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空气治理还是污染治理都是社会的热点，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点。怎样看待环境问题、怎样确定指导思想、怎样分析问题寻求发展路径需要一个逻辑的起点。我认为这样的逻辑起点有四个：第一，人的任何生产和生活行为都要消耗资源，都要对自然有索取；第二，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人类取得了进步，但在自然面前毕竟是沧海一粟，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第三，人对大自然、宇宙、地球演化以及对人自身的认识都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对环境的认识不要为没有严密逻辑的公众舆论所左右；第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始终是我们的诉求，但实现这个诉求需要支付成本，考虑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四点是我们研究环境治理问题的逻辑起点。
首先，从消耗资源的角度讲，任何人类的生存都以消耗一定的物质为前提，这样就相应地会有“三废”排放。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增加资源消耗，增大环境压力。“三废”排放超过自然的净化能力就会造成污染，尽管中国加大了“三废”治理力度，环境状况并没有随经济快速增长出现相应的恶化，但“三废”的排放量还是有增无减。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很严重，并且在向农村蔓延。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所谓污染问题本质上是发展和环境容量的平衡问题。
其次，从污染产生的原因看，中国污染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历史的，有自然的，有人为的，有体制的。例如雾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这些综合性的结果造成了今天的雾霾，由此解决雾霾问题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
在污染产生的原因中，自然地理的原因应是顺应、适应、因势利导的问题，而不是改变的问题，这也是我前面讲的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只有人为的体制、制度设置以及国家的发展路径才是我们应该进行调整、改革的问题。
接着，从环境问题的认识角度讲，中国现在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低，所以要强化节能减排，提高能源资源的效率。但即使做到这样，消耗总量、排放总量在一定时期内也难以降下来。所以中国的污染治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治理污染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我们现在要提高健康权重，但治理污染是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统筹安排的问题，而不是一票否决。我们治污的目标和标准也不是越高越好，越快越好。目标过高过急过快，是会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而且能够鼓舞士气，但是成功率较小，成本高昂，是得不偿失的。比如北京的雾霾治理，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但这恐怕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机会与成本把握问题。另外，从目标层次上看，北京治理雾霾，是环境治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环境治理的全部。
治理污染是个全局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从指导思想上，我们已经不缺乏自觉性，但仍缺点治理污染的自信，有些急于求成。这一点自信就是要对以往的污染治理的得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而不是全盘的自我否定。要相信在人类的发展中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中国的环境问题，污染问题也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治理污染是个技术进步问题。解决污染问题，需要条件成熟，一个个解决。比如我们把北京主城区所有的燃煤锅炉全拆了，20年前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仅条件达不到，也没人意识到燃气比煤好。现在，绿色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已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可期的前景。对此，我们应该给自己增加一点治理污染的信心。
最后，就是治理污染的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差异非常大，治理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条件制宜。任何的治理措施都是需要条件的，我们治理污染的措施应该是如何进行措施组合、对症下药的问题，同时更要讲究时效，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是随着产业转移而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先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东南亚诸国和地区，再转移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现在又开始向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治理污染关系每个人的健康，但社会是分层次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层，对环境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同样的环境治理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看看很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说明整个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协调各个利益阶层的利益关系，达到各方利益共赢，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或者说我们在顶层设计要考虑的。因此，治理污染首先应强调顶层政策的设计，污染的原因、治理污染的指导思想、治理目标、治理措施都要明确，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