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左派政党面临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之一。如何适应这一新的政治环境，不仅关系着这些政党能否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着拉美政治的发展方向。以巴西劳工党、乌拉圭广泛阵线和智利社会党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政党，在民主化浪潮中抓住机遇，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不仅赢得了生存空间，也奠定了夺取政权的基础。本文将着重分析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它们面对民主化浪潮这一新的政治变革而发生的变化和调整。
一、拉美的民主化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认为，民主是指以英美政治体制为蓝本、以制度化的政治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政体，也是指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则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在西方学界，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制度西方化，是非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
在非西方国家中，拉丁美洲是最早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掀起民主运动的地区。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独立战争，主要任务是民族解放和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民众主义的兴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进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从1978年起，巴拿马、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秘鲁、洪都拉斯、玻利维亚、阿根廷、萨尔瓦多、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海地、苏里南、智利等国的军政权相继倒台，由民选政府取代，整个拉美地区进入文人执政、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治理国家的民主化新时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拉美左派政党遭受严重损失。除秘鲁等少数国家外，军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在政治上大都推行赤裸裸的独裁恐怖政策，广泛镇压反对派。劳工运动被压制，公民社会受到挤压，共产党和游击队运动尤其成了军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许多国家的左派政党被打入地下，力量受到削弱。随着军事独裁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拉美许多左派政党随之恢复了合法地位。
但是，对于拉美左派政治力量来说，民主转型所产生的政治环境并非完全有利。20世纪80年代，拉美军政权崩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直接受益的是右派而非左派。[1]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拉美左派政治力量依然面临严峻的新挑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拉美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是通过契约模式实现的。军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与民主力量进行谈判，最终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在此过程中，为维护自己交权后的特权和利益，军事独裁政府只有在对未来的民选继承者有所认同的前提下，才会和平地移交权力，而使它们满意的继承者只能是中间派或右派。它们向民选政府交权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使左派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一些国家在重建政治体制的谈判过程中，有意识地设置了对左派不利的因素。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之后，重建民主制度已成为国家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首要任务。拉美国家民众认为，左派的上台很可能会引起右派的强烈反应，最终使国家重新陷入军事政变频仍、政权不稳的恶性循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军事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选民甚至左派组织本身都认为，在选举中支持中间派候选人有助于政权的平稳交接和重建民主制度。[2]
智利的民主转型是军政府与民主力量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实现的。皮诺切特军政权在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在1988年的公民投票[3]失败后，被迫同意举行大选。但是，皮诺切特仍然对智利的民主转型过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代表民主力量的中左派联盟任命基督教民主党的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为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原因。艾尔文是一个体制内政治家，对待军政府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1973年任参议员期间，曾鼓动军队干预阿连德政府，公开支持军事政变。艾尔文对军队的态度使军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温和派。1988年举行公民投票后，艾尔文还作为中间派代表参加了与军队的谈判。对此，智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也表示认可，并决定支持艾尔文作为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参选总统。
巴西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任总统也是得到军队认同的温和派。20世纪80年代初，受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本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打击，巴西的菲格雷多军政府采取了“逐步和有控制的民主开放”。此时，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对军人持模棱两可的谨慎态度，并未与它们根本决裂。1985年巴西民主运动党候选人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总统，他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向军队和保守派政治力量游说，保证自己是温和派。他竞选成功后不久因病去世，副总统若泽·萨尔内接任总统。萨尔内也是巴西的政治精英，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是政坛的活跃人物。
