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9月26日刊文称，西方针对乌克兰局势、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而挑起的信息战，其目的昭然若揭，即舆论造假，让国际社会无法了解事件真相，并对亲俄力量施加心理压力，同时遮掩自身在此次冲突中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实现自身的“不可告人目的”。
西方媒体在这场战争中挑起大梁。正如意大利社会活动家朱列托·基耶萨所说，西方新闻报导主要由5个“非正式中心”定调，即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美联社、路透社。其余的报道均属“边缘性质”。
如下问题应运而生：那些作出决策、对冲突日益升级负有责任的人，尤其是白宫，是否真的对局势了如指掌？倘要作出谨慎的政治决策，情报部门的角色至关重要，尤其是该部门的分析智库。
应当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某些前特工以及如今的精英给予应有的评价。近年来，他们曾不止一次对情报分析者们递交到军事政治决策层桌上的，所谓的“可靠情报”和“审慎评估”提出过质疑。
美国前防长罗伯特·盖茨的评论可谓发人深思，他曾在中情局任职多年，也曾担任过主抓情报分析的副局长。2014年，他出版了名为《职责》的回忆录，承认华盛顿在苏联解体后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包括对欧政策，存在瑕疵。他写道：“……将前苏联国家迅速拉入北约怀抱是个错误……如果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而后的东扩进程则当放慢……我们试图将乌克兰及格鲁吉亚拉入北约阵营，这显然是用力过猛。俄罗斯帝国的根基要追溯到9世纪的基辅，所以此举难免会被等同于非常可怕的挑衅……如此一来，其一，我们打造北约的初衷被破坏；其二，我们莽撞地轻视了被俄罗斯视为攸关国家存亡的民族利益。”他诘问道：此后，我们会期待莫斯科作出何种反应？
然而，上述诸多决策，正是在情报分析部门作出的评估基础之上，“精心”提炼并加工的结果。如今，历史似乎正在重演。
情报的死循环怪圈
在情报界，“可靠消息”不应与“情报造假”联想到一起，情报界与此更应保持态度。迷惑敌人的工作大部分是由专门机构完成的，它们的行动目标正是所谓的信息战、心理战。这些机构多半由当局授权，在它们的建议或是直接指示下，情报部门才会参与种种旨在影响民意而非专业人士的“不光彩行动”。例如，美国情报机构掺和新闻报导，影射莫斯科染指了2014年7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在新俄罗斯上空被击落事件。
专门从事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休斯-威尔逊指出，情报死循环现象在美英两国情报部门中非常普遍。这即是说，某情报机构刚刚抛出未经证实的事实或是评估，便被另一机构拿过去，用到自己的分析报道中，且被作为一手资料。而当第一家机构在别家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后，便堂而皇之地视其为证据，即另一消息来源已证实了自身情报的正确性。休斯-威尔逊认为，这对于情报分析工作而言，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但“心理战斗士”们却鼓励这种行为，并加以利用。
例如，乌克兰安全局中众多的美国“教官”，曾经“帮助”并将继续“帮助”乌国同行，以该国情报部门的名义，用“事件背后有莫斯科之手”的思路，来解读各类情报。而后，美国情报部门则公然在自己起草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可靠”报告中，援引这些所谓的解读。然而，然而，这真的算是合格的情报分析吗？
缺乏一致
对于情报部门各类评估中存在的巧合因素及准确率问题，罗伯特·盖茨作为业界元老，以不久前的阿富汗局势为例，发表了很有意思的看法。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曾不止一次听取过华盛顿的军情部门负责人以及在美军作战处的一线情报人员的汇报。
盖茨回忆道：“老实说，我经常被五角大楼分析人员对情报的各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所激怒。即便军情部门在首都的不同机构于最后时刻能够就事态走向的评估达成‘折衷’意见，那么它也多半不符合‘前方的实际情况’……所有人的情报都相同，但对它的理解却截然不同。”
不过，情报分析方面的困扰并非刚刚才产生，相反，它已是痼疾。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军情界的另一位元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西姆斯经过调查发现，1961年五角大楼之所以成立专门的情报整合机构，就是因为各情报部门对局势的评估永远是千差万别。西姆斯以苏联导弹为例，在整个50年代，各军情中心向白宫提交的报告，对于苏联在这方面的实力评估通常南辕北辙，而且误判了莫斯科在导弹方面取得的突破，最终导致华盛顿不得不对军情部门加以整合，尤其是其分析部门。
部门竞争使然？
倘若将美国各情报机构的“劳动成果”罗列比较，情况只怕会更加糟糕。这不足为奇，因为即美国官方的情报机构数量便有15-20家，包括军情部门在内。一方面，对情报评估的差异是所谓的同行间竞争使然，它们的消息来源千差万别，所获情报也各不相同，不过，这按理有助于对事件形成“更为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不同情报部门分析人员对同样的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分析，不仅会令需要作出重大外交决策的人员相当困惑，也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此类决策只会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届时，决策层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错下去。最终，资源遭到白白“浪费”和“挥霍”。
