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关于公务员是否应该加薪的社会争论就持续不断，并且争论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一般来说，加薪只要限于私人领域国人就不会太关注，即使有部分人因此而羡慕、嫉妒，但也绝不会因此而愤怒。近几年来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民工工资持续大涨，国人虽然羡慕、嫉妒者有之，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不该涨，更没有人因此而心怀愤恨。即使对于体制内人员，国民对于低收入的中小学教师、基层医院医生，离退休职工的加薪也十分认可，并没有抵触情绪。但对于公务员加薪，普通大众却几乎一边倒地强烈反对，这种反常态度特别值得执政者思考。特别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对于本次公务员加薪之争的处理政府应该更加谨慎，搞清楚民众为什么强烈反对为公务员加薪，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否合理，如何才能让民众认可政府的加薪方案，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共赢。
应该说，公务员群体在这种时候提出加薪很不明智。首先，随着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加剧，人口红利的消失，后发优势的递减，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已经由前几年的10%左右下降到2012年的7.8%，2013年的7.7%。到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国家统计局近期数据显示，2014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6%，创2009年4月以来新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9%，创2002年12月以来新低，考虑到中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水分较高，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更低。如果再考虑到当前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似乎还很漫长。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导致大批私营企业破产、倒闭，许多小业主惨淡经营，普通大众受收入增长放缓和高通货膨胀压力的双重夹击生活压力大增，在社会各阶层共度艰难时世的时候政府单单只为公务员加薪很不公平。其次，多年来由于利益集团对资源的垄断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中产阶级开始“下流化”(向低阶层流动)，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对剥夺感强烈，下层民众由于阶层流动之路越来越窄而日趋极端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公务员群体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部分不顾其他社会群体的感受擅自涨薪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再次，民众根本就不相信公务员低薪，尽管“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三公消费、职务消费、部门福利有一定影响，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务员群体自然会想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矿泉水瓶装茅台，单位餐厅里的隐秘奢侈，公务员考试的继续火热则似乎也证实了老百姓的猜测。如果再考虑到表叔、房叔、房嫂们令人咂舌的财富积累，老百姓根本就不认为公务员工资低，应该加薪。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加薪提议遭到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反对就是必然结果。
然而，由于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的不对称，公务员群体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拉拢部分学者、媒体不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使公务员加薪似乎成为必然之势。在鼓吹公务员加薪的各种理论中，有4种理论似是而非，最容易混淆视听。第一种是高薪养廉论。该理论认为，要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防止公务员队伍的寻租，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就必须实行高薪。公务员低薪会逼迫公务员寻租，导致腐败猖獗，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降低行政效率。为证明高薪养廉的合理性，他们还常常以新加坡为参照。第二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务员考试是当前中国录取比例最低的考试，有些岗位千里挑一，能够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基本都是精英，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因此，他们有权力获得与自己人力资本水平相当的待遇，当前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不能体现他们的人力资本优势，非常不公平，因而公务员应该加薪，使报酬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当。第三种是社会和谐论。该理论认为公务员队伍是执政的基础，他们负责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对政府向心力的大小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如果公务员工资过低，对政府离心倾向过大，队伍不稳定，就会动摇政权的基础，如果因为低薪导致公务员队伍腐化，就更加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要维护政权稳定、社会和谐，就必须保证公务员较高的收入，体面的生活。当前公务员的收入显然过低，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向心力，也催生寻租，因此应该为公务员加薪。第四种是宣扬公务员悲情论。他们通过在网上“晒”部分基层岗位、贫困地区公务员工资，披露个别公务员辞职事件，通过与垄断部门比较收入等方式，宣扬公务员工资过低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企图以此博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为公务员加薪制造舆论。
