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度和中国之行期间，我们听到的最一致的话题就是对阿富汗事态发展的担忧。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毕竟在美国也有许多人对阿富汗的事态发展轨迹感到担忧），但能有人来提醒一下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理解他们自己利益，听到他们对美国撤军计划的担忧，并且了解更多有关印度和中国正在如何试图随着事态发展来进行应对，这些都是有益的。
阿富汗作为一个反印恐怖主义大本营（在巴基斯坦的资助下）的历史，与能源富饶的中亚接壤的地理位置，各种贸易和投资机遇，以及长期存在的文化纽带，这一切因素都激发起印度人对那里的兴趣。至少在一些印度政治圈子里，还存在一种倾向，即把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之举解读为一场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转变——美国势力和影响的逐渐减弱，或至少是华盛顿全球化扩张野心的收缩。与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形成的对比是鲜明的；在这两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里，现在都是由极其强势且充满干劲的领导人在掌权。
印度政府只得接受美军将比许多印度人所认为的明智时点更早撤离阿富汗这个现实，他们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向关系友好的阿富汗军事势力提供武器。尚未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于，印度是否会选择让这种安排运转起来。自从9·11事件以来，华盛顿一直反对印度军事干预阿富汗，担心巴基斯坦人会把此举解读为一种挑衅升级并且开始另一轮由外部势力资助的内战。但随着美国撤军，华盛顿早晚会失去对印度政策的有效否决权。如果阿富汗政治和安全局面开始瓦解，那么印度将对加大干预力度的成本和效益做出自己的推断，无论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还是通过隐蔽的手段（考虑到印度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的明显偏好）。
然而，印度正在做的不只是防范阿富汗局势恶化的下行风险。多年来，印度政府促成了一系列的阿富汗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私营部门旨在鼓励印度人在阿富汗投资，并且提高阿富汗自行促进外商投资之能力的一系列活动。或许与这些私营部门举措同样宝贵的是，这些项目规模尚小；所有参与者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漂浮在涉及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的阵阵波涛之上。
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担忧阿富汗局势不稳定所造成的后果，并且担忧美国的承诺将会化为泡影。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其在阿富汗的近期目标与美国的近期目标是一致的：打击恐怖主义，并且避免阿富汗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至于中美双方存在分歧的方面，则在于威胁的具体来源。比如，中国把维吾尔分裂主义分子视为比基地组织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府似乎非常急于在阿富汗与美国合作。中国政府在多年不参加区域多边行动之后，现在大力投资于“伊斯坦布尔进程”（Istanbul Process）——这是一个让阿富汗所有邻国和主要捐助国家汇聚一堂的部长级对话。中国政府官员们已经决定在天津主办下一次伊斯坦布尔进程会议，他们渴望使之成为一次有意义的活动。他们计划把这个团体（即参与伊斯坦布尔进程这个平台的所有国家——译注）的行动与中国自己的“新丝绸之路”（经由中亚直达欧洲）的长期发展计划联系在一起。
此项宏大计划的成败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学会如何将其大规模海外投资行动转化为对给予当地人的善意以及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南亚和中亚地区。为此，一些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设法扩大其区域专长和能力，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态。中国未能预见到缅甸在2011年做出暂停密松大坝项目的决定，从而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由于中国在阿富汗有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还有计划投资建设已经大肆宣传过的“中巴经济走廊”的数百亿美元）已经在面临着风险，而按照这些方法取得的进展无法跟上步伐。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更加急迫的问题在于阿富汗持续存在的政治不确定性。在喀布尔还没有形成一个新政府的情况下，中国官员已经被迫推迟伊斯坦布尔进程会议一次，而且很可能难以在目前预定的日期——8月29日召开会议，因为阿富汗的选举审核以及总统竞选人之间的谈判预计将会延迟。中国政府的希望——无疑也是美国官员的希望——就是利用这次会议，为阿富汗下届政府带去来自国际社会的祝福。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邀请阿富汗的两位总统竞选人前往天津参加会议，但中国官员显然不愿意选用这个在外交上会很麻烦的方案。
中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位新的阿富汗事务特使，这个消息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中国决定在阿富汗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也表明中国政府打算在其西部周边地区摆出一个比在东部周边地区更加温和且积极的姿态。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可喜（虽然出现得迟了些）也值得鼓励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