可见，民主化浪潮虽然推翻了拉美军事独裁统治，但是左派力量除获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之外，并没有被民众看作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选择。一批来自政治体制内和代表本国政治精英的中间派或保守派政治人物在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上台执政。拉美左派面临着如何适应全新的政治环境的严峻考验。
民主化进程是在不同政治角色的战略选择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为国家和社会中不同部门和角色的相互作用创建了新的战略背景，反过来又对不同政治角色的战略选择设定了某些限制。对拉美左派来说，民主化进程既为它们提供了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空间，也为拉美左派政治战略的选择设置了限制因素。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随着民主化过程的巩固与发展而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为自己创建有效参与政治过程的政治空间，是拉美左派政党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民主认知的变化
在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拉美不同左派力量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左派力量因在理论上将民主视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掩饰品，将参与选举视作对革命目标的背离、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妥协和对人民大众革命意识发展的阻碍。因而它们完全拒绝民主政治，倡导以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们谴责拉美各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操纵自由民主体制，利用民主体制掩盖阶级关系的不平等，因而主张通过改良或革命的道路废除这种虚伪的民主。另一些左派力量则在假设对民主制的积极参与可以“积蓄力量”的前提下，把参与自由民主政治作为传播信仰、扩大组织网络、在人民大众中发展批判意识以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并最终实现革命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之一。[4]对于这种看法，弗朗西斯科·帕尼扎指出：“即使参与了民主的游戏规则，拉美左派仍把民主政治看成是社会正义、经济发展、民族解放及社会经济平等等更高目标的附属品。”[5]不管持哪一种看法，在民主化启动之前，拉美左派政治力量均未把参与自由民主体制看成社会主义和革命计划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在理论上没有重视民主政治，拉美大多数左派政治力量在实践中总是谨慎地避免参与选举竞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和政治力量倡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激进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进程对拉美左派的民主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它们原有的民主观发生了动摇和改变。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左派修正了对民主的看法，不再把它看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虚假掩饰，转而将民主视作左派争取实现变革性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并将保护人权和实现民主看成其优先目标之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经历了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之后，大多数拉美左派组织并未继续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也没有坚持将武装暴力作为夺权的方式。多年被折磨、被监禁和被放逐的悲惨经历使他们认识到，过去所藐视的“形式民主”是值得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和捍卫的制度。[6]
随着“民主治理的优点”被“发现”，[7]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和游击队运动放弃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将代议制民主政治作为夺取政权的方式，积极投身各种选举，在国会和地方政府中寻求自己的代言人，从而融入新的民主体制。以巴西劳工党为例。该党成立于1981年，此时正值菲格雷多军政府统治时期。受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菲格雷多政府采取了“逐步和有效控制的民主化开放”。劳工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投身各级选举。在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政党“广泛阵线”成立于1971年。1973年6月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广泛阵线被取缔。1983年军政府答应“还政于民”，1984年广泛阵线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在同年的大选中获得21.3%的选票，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得6个和21个席位，成为全国第三大政治势力。在1989年的全国大选中，该党候选人塔瓦雷·巴斯克斯以34.5%的选票当选蒙得维的亚市市长。可见，拉美左派政党对民主和选举制度的态度变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逐步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针对拉美左派政党对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的认知变化，智利社会党领袖加雷顿指出，民主已经变成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部分”。[8]
(二)调整选举战略
