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常态，我认为可以讲“新”已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合乎逻辑地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尽可能时间长久的发展升级版，要常在这种“增长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得实惠且实惠可持续”的状态上。
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的新阶段，还需面对数年来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谨防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而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
如果简单地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是不是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是实实在在应予肯定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我们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问题。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特别注重怎样消除供给抑制，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迎接十八届五中全会时，形成了一套条理化的认识，主张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通货紧缩压力，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应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在优化结构方面把文章做足，来增强我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问题导向下，我们勾画了必须重视的三大国情约束条件，要缓解这些约束之下的矛盾凸现，必须在供给端找到可行的对策。首先看看这些问题：
第一，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局”，上世纪30年代就由学者揭示的“胡焕庸线”的基本格局延续至今，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近14亿人)的经济体的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国土43%左右的东南半壁，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这种“半壁压强型”格局中的资源使用、能耗、环境压力等等，和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上的粗放特征，与基础能源 “以煤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别的高压力阶段。“怎样才能够实现绿色发展”，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怎么样以非常之策破解，我们认为，一定要在供给端有一个问题导向之下的成体系的、有高水平的对策设计。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了。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来争取相对顺利地摆脱陷阱式潜在威胁。针对前一段时间内的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的统计现象。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制度性“后发劣势”的制约，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地考虑，怎么样避免重蹈那些覆辙，所以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强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面临严峻挑战。《邓小平年谱》中记载，邓小平晚年最关心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全局皆输。现在，我们已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及其相关的公正性问题，能不能把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认为必须在供给方面考虑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形成可支撑“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原生动力当然是需求，但是回应这个需求原生动力的后面的供给，却决定了我们不同时代的特征和不同阶段上，有没有可能通过创新一个一个地迈上发展的台阶。
供给方面大致有五项要素：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前面三项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动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进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多需要强调的则是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首先是转轨中的制度的供给。
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要把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给提升上来，必须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重点考虑。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举一个例子：关于已经在不断努力的实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多年来逐步实行的系列改革措施，为使其绩效真正能体现出来，必须结合体制框架的改造，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整个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构架能不能如愿地得到“伤筋动骨”“脱胎换骨”般的改造，这是真正的“攻坚克难”问题。
大部制讨论了这么多年，却只走出了一点儿“小碎步”；中央文件早就要求在财政上实行省直管县后，有条件的地方还应推进行政的省直管县，但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这些问题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只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寻求治本，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运行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出我们的潜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