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在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对全球带来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在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与反思中，将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的观点很普遍，谨防“福利病”和“福利陷阱”的话语占据了重要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也“善意”地告诫中国要以西方福利国家为鉴，许多中国学者和经济精英们也“自觉”加以反思，认为中国要谨防“福利陷阱”。这些批评话语，掩盖了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根源，同时也夸大了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容易误导人们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必然要求加强社会福利建设这一基本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容易在认识上放大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困难，不利于我们形成共识。这种批评话语也与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实践不相符合。
在社会福利研究上，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根据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实践，剖析西方国家危机“福利制度根源论”的认识误区，揭示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总结和借鉴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经验，在对比中国与西方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背景与逻辑的差异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事业。
(一)福利制度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慈善、救助等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但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失业、工伤、养老等社会风险对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日益严重，而高度的社会流动使得家庭、社区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抵御社会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西方经济史和福利制度发展历程来看，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是适应资本主义初期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要和流民、贫困问题普遍出现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则顺应了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壮大、劳资冲突加剧的时代趋势。西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思想兴起，西方各国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福利国家”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建立起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作为“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1](P8)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福利制度通过将工人创造的部分利润用于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将利益对立转化为总体上更具建设性的冲突解决形式，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其次，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通过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通过教育培训改善人力资本状况，从而保证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行；此外，福利制度在文化方面被视为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国家和社会相关方面的合法性。[2](P25-38)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公共领域以改善民生的福利国家制度，是促进国家和社会认同的基础性支撑因素。[3](P16-22)福利国家体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但它通过对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化支持，有利于缩小人们在起点上的差距，促进身份地位的平等，降低风险与不安全，提升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用“社会改良政策”和“社会管理”来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妥协，以摆脱毁灭性的阶级对抗。[2](P21)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福利社会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4]
福利制度对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关于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也一直是充满争论的话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面临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挑战，有人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福利国家危机”。在经济危机时，对福利制度的批评更加盛行，因为实行福利紧缩政策往往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选择，但危机发生时失业增加等状况使得人们对公共福利和保障的需求增加，因此福利紧缩政策极易引发社会抗议。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试图大力削减福利开支的改革，都引发广泛的社会不稳定。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欧洲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福利支出，因而引发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广泛的社会、政治动荡。这种困境似乎更证明了福利制度是危机的祸首，关于“福利病”的批评话语也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5](P117)(即一种最初是虚假的预测、期望或信念因为被广泛接受而最终成为现实)。
其一，普遍的高福利保障使部分人工作欲望减弱，造成依赖文化和福利依赖群体。这是关于“福利病”或福利依赖最常见的批评。有分析认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证明福利国家模式只能养懒汉，也证明“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性。
其二，在福利制度下，社会福利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而“福利刚性”使得社会福利支出日益膨胀，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与“福利病”假设相似，许多分析认为，福利具有不可逆性和刚性增长的特点，往往只能升不能降，这使得福利支出水平面临不断提高的压力。而一旦出现经济停滞，政府就会削减或限制福利支出，就会引发抗议和社会危机，经济复苏也就更缺乏社会基础。
其三，高福利、高税收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使得福利国家经济竞争力与活力不足，从而加剧失业问题。批评者还认为，福利制度造成福利机构不断膨胀，成本不断增加且效率低下。因此必须改革福利体制，控制社会福利的范围和水平，降低企业税负，以提高经济活力。这种认识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及推动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因素。
关于福利制度和“福利病”的上述分析与批评，看似合乎逻辑，其实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社会建构的成分。将当前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并没有看到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把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思和批判简单化地转移和集中到对其福利制度的批判上，无疑是打错了“靶子”，使得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
