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执政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中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八年后的今天估计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甚至有人说中日目前属于“战略互损”关系。
2007年后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为3337亿美元，约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20%（日美贸易额比重为12.8%）。同年，日本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在华日本企业2万多家，居各国之首。然而同一时期，中日关系却跌入了邦交正常化后的最低谷。
为什么中日经济依存日益紧密，然而双边政治安全关系却在不断恶化？这不仅是决策者和民众感到十分迷惑的现实问题，也对冷战后全球化相互依存增加冲突成本的主流学说构成严重挑战。
安倍在今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把现在的中日关系类比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暗示经济高度依存对于阻止军事冲突无用，这让国际媒体感到哗然。然而持有类似的“经济依存无用论”在国际上并不乏同调者，2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把目前东亚的局势比做二战前。这听上去好像也很有道理，东亚内贸易依存度的确从30年前的约30%增加到了现在接近50%，东盟（亚细安）国家对于亚洲的出口总额占据了东盟整体GDP的65%，但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发展并没有如同经济依存度那样成比例地同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莉把俄罗斯总统普京比做是希特勒，暗含的逻辑是冷战后俄罗斯与欧盟美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依存，并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的领土野心和民族主义膨胀。
“经济依存无用论”的历史类比办法把原本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高度地简单化的结果，可以迅速获得全球媒体的关注，并且让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理解”，显得特别有“说服力”。但是危险在于这种看上去博古论今的手法的扩散带来错误认知的无限扩大，最终导致错误认知的固化以及自我实现的悲剧预言。“经济依存无用论”下一步升级为“冲突成熟论”，从中日关系的案例来看主要有两种版本。
版本之一是中日政冷经热关系持续，冲突则逐渐成熟。这一版本的“冲突成熟论”隐含的认识前提，是基于对方经济的成功乃高度依存自身的过度评估之上。在日本可以很容易听到没有日本的技术与投资就会出现“中国经济崩溃”的讨论；在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离开中国，日本经济就会走向困境的“日本经济崩溃论”同样很流行。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以及安倍经济学的初现效果同中日政治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关联。既然政冷经热关系持续，那么冲突就不会受到经济关系约束而变得可能性更大。
第二种版本是中日关系向政冷经冷方向发展，冲突逐渐成熟。中国的日本车份额进一步减少，当然有前年暴动的后遗症，日本去中国韩国的游客减少也受到影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投资的减少。2013年日本对中国的纯投资额比前一年减少了32%。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今后二至三年预定转移海外据点的企业转向什么地方的回答，第一位到目前为止是中国，现在成了泰国和越南，中国成了第三位。
中日关系经济依存无助于阻止政治冲突的认识，看上去似乎对现实有说服力，但这种观点本身是武断和具有误导性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全球化时代经济依存对于政治关系影响的非直线式特点。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依存关系不是生存性依赖，而是发展性依存。第一，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仅仅依赖一个国家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在对外经济依存上有了选择，那种绝对式的经济依存关系已不存在，国对国产生的影响力可以很大但不会是支配性的。第二，中日经济的韧性都很强，不存在着经济关系恶化，经济立即会陷入生存危机的情况。虽然日本国内市场同中国相比较小，但是从世界上来看，日本在人口上并不是小国，而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大才被误视为“小国”。作为高收入和人口较多的国家，日本具有相当规模国内市场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
第三，尽管经济关系恶化不会影响生存，但是会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发展。这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今天的问题，而是明天的问题。全球化经济依存的上述特点就决定了不会产生中日关系经济依存高，政治关系就会自动稳定的结果，而曾经期待这种结果的人，在现实面前就会自然产生沮丧和失望，从而得出不成熟的结论。
第四，目前流行在中日之间的类似于谁缺了谁经济就会出现问题的说法，本身建立在错误的中日经济关系存在着生存性依赖的认识基础上，是对全球化经济依存的政治影响的过高评估。中日之间近期的经济关系的“走冷”主要不是因为“政冷”，而是经济原理在起作用。由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是最大吸引力，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日本资金转向更加便宜的国家很正常。
虽然中国对日出口占总出口比率从1990年代的20%左右降至7%，从日本的进口占总进口比率同样降至低于10%，然而中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的依存度减少，主要是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关系恶化所致。把政治关系作为主因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贸易结构和企业战略变化，将会很不得要领，而且无法解释很多现象，例如为什么中日关系紧张，中国赴日本的游客数目却在不断攀高。
第五，虽然中日经济依存与政治关系改善不存在直线式影响，但不等于不存在产生良性互动的可能，经济依存无用论同样是低估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依存度的政治影响。虽然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于双方来说具有支配性意义，但双方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结构将长期存在，同时双方经济结构升级要求更加拉近合作这点不会改变。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及日本扩展海外市场，弥补国内市场缩小的结构性需求将会长期存在。如果中日在这些方面不合作，并不会直接带来任何一方的生存危机，但会威胁经济潜力和可持续发展。
日本企业把中国作为一个核心市场的话，其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就会大量出现，这将会带来第二轮对中国投资的增加，代替过去的那种加工业投资的模式。如果日本企业的海外战略不及时转型，不会对其经济产生致命打击，但会失去明天发展的机遇。
而日本失去的机会在全球化时代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抢占，韩国在2013年对日出口占其总出口仅为6%，相当于2000年的一半，仅为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环境保护问题如果能够借力中日合作，将会事半功倍。经济依存无用论同样体现了对于全球化时代依存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结果，冷静看待本国的未来就会得出需要加强合作的结论。
经济依存不能防止纷争的绝对化结论，以及那些简单化的历史性类比提供的是一种扭曲的误导性认知。要理解国际分工和经济依存是缓和政治紧张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相互依存本身不会产生直线式的政治结果，但在冷静认识到经济依存的新特点和重要性基础上，主观上的努力对于冷却民族主义具有说服力。中日双方都需要更加谦虚地看待双方的经济依存关系，而那种在无知的傲慢中产生的感情化的看法如果渗透到民众和外交中去，将会成为阻碍主观努力的重要认知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