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周，以色列军队与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再次吸引了全球关注。犹太民族自1948年建立以色列以来，赢得了数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人口远少于阿拉伯世界，但迄今却是中东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这种以少胜多的现象以及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事实让很多人认为，对科技和社会发展来说，人口众多并没有意义，而像犹太人那样少而精才更有价值。犹太人与华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某些不同之处,了解这些异同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这种说法。
（一）犹太人是否具有智商优势？
认知科学认为，智商测试能很好反映受试者的整体智力，包括理解、抽象、推理、演绎等能力及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设计合理的测试结果不受文化背景影响（Neisser等，1996）。尽管智商的群体差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由此衍生的歧视更违背和谐与公平原则，但鉴于许多生育限制支持者潜意识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了解一些认知科学中有关中国人的基本结论是必要的。
Lynn和Vanhanen在2006年出版的《智商与全球不平等》一书因涉及族群间的智商差异这一敏感话题倍受争议，但该书囊括的113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智商测试结果等翔实资料具有参考价值。书中所列的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的人均智商仅为95，不仅低于东亚各国，也低于欧洲和北美国家。图1显示的是书中用来计算以色列和中华文化圈人均智商所根据的智商测试的结果。这些测试都是在当地进行，来自以色列的有8个，样本人数从几十到几千不等，来自中华文化圈的一共有32个，样本人数从几十到几万不等。以色列的8个测试结果都在89至97之间，而中华文化圈的32个测试结果都在100至122之间。以色列最高的97也低于中华文化圈最低的100。
图 1 以色列和中华文化圈的人均智商 注：数据来自Lynn和Vanhanen在2006年的《智商与全球不平等》。
以色列人口中犹太人占75.4%(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08),其余多为阿拉伯人。如果把非犹太人的智商按中东国家的平均计算，该国犹太人的平均智商也仅100左右，与欧洲和北美国家持平，低于东亚各国的105至108。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犹太人是最聪明的民族。上述结论与这种印象相去甚远，因此引起不少质疑。Lynn在回应中指出，书中的结论是根据现有数据所能做的最好的估计，他希望对犹太人的智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外，犹太人内部差异巨大。人们通常所说的犹太人不止是以色列的犹太人，更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全球犹太人主要可分为两支，一是其祖先迁徙到伊比利亚半岛及礼拜仪式与他们相似的居住在西亚、北非的塞法迪犹太人，二是其祖先迁徙到日耳曼语系地区，后来扩散到东欧、西欧、北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的智商一般，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被认为很突出。在全球、以色列、美国的犹太人中，阿什肯纳兹的比例分别是80%（Elazar）、47.5%（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08）、90%（Maller,2012）。所以，美国犹太人基本都是阿什肯纳兹。
学术界普遍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人均智商确实高于欧洲白人，但突出的主要在语言部分。早期对他们智商的估计从低于欧洲裔白人到117不等（Shuey，1942；Backman，1972；Storfer,1990；Herrnstein and Murray,1993；McDonald,2002）。Lynn（2004）在分析了不同学者的估算和数据后认为之前的估计缺乏系统性，他综合可靠数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犹太人在语言方面的智商是107.5。如果这个结论正确，考虑到语言部分才是他们的突出之处，英国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应该不到107.5。不过，Lynn和Longley（2006）在分析了5个有代表性的智商测试结果后认为，对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的平均智商的最好估计分别是109.5和110。
至于阿什肯纳兹的起源，目前的普遍观点是, 他们是早期欧洲南部的犹太人北迁集居而成。但也有人认为，其主体或部分源自突厥人于七世纪在黑海和里海之间建立的哈扎尔汗国。波斯的地理记载表明，该汗国的王族可能就是突厥可汗的阿史那氏。有证据显示，哈扎尔汗国的上层于八至九世纪间皈依犹太教，并自称为犹太人的保护者。哈扎尔起源说认为，哈扎尔汗国被东罗马帝国和基辅罗斯灭绝之后，其信奉犹太教的臣民散落到莱茵河地区与当地早期的犹太人融合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持的证据有时间上的吻合，以及某些语言学和基因学上的联系。比如Q1b（Q-M378)单倍群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以外非常罕见，但却存在于巴基斯坦的两个游牧部落和中国维吾尔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哈扎尔的关系最早在1869年提出，该说法后来以不同形式出现。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Shlomo Sand在2008年出版的《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重提此说法，再次引起广泛的兴趣。不过，主流犹太史学界和以色列官方对此持否定态度，近年的很多基因研究也被认为不支持该说法。