但这些加薪观点似乎并没有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反而招致激烈的反驳，尽管反对为公务员加薪的理由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学者和网民们普遍认为公务员待遇优厚，工作稳定，福利好，权力大，地位高。前几年网上盛传“要嫁就嫁公务员”，“死也要死在体制内”的帖子，说明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的吸引力非常大，而一项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的调查也显示70%的应届毕业生最理想的职业选择是当公务员。公务员的基本工资虽然不高，但各种各样的补贴，奖励，福利，使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并不低。如果再考虑到公务员在子女教育，福利房分配方面的优先权，优厚的医疗、养老保障，高额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公务员的隐性待遇甚至更高。除物质利益外，在中国这个官本位和人情社会，公务员拥有更高社会地位，掌握资源分配权，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谋取更多合法与不合法的利益。第二，学者们和网民们普遍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清闲，劳动强度小，职业稳定。与企业、事业单位激烈的竞争压力不同，公务员只要不出大错基本不会被辞退，工作非常稳定；与企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不断充电更新技术、知识储备不同，公务员的工作程序化程度高，技术含量低，不需要经常充电；与企业经常加班加点，流水线超负荷工作相比，公务员工作时间短，工作强度低。因此，与公务员的工作性质相比公务员的工资真不低。第三，学者们和网民们认为，为公务员加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由于权力与资源垄断的加深，中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失地农民群体、蜗居族、蚁族、甚至鼠族群体都在继续扩大，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群体依然庞大，大学生就业一年比一年难，广大内地的中小学教师、基层医生、城市失业工人收入微薄，他们与公务员群体相比更需要政府进行优先照顾。如果政府不顾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优先照顾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公务员群体，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除这几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折衷观点，有条件地支持为公务员加薪。第一种是分类加薪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应先对公务员按照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进行分类，然后再根据不同类别、级别进行加薪，并且加薪应该颠覆以往的按行政级别递增的模式，转为重点向贫困地区、艰苦部门、基层岗位倾斜的模式，越基层、越艰苦、级别越低的公务员加薪应越多，逐步缩小公务员内部之间的工资差距。第二种是先改革再加薪观点。［1］一些学者认为，简单地反对或赞成公务员加薪都不对，公务员加薪应该以改革为前提，这些前提包括公务员与官员的财产公开，公务员的工资公开，加强对公务员的权力监督，精简公务员队伍，限制三公支出，提高公务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取消公务员社会保障的双轨制。只有先将公务员的收入和待遇暴露在阳光下，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社会对公务员权力行使的监督，取消公务员的不当特权，中央政府才能考虑为公务员合理加薪问题。
尽管折衷观点包含了更多理性，但在当前严重的社会分化、阶层利益冲突面前难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整个社会围绕公务员加薪日益分化为两个极端的阵营，一方以公务员为首的利益集团联盟准备继续抛开人民大众单方面为自己加薪，另一方是群情激奋的普通大众强烈反对和抵制为公务员加薪，其结果是社会的进一步分裂，改革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任由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将严重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要找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尽快找出各方的分歧所在，对各方观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有效消除各方的误解，在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共识。
首先，对支持公务员加薪的各种主要观点进行客观评价。高薪养廉早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不受制约的权利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如果高薪可以养廉，中国就不会出现和坤、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官了，恰恰相反，大贪官基本都是那些位高权重，待遇优厚的高官，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更大的权力。从世界范围看，高薪养廉就更是一个伪命题。据2013年12月透明国际公布的《2013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 显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前10名的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和新加坡等国公务员工资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之间，瑞典为96%左右，挪威为99%左右，可以说政府清廉度与公务员工资高低关系并不大，反而与政府的民主完善程度和法治水平紧密相关。至于传说中的新加坡高薪养廉神话则基本上是一个误解，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85%～88% 之间，新加坡年轻人愿意做公务员的比例不到2%。