因此，如果只是片面地批判福利制度或一味地担心“福利病”，无疑会夸大某些问题，从而偏离问题的本质。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尤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对福利制度认识中的相关误区进行深入分析与批判。
其一，关于过高的福利水平必然使人们产生福利依赖、影响经济效率的观念与解释有严重的分析缺陷；关于福利只可增不可减的“福利刚性”论，也是建立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和贪婪的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缺乏充分的社会学依据。
批评者认为，过高的福利会造成福利依赖和长期失业问题，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民的自由，为了克服福利依赖等“福利病”，应实行低水平的失业保险或在就业方面放任自流，以保证社会活力。关于福利依赖，就如蒂特马斯所言，人们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需要福利的帮助，因此，应当将依赖性看作人生历程之自然部分，而不应把它“刻板化”或排斥它。[6]而且，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关于福利依赖的解释，假设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参与市场活动，这显然是不对的。[7](P56)这种观念与解释并没有理解最需要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等劳动能力缺乏者)受市场经济的排斥状况，说这些人缺乏工作意愿和依赖社会福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能够以较低的资本密集度和低廉的交易成本，为这些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2](P166)而且，在因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形成排斥的条件下，更需要现代国家要有就业考量的福利制度与政策。
将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归根到人性自私、贪婪和享乐的“本体论”，这似乎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8]实际上，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人们往往是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收入和福利水平在纵向比较上的上升或下降。如果在收入和福利方面差距过大，即使收入和福利水平上升，人们的公平感和满意度也不一定提升。金融危机后欧美社会的动荡，不只是因为福利受到削减，更为重要的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条件下，危机发生后的福利削减，使得大量在危机时期更需要福利支持的人群陷入困境和心怀不满，从而走上街头。
其二，当前西方国家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而围绕福利制度的争论和所谓“福利国家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彰显，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困境的“替罪羊”。
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源与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其发生逻辑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资本、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各种形式的透支消费——经济危机。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逻辑有一些新的变化，如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不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也包括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与分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推动下，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一国内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而是表现为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8]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和金融掠夺，支撑了新的食利者阶层的产生，对当前危机的发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9]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决定了它必然将生产作为目的，而将人的需要和消费当作工具，通过各种形式刺激人们消费，以维持生产的持续，由此也催生出普遍的“虚假需求”，人异化为“消费人”。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消费主义时代，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与各种金融衍生品泛滥相互推动，成为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根源。这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也日益使人类陷入资源环境困境。如果说福利或福利制度与一些国家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有关，也是由上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所决定的：福利政策成为政府刺激国民消费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工具。福利制度下的消费模式实际上又加剧了社会风险，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许多民众将陷入生存困境，对社会福利的需要就会更迫切，政府削减福利的政策也就更易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福利制度安排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的两极分化和政治不平等问题，也难以真正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于福利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福利负担导致缺乏经济活力的说法，也难以经受事实的考验。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环球竞争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兰、美国、德国、荷兰、丹麦位居前八位，其中除美国外，大多都有相近的福利保障制度。[10]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在欧盟，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并不是福利支出水平最高的国家，从2007年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看，意大利为24.9%，西班牙为21.6%，希腊为21.3%，爱尔兰仅占16.3%，都远低于法国(28.4%)、瑞典(27.3%)、丹麦(26.1%)和德国(25.2%)。[11]
事实上，不是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福利制度，而是不平等导致了增长和效率的低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资本盈余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12]尽管在全球化过程中因产业转移等原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但却往往陷入政府财政困境，主要原因就是在私有制下增长的财富更多为少数人所拥有。就如斯蒂格利茨所分析的，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增长速度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快得多。以美国为例，富人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导致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使得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阻碍了增长引擎的运作。衰退时期基本社会支出的削减，加上高失业率压低了工资，又加剧了不平等。[1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
其三，如果说福利或福利制度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之间有某种关联，其影响机制也与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运作密不可分。