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商较高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在中世纪时期日耳曼语系的很多地区,犹太人被禁止务农务工，只能从事金融和贸易等职业。这些职业的成功需要较强的语言和计算能力，而成功的家庭在当时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后代。因此有研究认为（Cochrand等，2006），正是由于较高智商的基因取得了这种生育上的优势，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最终才逐渐比欧洲当地白人和同祖先的塞法迪犹太人拥有更高的智商。但这一理论并未被普遍接受，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聪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
不过，即使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智商估计的高值117，也只是与中国发达地区如浙江省的估计值115相似（黄学敏等，2006）。 犹太人在智商测试中语言部分更突出，而东亚人在空间和数学上更突出（Herrnstein、Murray，1995）。因此，不要说犹太人整体，就是他们中更聪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华人相比都没有什么先天性智力优势。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选拔机制和使用环境合适，中国在总体智力上的优势更是犹太民族无法比拟的。
（二）犹太人与华人在教育和科学上的比较
与华人一样，犹太人不仅天资聪颖，更有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让他们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成绩突出。犹太裔占美国人口约2.2%，但在美国排名前15位的大学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2），犹太裔的比例是21%。但华人也不遑多让，在同样这些大学里，不含留学生的亚裔比例是20%；这些美国本土亚裔学生中估计有一半是华裔，其中很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甚至非法移民的华人家庭。本文作者之一刚到波士顿时临时住处的房东就是一个早年来自福建农村开餐馆的华人移民，他的三个孩子中分别在哈佛、斯坦福、波士顿大学念书。华裔占美国人口1.14%（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所以按人口比例来说，美国华人家庭孩子进入一流大学的比例与犹太人不相仲伯。
而且，华裔这种成绩还是在对亚裔采取普遍的更高入学标准之下取得的。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Espenshade和研究者Radford的调查(2009)，其他条件相同，亚裔学生需要在总分1600分的SAT考试中比白人、拉丁裔、非洲裔学生分别高出140分、270分、450分才能获得同等机会进入包括美国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一流大学中，偏理工的学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里，亚裔的比例远高于犹太人，而在略偏文科的学校如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犹太人更占优势。这种差异与犹太人和东亚人分别在智商测试的空间和语言部分各占优势的结果是相符的。
比在高等教育上更突出的是犹太人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犹太人在20世纪囊括了美国27%的诺贝尔奖、25%的图灵奖、26%的菲尔兹奖（Cochran等，2006；Entine,2007）。这点远在华人之上，但这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华人大量进入美国的时间要晚于犹太人。
不过，根据犹太学者Ron Unz(2012)的研究，犹太裔学生的学术优势在最近十几年处于崩溃之中。他发现自2000年以来，在全美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专业竞赛中， 犹太裔占获奖者的比例都已经降到了10%以下，虽然还是远高于犹太裔占人口的比例，但比起之前超过20%的水平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他认为这种陡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的犹太孩子远不如他们当初移民来美国的先辈那么勤奋，而1980年代后期来自前苏联等地区的犹太移民的杰出表现则掩盖了犹太裔学生学术竞争力的长期下降趋势。
与犹太裔的这种陡然下降趋势形成对比的是亚裔特别是华裔学生学术竞争力的急剧上升。这体现在美国的几乎每一项学术竞赛中。比如，在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旨在奖励青少年杰出科研成果的“英特尔科技奖”设立11年以来，获得最优奖的总共110名学生中，华裔有23名，占21%；过去5年的50名中，华裔有14名，占28%。该奖获得者犹太裔的比例不得而知，但Entine（2007）提到，其前身“西屋科技奖”的获得者中犹太裔比例是25%。考虑到美国华人数量只有犹太人的一半，相对于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华裔目前获奖的概率也是犹太裔当年高峰期的两倍左右。
注：图片来自白宫网站 图2 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美国初中数学竞赛MathCounts获胜者
华裔青少年在其他科技奖项上甚至更为突出，比如在美国最著名的初中数学竞赛Math Counts中，过去5年的冠军有4人是华裔。图2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美国2010年MathCounts的6名获胜者，其中4名是亚裔，包括3名华裔。
“英特尔科技奖”推崇原创性，华裔学生的杰出表现印证了华人的出色不仅体现在优异的考试成绩上，更体现在超群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上。实际上，目前美国学术界里，很多原创性的工作都是华人学者开创的，只是因为华人兴起较晚，目前还未真正进入收获期。而且这里比较的是在美国的犹太人与华人，前提是美国在科技领域占有绝对的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在科技上接近甚至超过美国，那么犹太民族在科技上的未来贡献将是无法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的。
