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外交存在三种形式：知识外交、二轨外交和公民外交。中外智库外交在五个维度上存在差异：独立性、知识、对象、战略与机制。中国智库外交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独立性，创造解决问题的知识，锁定专门的服务对象，拥有清晰的发展战略，以及创建合适的机制。
智库外交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化解外交事务中的知识危机，制度化吸纳智库及其人员参与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外交过程的一切关系、形式和活动的总和。
智库外交的三种形式
按照智库参与外交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将智库外交分为三种形式。
知识外交（Knowledgeable Diplomacy）
在知识外交中，智库扮演了“思想掮客”和“幕僚”的角色，主要任务是为外交系统提供思想、理念知识和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和建议，不直接参与任何具体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实践。比如美国人柯庆生在离开国务院后继续被聘请为美国国务院的亚太政策顾问、中国很多研究机构的专家参加外交部的政策咨询会等，都是知识为外交服务的活动。
二轨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
二轨外交是非官方或半官方人士（包括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和社会积极分子等）参与外交对话，目的在于寻找冲突解决和信任创建的机会。在二轨外交中，智库开始接受外交使命，参与官方外交对话，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开的、非官方论坛的形式探索实现外交目的的途径。按照参与程度不同还有二轨外交和1.5轨外交的差异。比如被称为东亚二轨领头羊的东亚思想库网络、“9.11”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的智库参与等，都是二轨外交或1.5轨外交的典型案例。
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
公民外交是普通公民无意中或者精心设计作为国家代表参与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体育交流等国际交流，进而为两国外交关系创造机会之窗，特别是当两国官方交流渠道不可靠或者不畅通的时候，公民外交就是理想的外交工具，它可以补充官方外交甚至突破官方外交的限制。冷战期间的物理学家罗伯特·W.富勒（Robert W. Fuller）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的访问就对缓和美苏冷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公民外交中，智库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自主，对外交的参与仅仅是“呼应者”的角色。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智库网络化趋势加快，智库的此种公民外交影响力必将稳步上升。
从外交知识化和知识外交化的交互运动的大格局出发，智库外交的形式远远不限于以上三种，只要立足外交需要，充分考虑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就完全可以拓展智库外交的新空间。
中外智库外交的五维比较
独立性
智库在英语中叫“Think Tank”，意味着首先是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机构（Tank）。在欧美国家，独立性是智库得以安身立命的关键，可以确保智库专家能够“闭关修炼”，不受各种政治力量的打扰。所谓独立性，既包括在法理上不从属于任何政府体系及其分支，有独立的经费、人员以及独立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在政治上能够对政府、政党、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力量具有免疫力，不受其干涉。智库是不从属于政府部门、非党派的独立研究机构，特别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其财政来源是多元的，既有政府合同，也有企业和社会捐助，从法律上都属于免税资金，智库利用这些经费独立从事知识、思想和观念的生产，不以盈利为目的。当然，智库独立性与智库思想偏好并不矛盾，作为“思想掮客”，智库在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可左可右，可自由也可保守，只要是独立思想的结果就不影响智库的独立性。
欧美智库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独立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欧美智库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西方也有偏向某一党派的智库，但此类智库基本上只有当该政党执政时才可能有影响，而且即便该政党执政也不见得就一定更青睐此类智库的政策建议。中国智库从数量上或许不比西方智库差多少，关键是智库质量不高，真正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智库很少。事实上，从中国知识分子来看，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上一点也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差，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智库大多属于官方智库，真正的民间智库很少，且大多不成气候。朱旭峰的研究表明，规模（包括财力和人力）并不是决定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中小型智库和民间智库相比官方智库更有活力。官方智库缺乏活力的关键在于往往是为求官用而迎合，不能独立，不管什么问题，先要套上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某某观点，原本可以看得更全面的对象也人为地片面了。因此，改善中国智库外交的首要之举在于推进官方智库“科学办智库”的战略，解放和大力发展民间专业智库，鼓励重数据、重实证、重定量的科学方法，推进智库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建设。作为外交部门，要尽可能开放政策研究空间，鼓励创新性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鼓励政策辩论和战略争论，在争论中检验政策观点的说服力和有效性。事实上，如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相同的观点，反而可能会令政府闭目塞听而害了政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才能提醒政府重视可能的另外思路，刺激政府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总之，智库独立程度越高，智库服务外交的能力反而越强，水平也越高。
知识
智库除了要有很强的独立性之外，还需要充满活力的思考（Thinking）。智库所从事的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以知识、思想和观念的生产为根本使命，其研究人员是一批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特殊工人”。智库所生产的知识、思想和政策建设不是耍笔杆子，更不是诗人舞文弄墨，是要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因此，智库提出的东西要有真家伙，要有真佛，要在外交实践中管用，是否在理论上讲得通还在其次，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可见，智库产品从根本上属于实践性知识，不是抄抄弄弄就可以糊弄人的。要想提升智库外交的影响力，关键是要在智库产品的实践性上着力。