当前，以多党制和议会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宪政民主”面临制度性困境，政党被选票所绑架，蜕变为“选举机器”，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按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被发展到极致。[14]为了获取选票，政党和政客在竞选过程中往往都会许诺增加福利、减免税收。福利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等手段调节财富分配，而高福利、低税收则会造成政府财政困境。而且，在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践中，低税收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资本家，他们作为选举政治的最大操纵者，往往反对福利支出，质疑公共福利支出的意义及效果。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使民众凭借其选票争取自己的福利，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真正实现。
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选举政治和党派之争也导致政治极端化和社会分裂。选举政治往往陷入这样一种制度困境：观点越激进，就越能吸引选民的关注，而温和、理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为得到更多选票和政治献金，政党和候选人往往以极端口号和承诺来迎合选民，结果往往是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被放大，而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却遭受损害。这种状况也引起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导致社会分裂。[14]选举政治和选票民主也成为当今许多国家移民排斥政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等层面的排斥)以及族群分化与纷争的根源。例如，2001年9月11日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后，欧洲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反穆斯林情绪，一些政党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选票，便利用这种情绪制定激进的反穆斯林政策，严格控制穆斯林移民。这种政治实践，必然又会加剧其国内族群之间的分化与纷争。
其四，福利国家危机论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共识的日益缺乏。
二战以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使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生活以及各阶级的团结，建造平等的福利社会，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基本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为政府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建立普惠式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体制在全球的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兴起，在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共识”趋于瓦解。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更是占据统治地位。福利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道德抨击的对象，低效率、高浪费、养懒人等说法几乎成为福利国家的“悼词”。对“福利依赖”问题的讨论，也成为学者讨论福利国家道德、政治哲学与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话题。[15]关于福利制度与政策的讨论也日益缺乏理性和偏离实际。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结构和制度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却被转化成了个人道德问题。这种争论也破坏了贫富之间、工作者与失业者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团结，使得社会共识日益匮乏，对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形成极其有害的影响。
其五，面对各种危机和批评，福利国家普遍推行多元化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和调整，国家和政府在福利承担上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扩展和强化。
西方福利国家在各种困境和压力之下，都在进行福利多元主义的改革，强调国家(政府)、市场、家庭、社区等主体在福利承担上的共同责任。福利国家都在进行不同程度和形式的福利削减与紧缩，如实施所谓“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将福利权与公民责任挂钩，以减少所谓的“滥用福利”；同时，也激励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参与和提供公共服务。[16]
不过，福利多元主义的政策方案，并不能有效满足由社会变迁导致的福利需求的增长。因为在既定的经济和政治框架下，政府之外的福利来源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社会部门并没有能力提供充分、稳定和全面的福利。[17]要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不能简单地采取放弃国家与政府责任的做法。尽管削减社会福利成为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纲领，但“福利国家本身的减少会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只是劳力的再生产而已，也包括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维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8](P195)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已严重削弱了地方或社区自给性水平以及社会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更需要政府承担主要福利责任。因此，尽管西方各国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同，其福利制度模式和改革的方向也有差异，但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等方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日益增高的社会风险，仍具有高度的合理性”。[19]
当前，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出路不在于限制福利国家、削减福利支出，相反，还必须要进一步扩大福利性行动，扩展社会福利领域和提升福利水平。例如，在社会高度流动、家庭日益核心化的条件下，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照顾问题，已经很难在家庭或社区内得到解决，必须发挥政府的主体责任，通过社会政策引导，在社会化、专业化的框架下加以解决；低生育率、老龄化、劳动力缺乏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而要摆脱这一困境，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更好的家庭福利等政策鼓励生育；此外，在发达国家老龄化、劳动力缺乏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大规模的地区或国际间劳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福利制度安排成为社会分化和族群纷争的重要原因。如何建立突破民族国家和区域界限的福利制度，消除对移民群体的福利排斥，仍是福利国家未来努力的方向。
对西方福利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的误区与偏差，使得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中国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也被夸大。如一些学者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如果我国不继续保持较低的工资与社会保障水平以维持“比较优势”，就会面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来说是“洋跃进”，是“短视国策”。[20]有学者告诫说，福利水平具有刚性增长的法则，要把福利增长速度降下来一般都会面临政治上的挑战，因此从某种道德理想出发一味强调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准是非常不现实的，在提供新的福利项目时一定要注意起点要低，提升社会福利必须要小步走。[21]有学者提出，我们要汲取欧洲国家福利负担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压力过大的教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能够保证处于底线以下的公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福利保障。[22]按这种分析逻辑，即便中国经济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也不能建立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否则就会患上“福利病”，掉入“福利陷阱”。