民主化为拉美左派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环境。民主化要求所有的政治角色通过选举进行政治竞争，这迫使拉美左派必须根据选举的要求进行战略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拉美一些左派政党进行积极调整，软化了政策主张，使政治联盟实现多元化，扩大了社会基础，逐步转变成温和的中左派政党。
1.软化政策主张
以巴西劳工党为例，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较为激进的左派政党。1981年，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党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一个既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的”社会[9]；主张对政治、社会、经济权力进行再分配，实现分配平等[10]。在政治上，主张对国家进行彻底的变革，消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让劳动者掌握国家机器，要求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斗争，建立能保证劳动者权利的社会。在经济上，彻底改变现行财产拥有制度，反对国内和国际财团控制国家资本；控制跨国公司投资，限制利润汇回，废除税收津贴；彻底改变现有的农村土地结构，实行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国际问题上，声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声援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1989年，卢拉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了国家控制金融体系、立即停止偿付外债等主张。在1994年总统竞选中，卢拉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称政府将能源、通讯等部门私有化是对国家主权的凌辱。但经历了多次选举失败后，卢拉意识到调整政策主张、软化固有激进理念的必要性。1998年大选时，他多次强调应该给生产部门以刺激，让它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巴西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行土改不必以占地的方式进行。2002年大选中，卢拉提出的政策主张更显温和。例如，他对卡多佐政府偿付公债的承诺表示赞赏，且一再声明如果劳工党当选，不会将已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11]在《给巴西人民的一封信》中，卢拉承诺当选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贷款条件，继续执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计划。[12]
乌拉圭的广泛阵线党在发展历程中，其政策主张也经历了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乌拉圭的广泛阵线曾经是一个较为激进的左派政党，奉行民族、人民、反对寡头垄断和反帝等原则[13]，在经历多次大选以及与右派激烈竞争的洗礼后，其政治路线和政策选择逐渐发生变化。在广泛阵线2003年12月通过的决议中，广泛阵线声明该党执政后将捍卫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承诺偿还外债，维护外资利益，消除国内外各方对左派执政联盟的疑虑。为拉拢国内外投资者，该党候选人巴斯克斯宣布他上台后，将任命主张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达尼洛·阿斯托里为经济和财政部部长。这一切表明，广泛阵线已经由一个主张革命民族主义的政党蜕变为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2.政治联盟的多元化
民主化进程对拉美左派政党缔结政治联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主化以来，与中间派或中右派政党结盟是许多中左派政党选举战略的共同特征。拉美左派政党在缔结政治联盟时，不再从意识形态出发寻找左派联盟，而是从选举的需要出发，与左派、中间派甚至中右派政党缔结多元的政党联盟。智利的执政联盟是中间派政党基督教民主党、激进社会民主党与左派政党社会党、争取民主党缔结的政党联盟。1989年，卢拉参加总统竞选时曾提出劳工党永远不同中间派和右派政党结盟等主张。而在2002年10月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中，卢拉一改以往不与中间派或中右派结盟的做法，与中间派政党自由党结成联盟。卢拉竞选成功后，巴西工人党、人民党等一些中右派小党加入，使得联盟进一步扩大。而乌拉圭的广泛阵线，本身就是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政党的联盟。为了竞选，它与基督教民主党及白党、红党的意见分歧者组成的派系结成联盟，形成了进步联盟—广泛阵线—新多数派的广泛联盟。在巴拉圭，左派政治家费尔南多·卢戈得以当选总统，得益于由30多个性质不同的大小政党组成的巴拉圭爱国变革联盟的支持。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是社会党党内最激进的派别“新左派”的领袖。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社会党就经历了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阵地靠拢的过程，不但与智利的共产党断绝了联盟关系，而且与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结成了选举和执政联盟。
3.扩大社会基础
参与选举并尽量获得选举的成功还要求左派政党扩大选举号召力和群众基础。民主化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来，拉美地区不平等状况恶化，大量人口不能融入正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公共部门就业的缩减、非正规部门的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的“新穷人”增多导致左派政党的传统基础“被剥削者联盟”的力量被削弱。[14]为了选举，劳工党、广泛阵线等中左派政党开始吸引工商业精英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它们不再一味追求“被剥削者联盟”的支持，而试图争取不同阶层选民的支持，不仅包括工会和公共部门工人等传统的支持者，也包括自由职业者、中产阶层、非正规部门工人、失业者及工商业精英阶层等。巴西劳工党最初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人和知识分子阶层。为了获得更多的选举支持，民主化后，巴西劳工党竭力扩大社会基础。20世纪90年代期间，劳工党积极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随着政策主张日益温和，劳工党的选民范围日益扩大，把一些中产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纳入自己争取的对象，使他们成为自己重要的选民基础。