人力资本论也不成立，因为人力资本包含的要素很多，中国应试教育形成的高学历并不代表高人力资本，否则，中国大学生在校生数量和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创新能力也应该世界第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至于公务员考试其门槛更低，考上考不上无关智力，因此考上的并不一定人力资本高，考不上的并不一定人力资本低。即使公务员普遍拥有高人力资本也并不意味着公务员就应该拿高工资，因为个人收入应该与工作岗位紧密相关而与其学历和人力资本水平关系不大，餐馆不可能因为守门员是博士就付出高工资，因为守门是简单劳动，不值得花费高成本。公务员工作也是一样，大部分属于程序性工作，劳动强度小，工作环境好，不需要太高的人力资本，因此也就不应该高薪。在中国这么一个开放社会，工作岗位的性质一定，但工作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使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更合理的报酬，公务员群体中的很多人不愿意流动要么是公务员总收入并不低，他们不愿意流动；要么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并没有那么高，缺乏流动能力。并且，在公务员这种循规蹈矩岗位上聚集过多的高人力资本是一种严重浪费，政府应该进一步调整工资政策挤出过剩人才，使他们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至于认为不给公务员加薪会影响社会和谐的论调就更是本末倒置了，依然延续了传统的官本位思维，其实现代社会的治理基础应该是人民主权，政府不再是统治者而是治理、服务者，服务人民才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不为公务员加薪可能会导致部分公务员的不满，但他们可以辞职，即使少部分公务员想制造社会混乱，但这不得民心翻不起大浪，只要政府政策符合民意，政府的执政基础就非常稳固，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混乱。部分公务员以社会混乱为由要挟政府加薪是本末倒置，在公务员满意与人民满意之间，人民满意才是社会和谐之本。近几年来，美国、荷兰等国家都出现过政府破产现象，但国家照常运转，因为人民没有不满。至于部分公务员提出的基层公务员收入低、生活困难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但这种情况并非公务员队伍独有，贫困地区、基层岗位教师、医生以及部分无收入来源的社会服务机构都存在着收入过低问题，政府应该统筹解决。
以部分贫困地区、基层岗位公务员的低收入而断定公务员整体收入过低，要求公务员加薪不符合实际。即使不谈公务员的部门利益、单位补贴、隐性与显性福利、职务消费、权力寻租获得的灰色收入，仅就工资来说中国公务员的收入也不低。根据学者刘植荣统计，［2］中央政府公务员的薪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相比所得的比例中国为222%，加拿大为205%，日本为179%，英国为174%，美国为149%，德国为136%，法国为123%。和社会平均工资相比，所有国家都超过100%，远远高于社会平均，但其中我国公务员薪资比例是最高的。地方政府公务员和社会平均工资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公务员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3%左右，德国为112%，加拿大为102%，美国为98%，日本为95%，法国为88%。也就是说，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公务员还是地方政府公务员都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因此，以公务员工资过低要求中央政府为公务员普遍加薪的论点根本就站不住脚。并且，就劳动力市场反应的情况看公务员的整体待遇应该并不低，因为尽管近几年企业工资待遇上涨很快但很多企业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招工难问题，而公务员虽然遭遇政府严厉的反腐败压制职务消费、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大幅缩水，但报考热度依然不减。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在16个调查的省区中有11个考录比没有明显变化，浙江、江西、河北、安徽、宁夏5地由于招录人数缩减了1/3以上，导致考录比增幅显著，如宁夏，2013年考录比46∶1，2014年90∶1；河北，2013年31∶1，2014年61∶1。可见公务员的总体待遇依然具有绝对的吸引力，金饭碗名副其实。
接下来，笔者对反对公务员加薪的各种主要观点进行评价。公务员待遇高，工作稳定，工作环境好，比较清闲、福利好是人们对公务员的普遍印象，但这种观点也有片面性，［3］诚然，一些权利部门公务员和一定级别公务员由于掌握稀缺资源和审批权，通过权力寻租获得了更多收入，工作清闲，福利优厚，但对于绝大部分处于基层的公务员，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来说，他们既缺乏资源也不掌握权力，想寻租都没有机会，除工资外基本没有其他额外收入，收入并不高，适当地提高这些地区基层公务员的待遇很有必要。否则，待遇过低会导致贫困地区基层公务员过度流失，影响到当地行政工作的开展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最终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于认为公务员工作清闲，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小的看法也是以偏概全，虽然大部分公务员岗位工作比较清闲，劳动强度小，但在一些贫困地区，艰苦部门，基层单位公务员工作也比较辛苦，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工作条件比较差，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加薪问题上，公务员并不能搞特殊化，也必须考虑为贫困地区、艰苦岗位、基层单位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加薪，因为他们的工作更艰苦，待遇也更低，只有这样才比较公平。
最后，对于折衷观点笔者认为比较理性，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内部也分化严重，苦乐不均，待遇相差甚大，适当地为贫困地区、艰苦部门、基层岗位的公务员加薪很有必要。但如果仅仅是为加薪而加薪就只是使部分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漂白化，隐性收入显性化，会进一步激化官民对立，丧失加薪的意义，也使反腐败大打折扣，增加反腐败的难度。政府应该以此次加薪为契机，通过制度改革均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制约政府的权力，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监督，缩减公务消费，公平社会保障，杜绝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最终在限权的基础上使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化，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危机。
