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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幸福差异

经济增长和人类幸福之间的联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终极发展目标。应该反思一下这一观点。

事实上,一国人均GDP与其人民幸福之间的联系正在日渐减弱,因为快速增长的产出放大了健康挑战、侵蚀了环境条件。因此,人们日益向看重货币财富那样看重非物质财富。

但说服决策者和政客接受GDP的局限决非易事。毕竟,捍卫一个易于理解并且被长期接受的框架比提出一套新的世界观简单得多。

平心而论,GDP提供了关于一国生产、支出和收入流以及跨境商品流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此外,GDP还为各国提供关键指导,有助于它们追踪极大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在许多情形里,还帮助他们摆脱了贫困——的经济成果。

但GDP没有考虑一国资本存量的变化,导致决策者难以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没有更好的幸福指标——包括健康、教育和自然环境状态等——决策者就无法获得所需的信息确保经济以及组成经济的个体的长期健康。

这一紧迫任务便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以来,这一概念逐渐获得了接受。但是,尽管各国已经认识到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发展,但大体上它们仍将GDP增长作为核心目标。这一点必须改变。就连大萧条时期的GDP之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也曾在1934年说过“一国的福利很难从国民收入指标中推断。”

好消息是一个鲁棒、简单、有效的可持续性衡量框架已经存在了。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剑桥大学的帕莎·达斯古帕塔(Partha Dasgupta)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所开发的这一框架在一国的资产存量(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本)背景下评估经济的收入流。换句话说,它计算经济的生产基础,而不仅仅是它的货币财富。

基于这一框架,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环境署在201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发布了包容性财富报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报告给出了20个国家的长期GDP和“包容性财富”对比,旨在鼓励决策者采取更全面、更长期的经济发展观。

今年11月将发布第二份包容性财富报告,报告将增加很多国家的数据,并更关注国民账户指标中的人力资本。在这方面,合作专家将于本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系列会议,并出版题为《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向可持续性转变》(Beyo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Transitioning into Sustainability)的专题文集。

转变世界对经济发展的理解需要动态方法。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必须合作开发一系列指标,全面勾勒人类生产基础图景,作为人们解释成功的基础。最终决定应取决于决策者和公民,但过程必须由最有效的科学指导,杜绝政治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干扰。

此外,一个根本事实必须得到承认:地球无法承受其七十亿居民全部进入高收入水平。如果每个国家人均GDP都达到13,000美元(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全球GDP需要从今天的约72万亿美元增加到91万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们用了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我们的消费、吸收我们的浪费,那么地球只能可持续地支持48—50万亿美元的GDP。

如果地球已经超出了其可持续运载的能力,我们就应该削减对它的要求——不再增加新要求。简言之,我们不能再继续依赖GDP增长及其所隐含的无限财富积累来解决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世界必须让其价值体系与这一现实协调。我们必须学会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让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培养存在的社会和精神维度。

如果没有教育体系、政治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就不可能造成这一改变。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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