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本来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了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这些发明中，15世纪之前有78项，其中30项出自中国，占38%，远超其他可比的地域。然而，15世纪之后的55项发明却无一出自中国。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我们在《科教兴国需要何种人口政策》一文的第一节有详细论述。
（三）犹太人与华人在商业、传媒、政治影响上的比较
散落欧洲的犹太人自中世纪以来就进入金融和贸易行业。他们头脑精明，勤奋努力，善于经营，成就了非凡的商业传奇。在福布斯美国富豪排行榜上，最富裕的400人中约三分之一是犹太人(Berkman,2009)。美国联储会7名董事成员中有4名，包括正副主席是犹太人。在欧洲创建了庞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血统。
华人在海外经商表现最突出的地区是东南亚。虽然华人只占东南亚人口大约6%（庄国土，2009），但根据福布斯2012年世界最富排行榜，东南亚的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中华裔约占2/3左右；其中最富裕的10人中，华裔占了9人。根据Rigg（2003）的估计，华裔分别只占菲律宾1.3%与印度尼西亚3.8%的人口，但在两国的上市公司中，华裔资本所占份额分别为55%与73%。东南亚华裔以前大部分都是中国南方福建广东等地的贫困农民，早年是去当地充当苦力，华裔富豪的家庭背景也不例外。
虽然华人在教育、科技、商业上的成功与犹太人有相似之处，但美国犹太人在政治、法律、媒体、艺术上的地位远超过美国华人。在美国，犹太人直接参政并不很多，更多是通过政治捐赠和游说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新泽西州当地的犹太报纸曾报道，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该州的犹太团体包车去华盛顿一次召集到美国全国三分之一多的国会议员共200多人分区座谈。组织者在报纸上写到，他们记录每个国会议员对以色列的友善程度，以此来决定是否支持，他们会尽一切可能让那些对以色列不够友善的议员无法当选。
犹太人在新闻与文化传媒上的影响力更是外人难以想象。美国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主要电视网如ABC、NBC、CBS、FOX，好莱坞的主要影视制作公司如二十世纪福克斯、梦工场、华纳兄弟、派拉蒙等要么主要是犹太裔拥有或控股要么由犹太裔经营。美国新兴的网络公司如谷歌、脸书都由犹太人创办。无数地方报纸、电视台也与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美国主流媒体和学术研究上涉及犹太人在传媒上的影响几乎是禁忌。
在美国，华裔的政治影响力无法与犹太人相比。除了犹太人超群的语言天赋以及进入政界、法律界、传媒的比例远高过华人之外，这种差异还有更多深刻的原因。当今世界文明的主体源自西方，犹太人在西方文明强势兴起之前就散落在欧洲各地，自始至终参与了西方崛起的过程，因而对西方社会的渗入之深非华人所能比拟。犹太人过去在欧洲更偏向于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被歧视与迫害特别是大屠杀的经历让犹太人认识到政治力量、法律工具、新闻与文化传媒的重要性。中国文化推崇礼让、低调和道德自律，在基本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上不同于西方社会。
此外，经过长期的合作与互动，美国与以色列已经形成紧密的同盟关系，犹太人在美国为以色列争取利益理直气壮，而中国与美国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上差异巨大，而且是直接的竞争甚至对手关系。此外，美国华裔对中国的认同基本很难延续到第二代之后，所以华人要在美国形成为中国争取利益的力量几无可能。甚至，华裔在美国维护自己利益上都力有不逮。美国大学对亚裔普遍采取更高的录取标准本质上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在职场的上升通道中上也存在对亚裔的所谓玻璃天花板。亚裔虽然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中占20%，但在美国500强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比例微乎其微。尽管这可能与亚裔过去的人口比例较低有关，但玻璃天花板也是主要因素之一（Woo,2000；Hyun，2005；Takei和Sakamoto,2008）。
（四）犹太人的思想成就及其背景
过去数千年，犹太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两个影响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与犹太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基督教可以说源自犹太教或者说与犹太教同源,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实际上就是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只是章节安排和顺序略有不同。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被大部分基督徒认为是上帝之子，来到人间为人类罪恶受难而死的耶稣是犹太人，他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先知之一。在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马克思、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现代物理学开创者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人口不多的犹太人对人类思想会有如此突出的贡献？
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思想体系总体上源自西方，而犹太人在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领域占有优势。除了犹太人注重知识和学术探索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为非常优秀的民族，犹太人在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上长期处于西方社会的边缘，这种生活状态让他们常常对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产生怀疑，因而更容易跳出常规思维方式。由于所在国家的背景各异，自身经历繁杂，犹太人内部之间的思想观念差异极大，比如在现代犹太人中，既有信奉基本教义的正统犹太教徒，也有无神论的世俗派，既有操纵国际金融资本的犹太银行家，也有以色列大量的带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的基布兹集体社区。但是，在同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之下，不同背景不同观念之间的犹太人相互交流和比较让他们更容易寻找和发现那些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律。
