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琳·范德梅尔莫学法律出身，曾做过律师，也曾在商界驰骋多年，如今在以应用见长的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担任校长。丰富的阅历让她对教学、欧洲经济以及港口城市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论坛”期间，范德梅尔莫接受了复旦大学教授、荷兰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访问。
以共同研究现实问题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领导着荷兰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这所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在世界上尤其声誉卓著。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得主曾攻读过贵校的经济学专业。您可以对贵校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吗？
鲍琳·范德梅尔莫：您对我们学校的情况很了解。荷兰有14所大学，伊拉斯谟大学是其中一所。这些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都很优秀，而且排名都在全球前200名，一个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很优秀，这其实是值得惊叹的。伊拉斯谟大学于100年前由三位企业家创立，他们觉得很有必要建立一所教授贸易的学校，之后这所大学逐渐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其与业界的联系依然很强，我们一方面研究经济、商业、法律和政府治理，另一方面研究医疗、公共卫生等等，这是伊拉斯谟大学具备优势的、也是最负盛名的两个领域。我们学校的名字来源于荷兰一位哲学家--伊拉斯谟，他生于1466年，倡导激发人们思考的能力。此外，您提及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校友简·丁伯根（JanTinbergen），他是我们的骄傲，他生前一直坚持在他的研究领域做高质量的研究。
丁纯：在中国，我们经常讨论教育问题。您能和我们分享您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如何建设好的高等教育吗？
鲍琳·范德梅尔莫：如今荷兰将近50%的适龄学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说，18至23岁年龄段的荷兰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正在攻读专上教育（又称作第三教育，指中学教育后接受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优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学是应该对学生做出区分，录取一些人、淘汰一些人，还是应该更具包容性？
荷兰的教育政策包容性很强，这不同于中国或英国，这两国教育的筛选功能更强，在荷兰，一旦完成了中学教育，原则上就得到了一张去往大学的通行证。因此，我们深入地调整了伊拉斯谟大学的课程表，让学生将大学一年级视作“筛选年”，第一年你必须修满应修的学分，不然就要离开。在荷兰，这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没有其他大学会苛刻到让学生在一年级修满所有学分。
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成绩更优秀了，更专注，更守纪律，他们在期限之前完成作业，并且很少补考。他们的表现比过去要优秀得多，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教育理念确确实实改变了学生。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顾虑重重，担心受这种教育理念影响，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敢来鹿特丹求学，认为在这里学习会很辛苦。但事实恰恰相反，“入学第一天开始就保持出色”的挑战吸引了年轻人，这是他们去其他国家的大学才能得到的体验。
丁纯：所以这意味着师生必须勤奋学习。在这里，我们常说，竞争造就优秀。您有没有关于如何激发同事和教授们创新潜能的想法，尤其是如何激励年轻老师？
鲍琳·范德梅尔莫：创新有很多方面。首先，教师需要更加国际化，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他们出国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将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整合到课表中，在这些方面有所创新。
在伊拉斯谟大学，我们颠覆了教学方式。过去，一节2小时的课上会有900个本科生到场听讲，老师们直接把书中的理论抛给学生。但现在我们给课程录音，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听录音，比如他们带着iPod跑步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当他们回到教室，就要与同学们充分参与到每个课堂话题的讨论中，我认为他们从其他同学那里学到的会和从教师那儿学到的一样多。
不过教师们依然有其重要性：我们的理念是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这意味着老师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在传达讲课内容时更具创新性，老师们一遍遍复述PPT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现在必须更具参与感，不光对学生，也对他们自己，他们也要参与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当中，这种创新的教学方式被我们称之为问题导向学习机制。师生一起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老师会适当地传授一些理论知识，在这种活泼的学习氛围里，学生们能较好地掌握理论知识以及其在实际当中的适用范围，他们能学得更快、更扎实，而过去一开学就发一堆书让学生读完考试，这种做法可能会让学生在几个月内就对学习产生厌倦。
丁纯：当前社会对学校教育存在一种疑问，有的人认为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毕业后的工作内容得不到很好的衔接，在鹿特丹是否存在这一现象，对此，您有何建议？
鲍琳·范德梅尔莫：我们非常关注那些有抱负，希望在职业生涯上有一番成就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俗，毕业后几个月都能轻松找到工作，其中一些还凭借自身努力做到了大型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不过确实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觉得，大学教育并没有帮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踏上职场，这可能需要学校进一步了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帮助其学生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在荷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鹿特丹，作为一个学生要确保不单有理论知识的学习还要有实践经历，学生们在课外时会找许多工作来熟悉工作环境，到公司里做实习生、到社区里做服务，都会让学生直面社会的需要，这些经验能帮助一个大学生在毕业时较快地找到方向，投入社会。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在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都有出色的履历。作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性，您能告诉我们这背后的诀窍吗？人们总是谈论做一名女性领导者的不易，您怎么想呢？
