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莱维特（后文简称“ 莱”）：您如何看待欧盟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
凯文·安德森（后文简称“安”）：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首次确认了2°C温升极限的目标。尽管欧盟一再重申这一目标，却未出台任何与之相关的内部策。现在，欧盟又自信满满地提出了到2030年减排40%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还远远不够。若要合理公平地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设立的温升控制在2°C的目标，欧盟需要确立的减排目标需高于现有目标的两倍。在考虑到公平合理的因素的同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在碳预算方面体现出的科学理论和数据表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加快减排速度，甚至应该快于欧盟目前计划的减排速度。
莱：英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并于2008年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但英国如今是否也陷入了无法实现承诺的危险境地？
安：英国的确有碳预算方案，但该方案并没有像2050年减排80%的目标一样被列入法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50年的长期目标与之并不相关，更糟糕的是，这一目标还有误导性。该方案中的唯一亮点是：大气中温室气体（GHG）尤其是二氧化碳（CO2）的堆积，也就是累计排放量，换种说法就是碳预算。英国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让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完成不了的事情可以在以后完成，这就是其问题所在。如果明年巴黎会议上无法达成任何协议，那么政府遭受的压力可能加大，以至于要废除《气候变化法案》。即使该法案不被废除，我认为欧洲委员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影响力也会锐减。再说，就早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而言，该法案也有可能面临被废除的风险。
莱：您认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会议上达成协议是否是聊胜于无？
安：不，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将在巴黎峰会上达成有价值的协议，那么我们首先得勇于承认这一点，然后抓紧时间召集各国领导人重新制定协议。若达成的协议毫无说服力，我们只会使那些无法实现2°C 承诺的目标或框架公约成为国家各项政策的基础。我们或许在实践中只能实现一部分目标， 因为我们还是固守着以前的模式，只不过是稍作调整，从而导致温度上升4°C或者更高。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使各国领导人重回谈判桌的方法，而不是一项在另一个四年或者五年里阻碍减排的毫无说服力且无关紧要的协议。如果我们确实无能为力，那么国际社会应诚实面对这一问题，并承认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则必须做好应对更高级别气候变化的准备。我们不能继续用一些冗长动人而无实质行动的协议来掩盖我们悲惨失败的事实了。
莱：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温升控制在2°C以内，中国应该做些什么？
安：就碳预算而言，如果要将温升控制在2°C以内，那么对于美国、欧洲这样的附件一国家和地区来说，他们的处境相当清晰。那就是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就在能源系统内全面停止化石燃料的使用。对于以中国为首的非附件一国家，他们不仅要在2050年消除能源系统中对化石燃料的使用，还要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实现到2030年每年至少10%的脱碳率目标。通过上述一系列行为并依照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制定的将温升控制在2°C以内所需的碳预算，到本世纪结束时，全球能减少约1万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中国来说，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当重要。中国在建设机场、港口、公路和建筑物时，对能耗需求很高，因此未来的碳排放也会很高，甚至导致中国无法以足够的速度过渡到低碳能源阶段。与西方相比，中国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和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成功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也在情理之中。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消费为主导，这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一贯方式。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另辟蹊径。
莱：《新气候经济报告》提出的政策以及其他类似政策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可以取得多大进展？
安：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类报告主要是关于绿色增长而不是气候稳定。这一点很有必要区分开来。这类报告真正看重的是如何实现经济绿色增长，但并不会去思考科学对于碳预算和2°C温升目标所做出的诠释。有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能实现绿色增长，那就足够了。这种说法很危险。总的来说，如果温度一直上升，那么气候变化之快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此类报告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想搞清楚现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还需要多久才能解决气候变化。事实上，2°C温升目标所要求的减排速度和减排深度对当前体制提出了根本性问题。如果25年前，他们在第一次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报告中就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回应，那么这些体制或许的确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是我们2014年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了60%到65%，而且在今后的数年里都没有下降的迹象。
莱：您对联合国进程依然有信心吗？还是觉得应该追求多种选择，比如双边协议？
安：我很赞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相关进程，并认为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来推动其发展。而有些事情则需要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完成。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独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欧盟谈判亦是如此。我们已经采用了多种手段。如果认为这些都不能辅助联合国谈判，那可就错了。如果你从全球的角度认真看待气候变化问题，那么的确有必要建立全球框架公约，从而理解各方努力背后的共同意义。小型双边谈判的确有必要，但它只能作为联合国进程的辅助手段。如果你认为它能取其代之而对联合国进程进行非议的话，那真的是太过愚蠢和天真了。
莱：您为何认为决策者没有拿2°C温升目标当回事儿？
安：我们这些一直埋头研究排放情况及气候变化趋势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很好地从决策者或民间社团的角度出发提供服务。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新气候经济报告》作者们的做法，竭力预测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本应是跳出这些框框并表明，如果国际社会想实现2°C的温升目标，那么就应该有必要的碳排放预算和与之相适应的排放途径。而排放途径在当前的政治上并不受欢迎，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应该坚持比以往更加独立、客观的立场，努力为政治体制服务并深入了解我们身处的严峻形势。也正是由于这种严峻形势，导致我们浪费了将温升控制在2℃的机会，如今才要面临改变能源体系的革命。而能源供应、需求和分配体系改变的规模和时间都不可避免地对当今社会结构提出了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