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之后，“智库热”席卷全国。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智库建设，更多的资源也涌向智库建设。但是在这股热潮中，笔者却隐隐有些担忧：一些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核心问题迄今仍未解决，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智库热”或许会演变成一场“智库泡沫”。
智库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大概有两点：一是研究，主要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二是传播，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和社会公众。两者孰为根本？答案很简单：研究。离开了研究，智库就是无源之水，没有思想可以传播。研究靠什么？答案也很清楚：研究人员。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智库就成了无本之木。不过，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培养一个优秀的公共政策研究人员，没有十年八年绝不可能；要培养、组建、维持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更绝非易事。
很遗憾，在最近几年的“智库热”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现有各类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或者包装，是搭台子、请名人、开峰会、出简报。这股热潮究竟培养了多少崭露头角的公共政策问题专家？政府决策的咨询会议上，到底出现了多少新面孔？我们究竟撰写了多少兼具创造性与政策相关性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并且摆到了决策者桌上？至少在笔者所在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应该追求质量而非数量；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而非传播上。要提高中国智库的研究质量，能否在以下问题上解放思想、实现制度创新，比是否有充足经费更为关键。
一是提升政策研究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如果其研究成果跟政府现行政策大同小异，或只是对现有大政方针的注解，那智库的价值就将大打折扣。提升学术独立性，一方面依靠有关政府部门也就是智库研究成果的消费者，需要他们容忍、鼓励乃至明确要求研究单位拿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要看研究者们的勇气和能力。说实话，要拿出有价值的新观点，绝不仅是“胆子大”就行的。批判性思维、对国家宏观战略及微观政策细节的把握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加强政策研究的相关性。所谓相关性，就是说从决策者视角看，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能说到“点儿”上，挠到痒处，最起码不说外行话，不能处于“状况外”。提升智库研究的政策相关性有两个路径。一是人才“旋转门”，也就是政、商、学界之间的人员流动。在中国，要实现这种流动目前相当困难。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受到编制、级别、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制度制约。单向流动一两次尚有可能，在几个领域来回旋转，且不影响研究人员个人业务发展和福利待遇，在我国就相当困难了。此外，如何防止“旋转门”成为一种“隐性腐败”，在国外是个老话题，我们现在也开始面临这个问题。另一种加强政策相关性的办法则是加强政、商学界之间的信息流动，例如由政府官员向智库“吹风”。这类努力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当中的保密制度问题。什么东西可以“吹风”，“吹风”是否导致泄密，在制度上与操作上都存在模糊地带、潜在风险。
三是需要为智库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一是信息条件。政策研究高度依赖信息的畅通。例如对一个研究国际问题人员来说，他需要使用高质量的搜索引擎，需要阅读研究对象国的主流媒体掌握一手最新资讯，没有这些，任何深入有效的研究都无从谈起。二是智库活动的法制条件。如何管理智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既充分合作又不会有政治安全风险；如何保证智库与企业、产业的正常交往，又能避免其中的不正当利益输送；如何保证智库接受国内外团体个人的资助，又能确保学术研究的中立性，这些都需要在法制轨道上加以讨论和规范，而不能随便以“扣帽子”的方式解决。
踏踏实实把上面那些事情做好了，也许用不着花很多钱，“智库热”就可能转化出更多的优秀研究人员、研究报告，政府决策也能实现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