根据对公务员加薪之争各派观点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支持公务员加薪的各种观点大部分缺乏合理性，有些甚至荒谬；但民众反对公务员加薪的各种观点也过于片面化、感性化，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反对为公务员加薪而是对公务员收入的不透明，部分公务员的腐败和特权感到不满，反对加薪只是他们这种情绪的宣泄，因此难免偏激；只有折中观点比较理性地分析了公务员加薪问题，认为应该先改革，后加薪，即使加薪也应该向艰苦地区、非权力部门、基层岗位的公务员倾斜，逐步缩小公务员内部之间的收入鸿沟，并且加薪不应该成为公务员的特权，而是应该考虑同步增加企事业单位弱势群体的收入，防止公务员收入与普通大众的差距过大，激化社会矛盾。然而，在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阶层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理性的声音可能很难被对立观点的双方接受。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公务员群体由于掌握更多话语权、行政权，凝聚力比较强，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单方面为自己加薪。当前网上盛传的以深圳模式为蓝本进行的公务员加薪改革方案就是公务员集团利益的反映，他能有效缩小公务员体系内部收入差距，但这种普涨式的加薪会进一步增加公务与行政成本，扩大公务员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加剧其他阶层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分裂社会，严重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并且，公务员影响力的增强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民权和市场力量的萎缩，与当前中央政府市场化导向，廉政建设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因此，对于公务员加薪问题，绝不能任由个别强势利益集团操纵，为满足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而是应该通盘考虑，使公务员加薪得到社会绝大部分人的认同，并成为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在当前反腐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务员的三公消费、灰色收入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对中央政府改革充满期待的情况下，深圳模式的公务员普涨加薪只会让人民群众怀疑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进而丧失改革信心。因此，对于公务员薪酬改革应该兼顾各方利益，把改革放到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大背景下来进行，使薪酬改革成为整体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为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基于这个目标，笔者认为当前公务员的薪酬体制改革可以有3种方案选择。
第一种是保守方案。这种方案在吸收深圳公务员分类改革基础上，对加薪方案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金字塔式的加薪方案，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加薪方案，越是基层的公务员加薪越多，以大幅缩小不同层级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在倒金字塔型加薪方案基础上，政府还应针对不同岗位的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对艰苦岗位、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实行更多的补贴倾斜，使公务员的薪酬更为公平。除为公务员加薪外，政府还对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低薪职工进行同步加薪，以保持体制内不同部门、单位职工之间收入的相对公平。保守方案有效地提高了公务员工资，缩小了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稳定了公务员队伍，也提高了事业单位职工收入，使社会上最有话语权的两个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这种改革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扩大了体制内外的收入鸿沟，却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没有满足普通大众要求消除官僚集团特权，制约政府权力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激发体制外其他群体的不满。并且，运动式、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面临着多重委托—代理困境，监督部门的道德风险难以避免，必然要求进一步的集权，从长时间看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职务寻租，使腐败问题更加严重，阶层分化、贫富分化问题加剧，激化社会危机。因此，保守方案会加剧社会分裂，消解反腐败成果，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第二种是激进方案。这种方案要求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民主化变革。鉴于老百姓并不是真的反对为基层岗位、贫困地区，艰苦部门公务员加薪，而是对公务员系统内部猖獗的寻租、腐败，公务员的社保特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庞大的公务开支，优厚的社会福利感到不满，因此，要从根本上化解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改革，使政府为老百姓这个权力的来源负责，而不是自身异化为权力的来源。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寻租，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就必须让人民掌握最终的决定权。人民代表大会就必须具有真正的代表性、权威性，司法必须独立出来以保障司法的公正性，舆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必须不断扩大，使老百姓有权力监督官僚集团。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很好地解决公务员集团的薪酬、福利问题，有效防止公务员的寻租、腐败、特权问题。然而，激进民主化的风险也很大，成功需要很多条件。二战后独立的100多个国家中，只有韩国、智利转型比较成功，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么陷入部族纷争、独裁统治，要么陷入民粹主义泥潭不能自拔。考虑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民粹主义思想土壤深厚、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阶层分裂严重，民族问题凸现，因此过于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可能导致中国民粹主义泛滥，阶层冲突激化、民族矛盾恶化，陷入拉美化泥潭。
