处报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