这种观点与分析，严重忽视了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上的背景与逻辑差异。
首先，西方福利国家总体来说福利水平较高，而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还很低，如果说西方国家真有所谓的“福利病”的话，中国则是“福利贫困病”。
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保障不足、投入不足仍是主要问题，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建设，增进国民福利，而绝对不是什么“福利病”的问题。而且，关于“福利病”的担心会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长期被忽略，经济社会将长期陷入不协调状态，最终会损害国家健康而持续的发展。[23]
许多发达国家在着力建设社会福利制度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如当今富有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在建设福利社会之初，实际上还是欧洲著名的贫困角落。[10]现在世界上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不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也比中国走得更远。[24]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来看，我国现在已具备了建立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能力，需要适时地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高国民社会福利水平。实际上，在政策与实践层面，我国政府近年来已承担了越来越多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责任，对推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减弱国家的责任、走向福利多元化，而中国当前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核心仍然是要突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弱化国家责任而强化个人、社区、市场的责任。但中国却有着与之不同的改革背景与逻辑：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在福利责任承担上不够，因此突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核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福利供给者和制度建设推动者的角色和责任。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和政府福利责任不足不仅表现在民生财政投入低等方面，也表现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滞后。例如，在老龄化趋势下无疑需要强调家庭养老等方面的功能，但许多制度与政策实践却对家庭功能的发挥形成制度性破坏与抑制，如户籍制度和农民工制度，使得许多家庭处于分离状态，家庭的照料、养老功能发挥的条件几乎丧失，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现象已成为影响极其长远的社会问题。再如我国当前在城乡、区域、行业、部门、群体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等问题，都需要强调国家作为利益协调责任主体的作用。
再次，在基本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等层面，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条件，也决定了彼此有不同的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的方向。
就基本社会制度而言，在私有制下，财富的私人所有和资源的市场配置占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相对有限；而中国却是国家和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国民财富和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也决定了这些财富和资源要用之于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必然要求。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能避免私有制下社会陷入两极分化，能够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安排经济活动，从而实现持续协调发展，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为了生产而生产、通过制造“虚假需求”维持生产的持续。当前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国民社会福利逐步增加的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要求。
就政治体制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资本化”和“短视化”蜕变，使得其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真正保证弱势群体的经济权利；相比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社会的统一性，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要克服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异，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25](P1-9)社会主义民主政体，能够保证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性平等与民主，而不只以政治上的形式平等为满足。
从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来看，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缺乏和养老的压力，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相比而言，中国尽管也有老龄化的压力，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相对丰富，当前未必需要普遍地延迟退休年龄。相反，在公共部门可能还需要通过提前退休年龄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福利制度的“碎片化”，对于那些劳动强度较大的蓝领工人等群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四、结语
社会福利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在社会福利投入和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亟待加强，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因此，当前中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全面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社会福利从照顾弱者向普惠全民的转变，让全体人民真正过上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26]
关于“福利病”和“福利陷阱”的话语，无疑会误导和影响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中国学者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对西方福利国家和我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厘清“福利病”等观点背后的话语意识形态及其误区，寻求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我们要借鉴西方福利国家通过福利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其教训，注重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要在加强国家和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主体性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塑，发挥我国注重家庭、社区等主体承担社会福利功能的社会文化传统优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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