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四十多年里高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起被称为东亚奇迹。然而日本的房地产和资产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后，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仅能维持约1%的低增长率困境，因而这十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经过短暂的复苏后，日本经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还是不见起色。当然，是否可以把日本经济这二十多年里的低增长现象称之为“日本增长陷阱”还有待商榷，但是日本经济由长期高速增长忽然间陷入长期低增长现象，无疑为当今世界的新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敲响了警钟。
哈伯德和凯恩（Hubbard and Kane）认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包括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贸易保护政策；经济金融体系被少数巨型企业所垄断，而且这些少数巨型企业在横向和纵向经济链上盘根错节；若干巨型企业几乎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另一面是企业家才能的匮乏；尽管日本也有大量的小型零售餐饮企业，但是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开创型企业家；一方面是日本具有少数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市场由于过度管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缺乏竞争和活力。
哈伯德和凯恩还认为，很多探讨日本经济模式的研究没有区分追赶型国家和发达前沿型国家的区别。日本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主要依赖具有强制性的政府产业政策、出口导向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政策在日本经济水平接近国际发达前沿型国家经济水平之后便不再有效，其原因是发达前沿国家经济（如美国）主要依靠保护市场竞争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既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家的涌现发展壮大，又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
《失去的二十年》的作者池田信夫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有：日本没有抓住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在制造业已经向低成本的模块化组装转变之时，日本制造业仍然执迷于高端化、精细化的高成本路径；由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导致的日本劳动力市场僵化、年轻人上升渠道不畅；金融业发展落后，特别是没有形成资助高新科技企业开发的风险投资体系等。
以上哈伯德和凯恩、池田信夫揭示的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如对某些产业和国企的政策优惠，经济金融体系被大批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垄断，过度管制和大量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金融银行业不发达，特别是缺乏为高新科技企业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大体上完成了追赶阶段，即中国经济基本完成了可以依靠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阶段。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主要依靠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开发。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层出不穷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安排角度看，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能否建立鼓励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大量涌现的机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兴旺发达。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是因为缺乏一批新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企业家的不断出现。产业升级不断，只有站在生产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洞悉瞬息万变的变化，因而需要把引领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其中的很多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先进的企业家就能引领中国走向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面临三项任务：第一，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包括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第二，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和鼓励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第三，建设稳健的能够为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银行体系，其中包括能否为高新科技技术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