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美国的悖论》
布鲁斯•马兹利斯 (Bruce Mazlish)、钱安达(Nayan Chanda) 和肯尼斯•威斯布鲁德 (Kenneth Weisbrod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978-0-8047-5156-8
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你走进一个房间，碰上一群人在激烈地辩论“对话”的利与弊。一些人坚持认为对话能给所有参与者带来财富、繁荣和快乐。其他人则摇头表示不同意，抱怨对话可能包含令人不悦的内容或者可能对参与者有不当影响。
这样的辩论愚蠢且没有意义，而任何旨在判定全球化这一现象是好是坏的争论也是如此。至于全球化是否是美国化的辩论，也同样令人感到奇怪。与世界历史一样悠久的全球化，并不是美国发明的，也不是由美国控制的。
近年来，每当谈及对话或者全球化，美国的声音就可能很大，但这一声音本身也有杂音且缺乏底气。视讨论问题的不同，一些国家会消极地听从美国的意见，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会打断其发言，与之争辩或者扬长而去，不再继续讨论。
《全球化美国的悖论》一书则另辟蹊径，通过详细的论证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这本由布鲁斯•马兹利斯（Bruce Mazlish）、钱安达（Nayan Chanda）和肯尼斯•威斯布鲁德（Kenneth Weisbrode）共同编辑的书，是一部探索美国与世界互动中的主要特征的论文集，内容涵盖了政治结构、宗教、传媒、外交事务、全球安全和反恐等方面的问题。这本书诞生于一次由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和新全球史项目组（New Global History Initiative）共同举办的会议上，它探讨了全球权力的种种不平衡现象。简言之，这部论文集暗示了一个新世界秩序出现的可能，而这取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和塑造全球化进程。
权力的使用, 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 有其悖论之处。权力，若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被运用, 则会吸引盟友和支持。但权力的使用如果是粗暴或莽撞的，则会招致抵抗和仇恨。毫无疑问, 在二十一世纪初, 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权力的集中并未带来显著的效果——例如, 中东地区的民主或稳定, 尊重科学，使之为贸易或安全带来新价值, 或者从环境和价值观方面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美国的领导人却忙着寻找各种搪塞之词。
就像对话一样, 国内外对任何权力的运用所做出的回应都应当促使全球化的领导人们——无论是来自商界还是政界——去反思他们各自的方法和语调。美国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领导全球。然而, 历史和社会学教授伊恩•罗斯波罗夫（Ian Roxborough）认为，对于美国, 其具备推翻其他国家政府的能力与其达到理想政治目标的能力是不相称的。
在该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斯（James Kurth）认为，思想能征服世界。人和国家一样，都在不断地寻找有关如何治理、工作、娱乐或者生活的最佳理念。正如马兹利斯编辑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所有的人和国家都渴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但大多数人仍在寻找新的可以追随的榜样。遗憾的是，全球反美情绪的高涨使得全球公民失去了一个典范。人们不信任美国的帝国主义模式，也不信任中国缺乏目的的竞争性冲击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始性骚乱。
如果美国的领导人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促进经济稳定、技术创新、全球合作的模式和能给所有人带来机会的民主体制，美国就不算完全失败。历史学教授阿契拉•伊利耶（Akira Iriye）认为，美国不能再简单地抱着带有许多局限的国家治理系统死死不放；罗斯波罗夫（Roxborough）则认为，美国不能再通过将矛头指向敌人——无论是真的敌人还是假想敌——去激励它的人民。
相反，美国必须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而不论那些国家是否认同它的政策，大家以“合作伙伴”的方式来为任何行动增添内涵和实力。
《全球化美国的悖论》一书，特别是历史学教授伊安•泰瑞尔（Ian Tyrell）撰写的那一章，考察了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态度和政策所造就的历史和后果。其中的一些例子包括美国抨击国际社会资助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抵制国际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漠视环境问题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相信单靠宗教信仰就能避免一切邪恶，以及在贸易往来上一方面寻求出口最大化而另一方面对进口采取保护主义。
例外论的政策不再符合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这些政策不但使得美国的竞争国迅速采纳美国例外论的口号，毫不顾及为全球利益而制定的规则，它们还从内部削弱美国的国力。例外倾向正以各种危险的方式进行渗透：工业要求补贴和保护，政治领袖为自己的辖区寻求例外或特殊照顾，而个人则在测试法律的边界。例外论最终会导致法治观念的削弱、不平等、低效竞争和贪婪。
该书从形式到内容所提供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美国当下态度及其在全球秩序中的定位，同时还建议，如何控制全球化， 使结果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与本书主题相适应，本书的论述旨在引发探讨，而非将主导性观点强加于人。
在本书最后一篇结论性的文章中，马兹利斯提倡诚恳的反思、跨学科辩论和跨学科教育，以免重蹈覆辙。
科尔斯指出，全球化关乎革命。就像每次对话一样，每一种全球联系都具有促成巨变的潜能。马兹利斯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话：“建设某种形式的全球公民社会来处理全球问题，其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中。”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的工作已经开始，部分是通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展开的，而这二者都是全球化的关键参与者。马兹利斯提醒人们注意，有参与者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提倡有选择性的全球化，而忽视了一些全球公民理应遵守的显而易见的规则，对这些人的质疑正在涌现。这就是美国的悖论，同时也是那些因成功而赢得全球声誉的国家、公司或者机构所面临的悖论。
本书的作者们提出，根据历史和当前形势，美国可以把世界领入这样两条路中的一条路：按照泰瑞尔（Tyrell）的观点，一条是曾在二十世纪导致大萧条和希特勒上台的全球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道路，另一条则是预测和解决危机的全球合作道路。
世界上的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遇到的全球问题并不比地方问题少。 美国国内迫切需要就全球治理系统展开对话，希望承认这一迫切需要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