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公众从国家统计局那里得到的警示是，经济下行时地方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可能性会增大。
的确，已经有连续几起地方政府恶性统计数据造假事件被揭发出来了，其中一些地方虚报的工业总产值竟达数倍之巨。为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已经反复向企业和统计人员发表公开信，以劝诫的措辞强调完整准确的微观数据对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以及统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即便如此，公众或许仍然会对这些公开信的实际效果存疑。统计造假之所以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是制度使然。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的统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它不应该是行政当局或者官员追求政绩的政治资产，让统计服务于政绩就相当于使其成为官员的私有资产。和人们对任何私有资产的期望一样，追求政绩者当然希望它可以升值、可以膨胀，可以虚伪的高价卖出去。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年，中国政府和公众也被经济统计数据上的失真问题困扰了2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普查中发现乡镇企业的数据存在严重水分开始，到新世纪初井喷式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2003年全国立案查处的案件达5.92万件），再到近期发现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和地方上编造数据的官员们已经玩了近20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目前实行的企业统计联网直报是继改进普查，GDP发布权上收之后重要的堵漏举措，可是正如公开信所透露的，一些地方政府却根据自己的政绩需要，要求企业填报虚假数据，甚至任意代填代报企业数据。
其实，即便是企业自己直接填报又怎么样？会计师和统计师要服从企业的管理层，而后者，即使是私营企业，也要慎重考虑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长期存在的数据博弈中，企业拥有几个账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北京到地方统计部门的官员都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基础数据就是不真实的，上级部门怎么去核实？”
“速度”偏好催生假账
很多人会记得，2001年时任国家总理朱基为培养中国会计精英的三所国家会计学院立下了“不做假账”的校训。世界上没有会计师希望让曾经做过假账的记录毁了自己的信誉。然而，如果因制度的缺失无法使有职业操守的会计师得到保护，假账还是会出现。如果政府在说谎，官员在说谎，或者鼓励说谎的会计师，奖励说谎的企业，那么可以想象，大家最终都会变成“坏孩子”。政府之所以说谎，是迫于长期以速度来衡量的政绩。
我曾说过，因为一个长期无法摆脱的速度情结，我们被“速度”绑架了。许多人笃信是“速度”成就了今天的成绩，而且要解决目前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速度”。尽管现在强调“调结构”的重要性，但是很清楚，“调结构”从来都是和“保增长”捆绑在一起的，后者才是硬道理。
的确，也许是近年越来越严重的雾霾使最高领导层最终否定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现在一种准官方的说法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至7.5%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如果把这个信息翻译成地方官员可以读懂的政治语言，就是说如果达不到7%，那就意味着政绩不佳，或许官运前景黯淡，或许乌纱不保。我在上海和北京高级行政MBA班的学员们告诉我，为了保住这个7%，地方上早已经是层层加码，而且不惜造假。
统计造假与资源错配
现代统计制度是现代经济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个可以提供可靠的高质量数据的统计制度，是保证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样的统计制度也是保证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从而保证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基本条件之一。即使不存在影响市场竞争和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及政府的行政干预，因统计制度的缺陷和统计方法的问题所造成的统计数据的扭曲或失真，或者在统计信息资源使用上存在障碍，同样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原则上讲，所谓高质量的统计数据的基本标准就是其真实性和代表性。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是指被调查的经济活动是否可以被如实地记录下来，它涉及相关人员和部门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职业操守和法律责任。所以，影响这个因素的基本条件是制度性的。
相比之下，数据的代表性则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就是说不管什么角度或层面上的统计覆盖，也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数据采集方法，作为结果的统计数据都应该是无偏的，建立在随机样本原则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数据不应该偏向某些对象，而忽略某些对象；同时，对特定的统计对象后面的总体而言，是有代表性的。
很明显，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反映总量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统计数据，具有经济学意义上典型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它的目的是为社会公众中的任何个体或团体服务，而不代表任何有着特定利益的个体、组织或团体。对这种服务于公众的统计数据的使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也没有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可以被任何个体或团体，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被反复地无数次地使用，而不会影响到其他个体或团体的利益。
服务于公众的统计数据的这些特性，表明它有着经济学上所说的正外部性。一方面，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它的直接生产成本，但另一方面，数据生产者的收益边界却难以界定。
所以，任何有着自身利益的商业机构都无法进行具有这样性质的统计工作（当然，由某些专业商业机构所建立的调查统计数据和官方统计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决定了统计数据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提供完整、准确、无偏的统计数据只能是政府统计当局的职责。这样的统计工作由公共资源来支持，是一个以服务于公众为目的的现代政府所必须做好的几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且，作为公共管理者，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政府自身也需要准确的统计数据来为其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管理，以及检查政策目标的效果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也是公共产品。
政府利益与统计质量
上面的讨论还只是理论性和原则性的。在现实中，不是任何官方统计机构都肯定会提供真实、无偏的统计数据。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是利益中立的（neutral interest）。就是说，政府不能偏向任何个体或集团。政府自身也绝对不应该涉及任何具有非公共产品性质的经济活动。这不是说政府必须远离经济。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应该主要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以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在因制度缺陷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可以干预。但这种干预必须符合公共利益，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进行。任何干预都必须通过严格的专业论证和公共听证程序，合法地得到公众认可。或许这个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老生常谈很容易被贴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标签，但我仍然认为，只有具有这样的角色和接受这样行为规范的政府，才是真实可靠、无偏的官方统计数据的基础。