相比之下，中国自秦以来就处于大一统之中。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在交通与通信不甚发达的过去，中国处于地理和心理边缘的人数比例很小，绝大部分人背景相似，所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想观念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如果周围的人都对某件事情持相同看法，人们很难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偏执人口观念正是被这种环境机制不断强化而形成巨大的惯性让中国人至今难以清醒。公开质疑计划生育的人很多都是有边缘生活经历的人，比如易富贤是海外学者，何亚福是归国越南华侨，李建新是新疆汉族，本文的两位作者黄文政和梁建章是归国留学生。中国人在观念上的同质倾向，人云亦云不仅阻碍了中国的思想进步，也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创造能力的发挥。这也是中国产品山寨盛行，自主创新的成果乏善可陈的原因之一。
（五）犹太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虽然内部千差万别，但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以色列《回归法》规定，任何母亲为犹太人者或皈依犹太教者都有权定居以色列，他们按《国籍法》在抵达以色列当天就可取得以色列国籍，并可保留原国籍。《回归法》在1970年代进一步扩展到涵盖符合规定者的未信奉其他宗教的配偶、孩子及其配偶、乃至孙辈及其配偶。 虽然人均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但以色列一直根据《回归法》从世界各地吸引犹太人移民。最突出的例子是1984年和1991年前后两次把总共数万名贝塔以色列人空运到以色列。贝塔以色列人属黑色人种，在埃塞俄比亚居住了上千年，被认为保留和信守犹太传统，在1975年被以色列政府认定为犹太人并适用于《回归法》。这些措施和举动强化全球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相比之下，华人对中国的归属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国力在快速上升，但成功阶层对海外移民却趋之若鹜，愈演愈烈。以色列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维持了各地犹太人与以色列的正式关系，但海外华人一旦加入外籍则与中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对祖国的认同一般连第二代都延续不到，更不用说像犹太人对祖居地的归属感可以延续几十代而不衰。
犹太人的凝聚力与犹太宗教和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不可分割。早在远古时代，犹太人就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虽然当今不少世俗化的犹太人对犹太教经典不以为然，但依然继承了犹太先民强烈的自主、自尊、自强意识。经过200多年的不懈努力，犹太人复活了希伯来语，使之成为日常语言，成就了语言学上的奇迹。犹太人散布各国,但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比如，很少犹太家庭庆祝圣诞节(Plaut)；我原来在曼哈顿工作的公司由犹太人创办，圣诞节期间就从无任何节日装饰。近年来，为了体现对犹太人等不庆祝圣诞节群体的尊重，美国商场在圣诞节期间的问候语普遍由“圣诞快乐”改为“节日快乐”。
犹太人对圣诞节的冷淡与中国人对其的热情的鲜明对照反映了两个民族在集体意识上的差别。其实，正是犹太人那种强烈的文化传承觉悟才让犹太民族能历经千年的颠沛和磨难而不衰，对自身传统的坚持更是激发犹太民族的凝聚力，使其创造出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奇迹所依托的精神源泉。
（六）犹太人对中国有何启迪？
尽管历史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犹太民族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犹太文明的古老不亚于中华文明，犹太人颠沛流离数千年，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至今依然局促在西亚一片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面积仅有重庆市1/4的土地上。直到今天，生存危险和安全威胁依然是高悬在以色列头上的利剑。目前还在持续中的加沙冲突不过是这一险境的表象之一。虽然赢得了数次中东战争，但未来以色列只要输掉一次战争可能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与此相比，华夏民族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东亚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无可争辩的主人，国防力量的增强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国土安全之虞，为民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在学习犹太人长处的同时，中国人丝毫没有必要因为近代的成就乏善可陈就妄自菲薄。犹太民族精明过人，在诸多领域成就非凡，但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却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壮大的智慧。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同样源远流长，但今天的人口规模却仅有中华民族几十分之一。在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长中，决定一个民族整体力量的是其人口规模，发展程度和内部凝聚力，其中人口规模是基础。
