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也是深刻思考大风险的良机。正如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最近所警告的，国际秩序的安全赤字日益扩大，这反映出我们所具备的全球治理正在日益衰落，这一问题正在快速成为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一个世纪以前也是如此。
1914年7月30日，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五周后，奥地利军舰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到8月中旬，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四年后，当停战协议最终达成时，已有2,000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短暂的停战期后爆发了更加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14年8月之前的几年中，直到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全球经济表现相对来说相当出色：贸易在全球扩张，金融市场看起来十分健康，商界对政治问题不太关心，认为即便不是暂时性的也与商业无关。一场政治崩溃把世界经济拖入了可怕的三十年。
市场和经济活动可以战胜大量政治压力和不确定性——直到国际秩序崩溃。比如，如今的经济情绪十分高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可以增长4%，世界各地的股市也纷纷上涨，道琼斯指数更是创出历史新高。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民航班机在东乌克兰被先进的俄罗斯制导弹击落，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争议岛屿紧张局势升级，中东的乱局也在继续蔓延。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进入了几十年来最糟糕的阶段，加沙平民大量伤亡的坏消息有可能鼓励极端反应。恐怖分子也许很快就能获得极难侦测到的武器。
还有其他不那么“政治”的危险。西非正在经历可怕的埃博拉致命病毒大爆发，数千人将因此丧命。埃博拉病毒的爆发目前仍是地区性的，但它提醒我们，在这个数百万人坐着飞机满世界飞的时代，在传染病大爆发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通过切断国际旅行或交通战胜一种疾病或恐怖威胁会摧毁世界经济。
反思1914年8月可以提醒我们，大灾难可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领导人可能成为“梦游者”，无法通过（比如）建立能够协调导致和助长国际冲突的对立利益的机构遏制风险。这种决策者的梦游情况也正是2008年金融崩盘的原因。金融危机的后果不那么致命，尽管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不安全感的政治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这些例子应该刺激世界寻找合作行动的办法。但局面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联合国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状态。美国国会至今仍未批准2010年达成一致的IMF改革计划，这削弱了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之一。部分地因为美国让全球金融机构的增资和治理改革变得如此困难，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另起炉灶在上海成立了它们自己的开发银行。
类似地，欧盟没有为二十一世纪超国家合作和主权集中树立积极的榜样，而是仍然在细枝末节的纠缠中裹足不前。欧盟至今仍无法一致通过银行联盟设计方案，甚至还放任其成员国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诋毁作为欧盟基石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前进之路不能开道车，欧洲不能倒退回民族国家互相碰撞的状况。唯有所有致力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国家展开强有力的合作，杜绝双重标准和各种借口，耐心地强化坚持这些价值并能将它们转化为实践的国际机构，才能保障我们的未来。
每当全球和地区强国与这些价值背道而驰，或与这样的国家建立紧密盟友关系时，本应带来安全和日益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如此）的国际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全球经济许下了重大的承诺，但这一承诺只有在基于规则、同意、尊重和共同的正义感的国际制度下才能实现。
中东的重大创伤和乌克兰危机都没有波及金融市场，决不能让这一事实导致我们的自满。1914年8月的经验应该提醒我们，世界灾难是如何产生的。从气候变化的例子中，我们知道——也应该知道重大风险必须得到很好地管理，即使糟糕结果出现的概率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