这里还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利益中立包含了政治中立，即政府职能部门只应该是为公众服务，而不应该是为执政党的政治利益服务。二是利益中立也包括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要独立于政府自身的利益。做到这第二点可能更加困难。具体到官方统计部门的工作上，专业统计指标的设置和统计结果的修改只应该以改善统计数据、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为目的，而不能服务于某届政府的政策目标。统计指标的专业性很重要，指标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反映专业知识的发展。但是，统计指标的现实性也很重要，它们也应该尽可能反映实际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如何在这些变化中保持基本指标的连续性更加重要。绝对不能因为政府政策目标的改变，或者新的社会经济需要而影响这个连续性。
否则，就会使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失去可靠的数据基础。
当然，即使政府是利益中立的，政府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也未必是准确和完整的。可以投入在政府统计工作上的公共资源的有限性，统计部门专业水平的有限性和其所能够掌握的统计方法上的问题，现行统计制度的缺陷，以及同其他行政部门一样的统计机构内部的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影响到统计数据的质量。此外，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传统也有很大的影响。被宏观经济测算领域的专家们所称赞的如澳大利亚、荷兰、挪威、加拿大及美国的政府统计机构，以及他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实践，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才达到今天的水平。
统计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保证统计数据和有关统计方法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这应该是统计部门对公众的法律责任。
其实，这也契合基本的科学逻辑。不可以公开的方法和数据，和科学上不可以重复的实验一样，从一开始就已经否定了结果。如果公众普遍认为官方统计的工资指数、房价指数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有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公开更为详细的数据和具体的调查及计算方法。和数据上的公开相比，方法上的公开更加重要。因为它涉及公开发表的统计指标是如何建立的，基础数据是如何收集、汇总和处理的，特别是数据处理时关键的中间计算步骤。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公开所有数据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方法上和基础及中间步骤计算上的透明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敢于让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公开和透明，不仅是政府统计机构敢于接受公众质疑，明示政府统计工作服务于公众的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敢于承认官方统计数据中的问题以及统计方法上的缺陷，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建议，随时准备改进统计工作的表现。统计当局不应该怀疑公众的理解能力。
而且，这种公开和透明也有助于从事科研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参与分析和讨论。如果一些讨论发现了现有官方统计中的问题，那会有利于后者的改进。从发达经济体的实践来看，高等院校的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统计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互动，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进以及宏观经济测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合理看待中国的官方统计
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怎么强调官方统计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而且，挥之不去的统计造假问题恰恰说明从统计当局到学术界对问题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仍然没有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一直被很多数据问题所困扰。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更加暴露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深层矛盾，突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
然而，如果我们在总体消费是否过低，投资是否过高，出口数据是否扭曲，价格指数是否有代表性，以及根据官方数据所测算的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是否准确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就很难为经济转型和深度改革找到正确的决策依据。对这些问题有说服力的回答，显然有赖于更加可靠的统计数据，这就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往往因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问题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结果容易使研究者对官方统计质量产生过于情绪化的批评。我想这里可以恰当地使用“洗澡水和孩子”的比喻，就是说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一个严肃的学者从来就不应该把任何数据拿来就用，而是应该追究其生成的主要约束条件，包括制度条件，以及采集和处理方法等等。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提高官方统计数据的公开性和统计方法的透明性肯定是有帮助的。
这里，可以提到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解释官方使用的统计方法的基础上，他没有回避目前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数据存在低估，同时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高估的情况。他也说明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他认为统计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上的基本判断。
我认为，这个从官方统计数据质量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很重要。也就是说，尽管统计数据不尽准确，但是它不足以改变我们对目前中国经济严重结构失衡问题的认识，也不足以扭转我们对必须转变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现在有些研究者认为结构失衡是个伪命题，也有些认为基于官方统计数据测算的结构失衡并不准确。这里无须讳言，我本人是个失衡论者。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健康的辩论。而只有进一步提高官方统计数据的公开性和统计方法的透明性，才有助于这样的辩论。
统计当局的困境
虽然中国官方统计的改进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官方统计中的问题简单化，特别是不应该把政治及行政体制上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统计机构的问题。在整治为追求政绩而对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方面，统计当局肯定最积极，但是相对行政和司法部门它也最无能为力。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中央政府还会直接地干预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无须讳言，间接干预或影响或许仍然存在），但是，也很难相信地方政府不去干预地方统计局的工作，不会“特别关注”一些有关政绩的敏感指标。地方统计局绝不会像国家统计局那样，能够主动地去挤掉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GDP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水分，因为要看地方行政首脑的眼色。在诸如价格、就业，乃至灾害、生育等指标上，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肯定还在影响着它们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