事实证明，巴西劳工党、乌拉圭广泛阵线和智利社会党等拉美左派政党对意识形态和选举战略的调整，适应了民主化潮流发展的要求，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赢得了空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左派政党在许多州和市一级的地方政府中执政。1990年，巴西劳工党政府在阿雷格里港市实行一种地方政府治理的新形式参与预算制度，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劳工党在地方政府的执政证明了自己的执政能力，在地方层面的政治实力快速增强。在巴西境内，劳工党控制的城市由1998年的36座增加到2000年的187座。90年代以来，拉美左派政党控制了包括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和巴西圣保罗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地方政府的执政经历使左派政党积累了执政经验，并得以在地方政府进行替代性政策的试验。9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大行其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左派政党通过在地方政府执政的成就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为21世纪初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是拉美左派生存和发展的全新背景，对拉美地区的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民主化过程中，左派政治力量不仅恢复了合法的身份和政治地位，而且在民主化的新政治环境下，适时进行了调整，实现了意识形态、政治战略等方面从激进到温和的跨越，采取多种措施软化政策主张、建立多元的政治联盟、扩大社会基础，从而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更大空间。它们在参与选举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了号召力，在地方选举中赢得了认可，积累了执政经验，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成为本国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而为21世纪初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民主化进程并非止于从军事独裁统治向文人政府的过渡，它还包括民主化的巩固和发展。事实上，拉美现今的民主有其虚伪性。民主化后，拉美各国在程序上都在按照民主制度运作，选举在规定年份正常举行，各阶层民众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拉美各国在民主化过程中仍然遇到了民主赤字、缺乏有效的责任机制、公众对政党不信任、政府不能化解选民的怨恨等诸多问题，选举并不能成为把公民偏好和诉求变成决策选择的有效工具。因此，当前拉美政治议程中的主要议题已经不是民主能否持续的问题，而是民主能否成为不同社会阶层控制公共政策决定过程的一种重要方法的问题。这种集体控制或者人民主权，才是民主政治的实质。然而拉美的民主化体制显然缺乏这种实质。[15]巴西劳工党、乌拉圭的广泛阵线和智利社会党等许多拉美左派政党已经上台执政，它们不可能回避深化民主和推进实质性民主这一历史性挑战。如何进一步调整自身的政治战略，对新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进行调适，是当前拉美左派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
注释：
[1]［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2]Matthew R.Cleary,"Explaining the Left""""s Resurgence",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7,No.4,October 2006,p.41.
[3]1988年公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连任总统。
[4]Kenneth M.Roberts,Deepening Democracy?The Modern Lef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Per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
[5]Francisco Panizza,"Unarmed Utopia Revisited: The Resurgence of Left-of-Center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in Political Studies,Vol.53,2005,pp.720-721.
[6]Barry Carr and Steve Ellner,The Latin American Left from the Fall of Allende to Perestroika,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p.2.
[7]Geraldine Lievesley,"The Latin American Left: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oral Ambition and Popular Empowerment",in Contemporary Politics,Vol.11,No.1,March 2005,p.6.
[8]Kenneth M.Roberts,Deepening Democracy?The Modern Lef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Per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
[9]熊复主编：《世界政党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465页。
[10]César A.Rodríguez Garavito,Patrick S.Barrett,and Daniel Chávez,La Nueva Izquierda en América Latina:Sus Orígenes y Trayectoria Futura,Bogota,Grupo Editorial Norma,2005,p.61.
[11]江时学主编：《国际形势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3(2002～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9～170页。
[12]César A.Rodríguez Garavito,Patrick S.Barrett,and Daniel Chávez,La Nueva Izquierda en América Latina:Sus Orígenes y Trayectoria Futura,Bogota,Grupo Editorial Norma,2005,pp.85-86.
[13]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96页。
[14]Francisco Panizza,"Unarmed Utopia Revisited: The Resurgence of Left-of-Center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in Political Studies,Vol.53,2005,p.725.
[15]Kenneth M.Roberts,Deepening Democracy?The Modern Lef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Peru,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