在提升智库产品实战能力方面，西方国家创造了“政治旋转门”（therevolving door）、“战略辩论”（strategic debate）、“舆论操作”（SpinDoctor）、“委托-代理”等机制，在人员、信息、资料、身份等方面进行频繁的交流，让智库政策专家增加政策实践经验，让政府官员增加政策研究背景，此种战略互动使得智库不说外交事务的外行话，大大增强了智库政策产品的实战能力。比如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基本上可认为是PNAC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作，而“邪恶轴心”一词则主要来自同时在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的前白宫撰稿人大卫·弗鲁姆（DavidFrum）。奥巴马政府关于巧实力、全球核零点方案、环境外交等一系列政策方针也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以及全球发展中心等智库专家。二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决策中，都几乎存在着智库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帝国智囊团”，足见智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之大。
相比西方智库，中国智库呈现“两极化趋势”：一个极端是有的中国智库成为领导人论断的阐释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是已有外交政策的注脚，或者提出一些不着要害的措施；另一个极端是没有充分考虑外交可行性，完全从概念、理论和逻辑推理出发，提供了一些大而空的泛泛之谈，缺乏战略和策略精神。总体上，中国不缺乏经院性的纯理论研究，也不缺乏实践性的对策研究，最缺乏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要想弥合中国智库政策研究的两极鸿沟，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促进学界和外交界的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的紧密结合。比如鼓励外交官到智库担任客座研究员、鼓励智库专家到驻外使领馆挂职锻炼、鼓励学界和外交界的对话和讨论等，通过机制化的交流对话刺激实践性知识的增长。
对象
作为一个政策导向型研究机构，智库是一个强调出政策思路的地方。尽管智库所提出的战略观点和政策主张属于公共产品，但仍然需要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越是具有针对性的智库，越是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主张，其影响力越直接，越有效。智库的数量众多，但各有特色，各有侧重，不存在包打天下的全能智库。在美国，隶属于空军的兰德公司就是典型，自成立之初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和保护美国在核时代的安全利益。它所发起的关于系统分析、博弈理论以及战略谈判等前瞻性研究，持续地塑造了此后几十年的防务政策与威慑分析。而海军分析中心则更被视为“海军的兰德公司”，研究课题更多关乎与海军有关的战略问题。还有一些智库明确锁定保守主义集团，比如传统基金会、CATO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另外一些智库则锁定自由主义力量，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进步政策研究所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大量倡议型智库往往都明确宣布自己的自由或保守倾向，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因此，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必须从全能主义智库迷雾中走出来，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智库要克服贪大求全、泛泛而论的思维误区，在创特色、创品牌、创声誉上做足文章。要尽可能明确智库的重点服务对象，党、政、军、民、学、商、媒均可建立与之联系密切的智库。近年来，察哈尔学会、第一财经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中心等表现不俗的智库，都强调明确服务对象，锁定某一重点服务部门，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产品，稳步提升智库的影响力。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中心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财政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办公室、察哈尔学会与全国政协外委会、北京大学中国国际战略中心与外交部等机构的密切合作，都充分表明智库锁定对象的重要性。
战略
智库也存在发展战略的问题，战略思维清晰和战略思路对路的智库往往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一个智库来说，正确的发展战略主要考虑时效性、针对性、有效性三个因素，可以用快、准、狠来形容。所谓“快”，是指智库必须要耳聪目明，对政策问题的反应极为灵敏，一旦出现迹象，就立刻抓住并将其设定为值得开发的政策议题。典型的例子是CSIS对巧实力战略的开发、东亚思想库网络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对和平崛起问题的讨论等，都是迅速捕捉问题并引领讨论的成功案例。所谓“准”，是指智库在捕捉到重大政策问题后，还需要充分把握问题的本质，掌握问题的脉搏，提出正确的解题思路和对策。如果及时捕捉到了战略课题，但缺乏对问题本质与核心的准确把握，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力。此外，智库还要在政策咨询中充分把握一个“狠”字，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实施重拳出击，连下猛药，唯有如此，才能引起外交实践层的注意力，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西方智库大多洞悉此种推广技巧，在智库报告推出之后，不仅在话题设计上突出亮点，而且实施大规模营销推广活动，制造声势以达到先声夺人之目的。
中国智库由于缺乏思想市场营销推广的经验，并且长期受制于儒家谦虚低调文化的陶冶，历来以夸大事实、沽名钓誉为耻，在智库意见表达上向来喜欢不把话说满，话到嘴边留一半，辛辣尖锐的观点要磨平了说，甚至强调真人不露相，喜欢后发制人。经过如此加工改造，再犀利的观点也失去了光芒。中国智库要想提升政策影响力，不仅需要克服谦谦君子的心理障碍和思维局限，还要学会运用现代营销推广技巧，扩大政策主张的影响范围和声势，这是智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机制
智库的发展不仅靠自身努力，要需要有外部法律空间和内部制度支撑。从其性质和社会属性来看，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智库具有明确的独立法律地位，在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受到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智库被法律明确赋予了免税待遇，许多智库从政府、利益集团、商业企业获取资助，并且从其对它们的指令性研究和咨询中获得收益。在完善的法律体系约束下，西方智库运行按照法律精神运行，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同时，在西方国家，即便是规模较小的迷你智库，也特别强调制度驱动。比如在人员选拔与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出版物管理、营销推广等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制度规范，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彼此分工明确、业务区分细致，所有人都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作，这就是智库制度的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不仅在法律体系上尚不完善，广大智库都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大多隶属于某一党政军机构，或者从属于某一行政主管单位，难以作出独立的决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智库起步较晚，缺乏经验，智库运作更多采取项目化管理，过于依赖某一知名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运作中更多依靠项目负责人的人格力量，而非制度性力量，长期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问题。因此，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还需要转变“个人驱动”下的项目运作，走向“制度驱动”的机制化运作，这是打造百年智库和千年智库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