第三种是折衷方案。这种方案既不保守也不激进，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以小步快跑方式进行渐进的制度变革，最终积小胜为大胜。在公务员加薪问题上，这种战略既反对深圳模式的为加薪而加薪，坚持先改革再加薪，使加薪成为改革的契机；也反对激进的民主化，防止社会动荡陷入拉美化陷阱，而是采取可行的、稳健的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在继续坚持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严惩腐败的同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上来，以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与监督，使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化，有效巩固反腐倡廉成果。其具体措施包括：从制度层面加快推进公务员与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公务员的工资公开制度，政府预算的人大审查与表决制度；进一步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力，赋予市场、社会更多自治权力，积极鼓励社会、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精简公务员队伍，降低行政开支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公务员素质、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建立灵活的公务员聘任、退出机制，打破公务员的终身制；逐步取消公务员的社保特权，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只有不断地限制政府权力，增强公务员收入与权力的透明度，复兴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加强民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高效。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才考虑为公务员加薪。
深圳公务员分类改革有利于缩小公务员内部收入差距，促进公务员内部的发展机会均等，值得在全国推广，但应该强化公务员考核机制和退出机制，保证公务员队伍的适当流动性，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在加薪设计上采取倒金字塔模式，越是基层公务员加薪越多或等额加薪，对于艰苦岗位、贫困地区公务员可以发放特殊补贴，以缩小公务员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内部分配公平。但加薪也要考虑到其他群体的反应，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低收入群体也应同步加薪，并且加薪幅度不低于公务员群体，以维护社会分配公平。同时，政府应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民养老金水平，医疗保障水平，使经济红利惠及全民。至于加薪的资金来源，一是可以通过节约的行政开支，压缩的“三公消费”节余，国企的红利分配，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筹集；二是可以压缩政府的基建、经济发展投资，在技术进步瓶颈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政府过度投资只能加剧产能过剩，造成重复建设，效率低下，不仅影响消费也对私营经济形成挤压效应，得不偿失。
从当前中国现实国情看折衷方案可能是最优选择，它既可以避免保守方案可能导致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可以避免激进方案可能导致的改革失控。从短期看折衷方案满足了老百姓限制政府权力、打击腐败、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要求，也缩小了公务员内部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使改革红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提高了中央政府威信，巩固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从长期来看政府官员、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进，人大权力的加强，政府预算的公开与表决，政府权力的退出，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公务员特权的取消，公务员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完善都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民主化开辟了空间，并可能形成不可逆转趋势。因此，对于当前的公务员加薪之争既不能简单地反对也不能简单地赞同，而是应该以公务员加薪为契机通过各种制度改革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突破旧体制的路径依赖，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黄丽娅．以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为契机规范社会收入分配秩序［J］．价格月刊，2008，(03)：43－44．
［2］刘植荣．国外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真的比普通人高吗［EB/OL］．http：/ /www.aisixiang.com/data /71742．html．
［3］刘尚希．不能以腐败为由不给公务员涨工资［EB/OL］．http：/ /www．aisixiang．com/data /730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