鲍琳·范德梅尔莫：这个说来话长。实际上，在荷兰并没有那么多商业或学术领域的女性领导者。如果观察整个欧盟的话，荷兰在男女平等上其实做得并不理想，在伊拉斯谟大学，只有15%的教授是女性。国际商业中的高级管理职位情况也是如此。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其中之一是，荷兰有非全职工作的风气，当女性有了孩子的时候，往往选择兼职工作，结果是，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得比男性慢，例如在学术领域中，当她们拿到终身教职时已经远远落在男性后面了，发表的论文数量可能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改变这种现象，但这种努力在学术领域中很不受欢迎，因为最后在专业任命时学者的年序是决定因素，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做一名女性是否有优势呢？当然有。我是说，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女性，所以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并不是难事。同时，你的风格与众不同，这有优势也偶尔会有劣势，因为有时人们不理解这种风格。你必须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成功有秘笈吗？没有。成功的诀窍因人而异。对我来说，诀窍是努力工作，每次机会来临，一定要抓住它，不要害羞，不要害怕承担风险。随时准备好尝试，冒一些风险，找一些能支持你的人，尤其家庭的支持。我身边一直有在我需要时愿意帮助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希望提供给与我共事的人同样的帮助。没有什么比发现年轻才俊更令我更感到满足、更有成就感的了，不论是有才华的男性还是女性，我都会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
欧洲经济复苏需要重建信任社会
丁纯：欧债危机后，对“智慧增长”(smart growth)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意思是要有更具创新来促增长。您可以评论一下近期欧洲的经济局势吗？
鲍琳·范德梅尔莫：我愿意分享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欧洲在缓慢地复苏。有些政客会说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但我对此并不确定，比如银行系统正缓慢地重新取得资本金，但这还远远不够，他们的缓冲资本金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一大部分欧洲银行其实是“僵尸银行”，它们很多都无法通过压力测试，当然，这取决于怎么设计压力测试。除了银行外，工业的复苏也非常缓慢。工业依然被汇率问题所困扰，它们的利润达不到对该领域的普遍预期。最令人担忧的是，消费者信心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认为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政客很多时候并未扮演一个正面角色，他们一直告诉选民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要相信银行家，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RobertShiller)在上海论坛开幕式上提及的一个观点。现在所有人都非常憎恶银行家，一些政客通过使用比喻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但实际上金融业是很重要的，金融业是实体经济的燃料。因此，除非我们重新开始信任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否则经济会停滞不前。信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即使基本面情况很好，修复欧洲经济中破碎的信任感是很困难的。
此外，欧洲一体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进行了欧洲议会选举，欧洲有一种强大的声音认为欧盟是失败的，我们应当重新从欧盟中脱离。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声音，是一股我们需要应对的强大声浪。一旦决定成立欧盟，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前行。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欧元，不能没有财政联盟，不能没有政治联盟。我们已经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但我们还没有实现政治联盟，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迈进。
丁纯：您提到，欧洲议会中怀疑欧盟的党派正迅速积聚力量，同时对欧盟的信心也遭遇了危机。我认为欧洲保持联盟状态和继续一体化不但对欧洲，对中国和世界也是好事。您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个经济领域的实践者，我想听听您对银行业联盟的意见。
鲍琳·范德梅尔莫：我认为银行业联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达成这个联盟非常重要。重复一遍，我不是银行业联盟的专家，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迅速向欧洲一体化和银行业联盟迈进。按理想状态，会有一个全球的银行业监管机制，虽然我认为有些太遥不可及，但至少在欧盟的层面，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话说回来，欧盟单靠自身是很难解决全球问题的。
丁纯：1979年以来，鹿特丹和上海就是姐妹城市。您来到了上海论坛，谈了鹿特丹自由港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对鹿特丹做个简单的介绍吗，是否也能就此为上海港口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鲍琳·范德梅尔莫：鹿特丹和上海作为姐妹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港口城市。鹿特丹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港口，很多年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认识到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当然几十年过后，按照不同的标准，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可能排名第9，第10或第11，中国有多个港口在排名上都已经超过了鹿特丹，但鹿特丹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港口，荷兰的港口仍然对荷兰全国的竞争力有很大贡献。
如果看一下全球竞争力指数，荷兰排名第8，中国排名第28，我认为中国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荷兰竞争力的秘密在于它不只是看量化的竞争力指标，还看质量指标。打个比方，我认为，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法治、对政府的信任、创新的税收和关税管制、一定领域内的高水平教育等都与社会创新有关，健康因素和环境议题也正日益重要，所有这些都使荷兰的基础设施高效而具备创新性，这提高了荷兰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排名。