尽管犹太人非常优秀，内部凝聚力强大，但人口规模的劣势却是其最大软肋。以色列空间狭小、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少于中国，比如人均水资源仅中国的1/7，但扩大人口规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 除了从世界各国吸引犹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强力鼓励生育。 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就对生育10个和更多孩子的母亲授予“英雄母亲”称号；1967年建立旨在专门提升犹太妇女生育水平的人口中心；1968年设立生育鼓励基金；1995年通过的国家健康保险不涵盖避孕和节育措施，但却慷慨支持诸如人工授精这样的各种高端助孕措施，数目不限。按人均计算，以色列助孕诊所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国的两倍多，却依然强力鼓励生育，与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鲜明对照。那种认为中国应该降低人口规模，走犹太人少而精的路线与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人口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犹太人太少，而中国人却太多。其实，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对此，我们在《科技兴国需要何种人口政策》一文中有详尽的分析。
在以色列内部，被称为哈瑞迪的严格正统教派和阿拉伯裔的高生育率正在改变该国的人口构成。哈瑞迪教派严格恪守犹太律法的生活方式，通常居住在封闭社区里，穿着古老的服装，在公共场合男女分处，甚至拒绝电视、电影、报纸和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大部分哈瑞迪教徒一生研究犹太经典，不工作，也不服兵役，仅靠政府救济维持生计。2014年3月以色列国会二读通过法案要求哈瑞迪学生承担兵役义务，引发哈瑞迪教徒的大规模抗议。目前，以色列的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的生育率分别是7.1和3.5，而全国平均是3.0。在2013年，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分别占以色列人口的11.7%和20.7%，但在小学生中则分别占18.6%和27.1%。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59年，哈瑞迪和阿拉伯裔将可能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这种内部的人口变化趋势将左右以色列的未来命运。
在以色列以外，主流犹太人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上已经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仅在血缘和精神上维持着自己的特性。他们的科学、艺术和商业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主流文明之上的，其基础是他们所寄居的西方社会拥有几十甚至几百倍于犹太人的人口。如果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迁徙到一片哪怕非常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也不足以支撑犹太人达到其实际的成就。
犹太人在西方内部的成功也不是因为人少，而是因为他们凭着勤奋和凝聚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先天优势。实际上，他们在金融、学术、传媒等领域甚至形成了规模优势，靠的不是少而精，甚至也不是大而强，而是大量的从低到高，从小到大的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犹太人人口规模的劣势更突出的表现在他们的不安全感上，犹太人所遭受的千年磨难尤其是大屠杀与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无关系。即使在他们极其成功的美国，犹太人对任何质疑他们的声音有过度敏感的倾向。这种不安全感也正是犹太人要在以色列复国的动机之一，也是全球犹太人一如既往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根本原因之一。
犹太民族与华夏同样古老，但人口规模远为更小，其根本的原因是犹太文化在历史上缺乏中华文化的宽容豁达、有容乃大的气度之下的同化能力。犹太教囿于犹太民族本身，视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其衍生或与其同源的基督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摆脱了民族局限性，才发展成两个最大的世界性宗教。不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常并不改变皈依民族的血脉传承和文化属性，而中华文明的早期扩张过程才是血缘和文化上的真正融合。华夏萌芽于黄河流域，以心理和文化认同为内核，不断吸收，融合周边部落和族群，最终形成了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虽然中华民族过去比犹太民族更有生存和壮大的智慧，但我们现在很多所为却在客观上起着削弱中华文明的作用。文明的传承有繁衍和同化两种方式。其中，同化靠的是文化吸引力，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中国过去强大的同化能力是基于中华文明内核对周边的吸引力，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感召力已大不如前，甚至海外华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香港都存在一定的离心倾向。另一个维系文明传承，而且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繁衍，但中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却在以极端的方式限制自身的繁衍。在此政策下的长期低生育率不仅会急剧降低中华文明的人口规模，同时也在降低中国人口的平均质量，最终只会加速中华文明的衰微。
中国人在先天智力，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经商能力上丝毫不亚于犹太人。犹太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是以犹太人不可比拟的规模做到。犹太人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他们对内部差异和多样性的宽容甚至欣赏，对自己人民的看重，以及对自身传统的坚持。如果中国也能做到这些，并切实认识到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自己的人口，真正把注意力放到如何去发挥这种优势，而不是去尽力降低这种优势，那么未来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将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