以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GDP为例。地方GDP总和持续地、越来越多地超过国家统计局估计的GDP肯定不只是一个重复计算问题。即使只是重复计算问题，以今天所能掌握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应该完全可以搞清楚这个重复计算的程度，容易发生在哪些行业和哪些部门等等。从而掌握问题的性质，找出解决的方法，再在这个基础上，挤出水分使地方的GDP估计和全国的GDP总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后者是也只能是前者的逻辑加总结果。如果再同地方和全国的（无偏的）价格调查结合起来，那么在GDP增长率上也可以实现这样的逻辑联系。
问题是，在这么做之后，国家统计局肯定就要面对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各样渠道的“增长率游说”。这些游说往往在政府换届，制定地方五年计划，或者特别需要表现地方政绩（如争政策、争项目、争资源）的时候特别频繁。实际上，统计局根本不具有应对这些有着各种各样背景的游说的资源和能力。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达成某种利益妥协。很难想象，这样的问题会出现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统计部门。
采用账户整合的方法挤出“水分”
我不是统计学家，常常只是从一个官方统计频繁使用者的角度，观察其中的问题。因为不断碰到问题，也就经常思考改进的办法。近来受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根森等人新著的影响（见D.乔根森等著《宏观经济测算的前沿问题》（中译本），北大出版社，2013年），我认为统计局应该考虑进行对各个总量经济账户的协调，以及国家和地方账户的整合。这样，不但可以有助于挤出“水分”，还可以有助于揭示经济结构的深层问题，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当然，这个整合对目前的官方统计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国家统计局内部各个部门不同统计账户的协调，国家和地方统计局之间各个账户体系的整合，还要求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承担统计工作的政府部门之间在概念、方法和数据上的统一。这在现有体制下必须克服很多部门利益和行政阻碍。
我考虑，这个账户协调整合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可以是劳动就业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国统计中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和现有的，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生产与收入账户”完全对应的“劳动账户”。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现行行业统计中尚未包括的“城市单位”以外的就业人口的行业分类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部分就业人口占城市全部3.6亿就业人口的60%，约2.2亿（2011年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行业层面上回答这样大数量的，一直被忽略的劳动者平均产出和报酬水平，那就根本不存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生产率账户的基础。
再者，因为不存在劳动和生产账户的逻辑对应，官方统计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季度或年度劳动生产率指标。它是一个简单易懂的观察实体经济变化的核心指标，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我认为，缺乏这样一个经济统计指标是和中国经济的地位极不匹配的。
“魔鬼隐藏在细节中”
强调应该从部门特别是行业层面上观察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喜欢“魔鬼隐藏在细节中”这个西方谚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源于 “God is in the detail”，强调观察问题时探究细节的重要性）。不同经济账户的协调和整合只能在行业层面上进行。因为这样的努力，才可以迫使我们面对总量统计测算与行业和部门统计之间的不一致问题。有些魔鬼可能从计划经济早期就在那里作祟，而且一直游荡至今。这个账户间的协调和整合的努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倒逼”。
中国官方统计长期关注的是“制度内”的经济活动，关注的是有“规模”的企业和有“资质”的企业，或者说是正式部门（the formal sectors）。但是较少注意它们同非正式部门（the informal sectors）经济活动的关系。细心的研究者可能早已发现，从2003年起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先是接近而后竟然在2007年超过了全国工业GDP的6%。按照我的估计，当这两者在2006年出现相等时，意味着有大约2900万“规模以下”部门的工业劳动者和3700万“制度外”的工业劳动者以增加值计算的产出为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统计局在建立国家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试图部分地纠正这个问题，但是缺乏透明性。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必须在地区和行业层面同时解决。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也是可以考虑的另一个切入点。
这个指标和GDP指标一样，也是最容易“进水”的政绩指标。不仅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和全国数据难以吻合，而且全国总量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和国民经济账户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统计也无法匹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恰恰从2002年起分道扬镳，到2012年时，前者已经超过后者的54%! 因为后者是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标准指标，是支出法GDP核算的一个有机部分，不管统计局如何解释前者（比如存在对已有设备、土地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严重的重复计算，甚至同严重的腐败问题相关联——即贿赂性的巨款虽被记录为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并没有最终进入固定资产形成），采用什么纠正误差的方法（在这方面是不透明的），还是没有说服力。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解决，因为还没有面对细节中的“魔鬼”。
粗放式统计的终结
当中国经济以官方统计的大致年均10%的速度粗放地扩张时，一两个百分点的误差可能无关大局。即使这个速度可能已经被夸大了一两个百分点，也许问题也不大。
可是当中国经济渐趋成熟，以重化工和基础设施所支撑的高速扩张近于终结时，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这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统计当局甚至对小于0.1个百分点的误差“斤斤计较”的原因。
应该说，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的明显放缓，不仅使政策制定者，而且已经使公众开始适应观察“小数点以后的经济变动”。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放缓基本上不是周期性的，而是基本因素变化使然——这个判断支持我们对结构失衡问题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延续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无疑对统计数据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句话，粗放式的统计必然要随着粗放式经济发展的终结，而改变留给数据造假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加上最高层“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廉政举措，各级官员将会表现得日渐清廉。那么统计数据也就会变得干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