对于上海的港口，我建议首先应该增加港内的互联互通性，同时要加强中国的各个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以及中国港口和世界各国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性。一方面，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提升这种互联互通性，另外一点，我们需要对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进行投资。举一个例子，2007年荷兰政府推出了一个AEO（经认证经营者）的证书，这有点像一个自主的工具，一旦获得认证，相关的政府机构对企业的控制就会减少，在国际贸易当中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价值链、供应链都可以进行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鹿特丹和其他的一些港口进行有效的连接。
保持信任基础，同时在法治建设中考虑国际标准
丁纯：您在上海论坛的闭幕式上谈到了上海自贸区。您能够对上海的这项试验提供一些评论或建议吗？
鲍琳·范德梅尔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试验。
自由贸易区在欧洲不是那么的流行，尽管在欧洲过去确实有很多成功的自由贸易区例子，但是现在很多的自由贸易区都已被拆除。欧洲的自由贸易区之所以不那么流行，是因为自贸区就管制、关税和货物运输而言正变得越来越严苛。由于严格的管制，我们更容易放弃自贸区，转而投向其他形式的创新，而且整个欧盟地区现在已经变成了自由贸易区。当然这仅仅是当你生活在欧洲内部，你才能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由贸易的氛围，如果你是非洲的农户，想要把农产品运到欧洲，确实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在欧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安全的贸易通道，或者发掘整条产业价值链等创新，而不是仅仅盯着公司证件或公司的税务、关税证明。这些新形式的创新为鹿特丹港口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我对上海的自贸区发展现状非常感兴趣，正如我们在上海论坛了解到的一样，上海自贸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它的核心不只是自由贸易，更多是将上海与中国的其他地区连结起来，还有政府改革、管制改进，法治和仲裁，可靠的运作机制以及运作流程的结构，可靠的政府治理，也许还有改革的可持续性。我认为可持续性对整个中国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议题，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也是如此。
丁纯：就像您提到的一样，在这场试验中我们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在法治和监管领域，如我们原有专门关于合资企业或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修改。您对这些领域有何建议？您认为在自由贸易区成功的运营过程当中，法律环境、法律制度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鲍琳·范德梅尔莫：作为一名律师，我会说有法治比如一个良好的仲裁机制和法律系统总是好的，因为它们提振了外资的信心。
很多企业在从事商业活动之前肯定会关注法律环境，需要了解某一个地区、国家的法律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公司在执行合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与合同的相对方发生一些纠纷，该种情况下究竟适用什么样的仲裁解决方式。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环境的话，会增加相关公司的一些信心，这种所谓的法律上的互联互通性，就意味着相关的仲裁方可以去选择对他们来说最为便捷的一种法律系统，即使合同关系出现了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你的业务就一定会失败，你可以选择一种比较可靠的法律环境和法律制度来解决你的争端。
我的建议是，一方面使中国的法律契合一些国际标准，来激发外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利用好那些曾让中国领先的比较优势，相比那些诉讼多发的国家，我很欣赏中国的低诉讼率。具体来说，基于信任的社会在签订协议和达成交易方面其实是很有效率的。你不需要在谈判协议时带一个战斗营的律师过来，先相互建立信任，然后谈生意，效率会很高。对诉讼多发的社会而言，就像罗伯特·席勒提到的那样，每20个人就要有一个律师，这样的社会并不重视在信任的基础上做生意是多么重要。我的建议是在你们的社会中继续保持这样的信任，因为这非常珍贵，一旦信任失去了，再找回来就很难，你可以一夜之间失去它，但重建信任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另外，如果你失去了它，那你会向美式社会转型，这样的社会中有如此多的律师，以至于叫辆救护车都会有律师跟着你到急诊室，问你需不需要法律服务。我认为如果今天的美国要重新设计法律系统的话，他们不会选择一个像现在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诉讼社会”。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们事实上很羡慕你们基于信任的社会。所以我要说，保持这种信任基础，但同时在法治建设中考虑国际标准，这样跨国公司就有法可依。
鲍琳·范德梅尔莫（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现任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1984年，她获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之后赴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2009年，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完成高级纠纷解决的硕士课程学习。
她做过律师、在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过多个部门高级职务、还曾担任TNT公司人事总监、荷兰银行高级执行副总裁，并成立阿姆斯特尔桥人力资本策略公司任管理合伙人。范德梅尔莫还曾担任过北荷兰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以及阿尔伯特·史怀哲医院、阿姆斯特丹大学医疗中心、荷兰公共政策学院等许多机构的董事。目前，她是荷兰丰裕人生基金监督委员会成员、鹿特丹管理学院监事会主席，并在包括鹿特丹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内的多家咨询委员会中担任顾问。自2009年起，她还一直担任荷兰外交部部长关于荷兰访问计划的顾问。
从法律界到商界，范德梅尔莫有着一身的实战经验，这为回归学界的她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在教学中，她重视学校的包容性，也强调通过一定的筛选，来提高学生对学业的专注度，同时在以应用见长的伊拉斯谟大学，她倡导师生通过研究现实问题来获取使用知识。
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鹿特丹和上海等港口城市的发展，范德梅尔莫强调连通，尤其是不同地域、港口之间的法律衔接，但她同时更希望有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她认为信任社会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