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局势，100年前已经有人预见到。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英帝国拥趸者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出版了“心脏地缘说地图”（Map of Heartland Theory），显示谁控制了乌克兰附近的欧亚大陆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
美国国务卿凯里（John Kerry）形容俄罗斯，“在21世纪行19世纪之策！”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这也许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焦虑的提醒：19世纪的地缘政治又回来了！
世界不太平
2006年，托马斯·弗里德曼随IBM总裁访问中国，推销IBM的“全球整合企业策略”（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s）。我写了《世界是圆的》，来回应弗里德曼的“技术决定论”，说明“表面看似平的世界，其实充满文化和地缘差异，暗含多种冲突的险滩”。但没想到，世界这么不太平。
“苏联解体，柏林墙倒”标志冷战结束。它给欧洲和北美带来一个错觉：自由市场主义、互联网技术将一统天下。从此，法律、文化、效率和消费的理念盛行，全球各地意识形态观点趋同，“全球一体化”既是企业的主导经济策略，也是国家的优先政治选择。可是，这一段政治经济浪漫史很短命，“一体化”只是国际“战国纷争”的幕间剧。
IBM发现“全球整合”模式难以推进，世界各地的企业也认识到，深层结构的文化和历史冲突仍然左右跨国业务。忽视深层地缘政治因素，它不仅使短期经济失利，还影响长远的布局。同样是买田或租赁种经济作物，在乌克兰和阿根廷就得运用不同的策略。同样为当地代理业务，在中东和亚洲，代理企业的所属国能暗含不同的危险和机遇。它们都事关地缘政治。
参考我的建议的企业在乌克兰没有买地只租赁，在阿根廷结合当地出口规避外汇管制的风险，在中东选择用伊朗的代理公司，在亚洲从菲律宾撤出全资企业……在不太平的世界里，它们成功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力求不做“在商言商”的天真受害者。
保持对“冷冻的历史冲突”长期的关注，这是第一原则。历史冲突往往有它复杂的成因，文化、宗教、领土、种族等。冷战后，以欧盟和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力量创造了一个暂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大潮兴起，其他历史矛盾被“淹没水底”，但没有消失。经济危机出现，潮水退去，掩盖的冲突显现出来，过去的生存问题又一次登场，成为现代贸易与投资的风险背景。
以乌克兰为例，基辅原为“俄罗斯”种族和国家意识的发源地。从彼得一世开始，它就是俄国与欧洲冲突的必要缓冲带。
避免与“无理社会”发生长期合同关系。法国社会学家杜克哈姆（E. Durkheim）用“无理”（Anomie）描述一个礼崩乐坏、个人肆意妄行的匪帮社会现象。“无理社会”常常出现在国家制度溃散、军阀混战、多种族冲突不断的地区。东非、利比亚、尼日利亚的南部都有这样的特征。在社会秩序的真空地带，匪帮团伙之间形成拉锯战。这种地区一方面急需基本民生物资，有高利润；另一方面，除了短期的现金交易，不适合任何长期投资。
力求在地缘政治板块中心区活动，远离边缘区。中东地区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伊斯兰宗教的角斗场所。冲突的背后是埃及、卡塔尔、沙特的逊尼派与伊拉克、伊朗的什叶派，以及俄罗斯与英美势力的较量。但在其中，伊朗和土耳其则为冲突板块的中心和缓冲区。如果必须发生贸易，与中心地区的代理商合作，可以降低风险。
理解地缘政治文化可以预想政府政策变化的方向。以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为例，中国企业必须了解那儿的三种政治文化历史：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政治、上世纪70年代残酷的军人政治、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长期受压迫的历史形成了“平民反叛”的政治情结。新的民主政府的当选者缺乏娴熟的国家治理手段，容易受民粹力量左右，做出外人难以理解的政策选择。例如，阿根廷有外汇管制政策，进口商必须协调同等数量的出口才能结汇。去拉美做生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必读课本。
地缘政治具有强烈的周期性，掌握它，可以获得风暴眼中的暂时平静。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地缘政治有着特有的周期性。一般在其中一国遇到资源瓶颈时，它会举行武器实验，引起其他周边国家的关注，并获得援助。与全球格局相关，重大战争纪念日可能成为舆论冲突的引信。类似的周期规律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地缘冲突，但特征不一样。例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武装力量寻找各种打击方式和武器，从挖掘地道到远程飞弹。一旦以色列认为这种力量的集聚到了危险的临界点时，他们就会实施重大打击措施，直至消除它到可以防御的低水平。以此观之，正在激战中的以巴冲突已经到了等待合适调停人出现的阶段。
尝试“文化合约”策略
从1600年到1862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力量与国家政治拓展能力齐头并进，互为犄角。1853年，马克思写道：东印度公司问题是英国问题，是英国国会问题。我们反对任何殖民主义的思想和策略，但应该总结其中的教训和规律：国家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需要协调和配合。
继承“和平共处”的传统，中国企业可以借鉴中世纪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伊斯兰部落的和平贸易策略。斯坦福大学的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研究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历史，他发现，在中世纪环地中海贸易中，国家权威无法延伸，国内法律没有应用性和执行力。但是，通过反复交易，欧洲和伊斯兰的商人之间用有执行力的“私约”来替代无约束力的“公约”。例如，1.他们只和有历史声誉的商家交易；2.建立行会，约束离谱的交易行为；3.允许“半暴力”的手段对待欺诈的商人；4.容忍对有欺诈前科的商人的报复性欺骗行为；5.用“垄断权”奖励守信用而受损失的商家；6.有一套商业信誉父子相传的方法。
这一系列不同于国家和法律正式制度的文化习惯很有效。它们不仅补充了正式规则，而且更容易在微观层次得到有效执行，因为它们符合每个商人长远的利益。对于中国企业，这套“文化合约”策略有借鉴价值。
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开始七下西洋之旅，比哥伦布早60年，比达伽马早70年，比东印度公司早200年。相比之下，郑和的无功之旅说明，地缘政治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思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