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分析人员推翻了美国军情部门有关“美国在轰炸航空兵领域严重落后于苏联”的结论，而当时，后者已导致五角大楼在战略轰炸机舰队的打造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1973年则正好相反，包括国家安全局在内的美国军情部门及时警告了白宫，埃及和叙利亚计划在当年10月再度与以色列开战，但却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反驳。最终，美国人及其盟友被“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弄得措手不及，阿拉伯军队迅速挺进了被以军占领的西奈半岛及戈兰高地。
70年代中期，美国各情报机构对苏联导弹实力的评估差异极大，惟有军情部门的结论最为准确。美国著名分析家欧内斯特·梅认为，中情局在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经济的“稳固性”及其发展前景的判断，是该机构所犯的“重大失误”，沦为而后数十年直至苏联解体的笑柄。
人才因素
海外专家纷纷认为，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除去对互联网、电子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的依赖之外，人才仍将是情报分析工作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情报分析人员的遴选及培训对这项工作而言至关重要。一国领导层所作重大决定的正确性，取决于情报机构对于各类事件的正确评估。例如，流亡俄罗斯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便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强调：“中情局其实早就掌握了恐怖分子计划在2001年9月11日制造武力袭击的情报，只是不明白它的价值所在。”
美国专家注意到，对专业情报分析人员的挑选与情报侦察员的选拔差异很大。较之侦察员，分析员凭借与生俱来的或是“后天形成”的知识储备，能接触更广泛的各类情报，能更体系化、更深入地分析所发生的一切。情报部门负责人需要向一国领导层汇报分析结论，所以最好由专业情报分析人员担任，或者是有过在分析部门工作经验者优先。欧内斯特·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情局给总统提供“经不起推敲”结论较为集中的时期，往往机构负责人系情报侦察员出身，而非分析者，例如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等。1961年，中情局分析人员汇报称，卡斯特罗在古巴非常受民众拥戴，但在美国推翻卡氏政权的猪湾行动失败前，他们没有机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白宫。在越南战争期间，中情局分析人员提出了可以通过政治谈判调停局势的建议，但却没有受到重视，这原本有助于及时避免战争。相反，当威廉·韦伯斯特担任局长时，中情局却成就斐然，因为情报分析人员被他委以要职，罗伯特·盖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分析人员的默默无闻
情报分析智库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负责人的个性，以及他能否挑选出高素质的分析专家。著名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强调，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杰出的情报机构领导人通常会“被其上司的光芒所掩盖”，因此，社会各界对其知之甚少。所有人都知道，拿破仑对时局发展料事如神，但很少有人清楚，他低调的情报专家巴克莱·阿尔布居功至伟。时隔多年，我们才知道一战时英国军情界的杰出人士艾尔弗雷德·容格，此人“自愿入伍”，英军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他功不可没。二战结束，他退役后仍返回牛津大学，继续做他的教授。在二战期间，另一位来自牛津的教授威廉姆斯同样在情报方面彪炳史册，他在蒙哥马利元帅时代官至情报局长，战后同样也转而投身民用科学。基根指出，德军东部战线情报部门赖因哈德·格伦上校才能突出，但却未能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美国俘虏后，他被推荐担任西德情报局长，工作相当出色。美国的军事政治专家舒尔斯基与施密特指出，中情局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在二战期间的人事政策曾经引发来自国务院及国防部的困惑甚至不解，在他的直接令下，该机构招募了大量非军方学者，其中包括历史、经济、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翘楚。白宫认为，这些人排挤了军方专家。不过，这些非军方人才由于对个人所从事的行业非常精通，反倒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正因如此，二战后，招募普通学者参与情报工作的传统得以延续。
情报部门的非军方人员
西方专家认为，吸收民间学者加盟相当敏感的情报工作，也随之产生了某些客观及主观上的困难。基根指出，客观上的麻烦便是作为非军方学者，通常“独立性很强，主张言论及观点的自由”，习惯先入为主。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林德曼教授深受首相丘吉尔信任，是其密友，并被聘为科学顾问。首相对他言听计从，在军事科学情报领域也不例外。但林德曼教授似乎将自己对于纳粹德国所研制导弹的V－1巡航导弹、V－2弹道导弹可能采用燃料的错误认识，灌输给了英国军事领导层。事实证明，这对于英国而后展开的反攻非常不利。非军方专业人士参与情报工作的另一“败笔”便是，明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发展军用核技术，但他们却对此确信不疑，这一错误结论成为美国部队2003年进军伊拉克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情报机构工作会给这些学者带来人身自由、出行、人际交往方面的种种限制，更何况很多学者不愿与与情报部门扯上关系。上述因素会令学者对从事情报工作感到“反感”。
“保密”问题
保密问题在情报工作中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军情领域作出的决定，所依赖的情报，有90%来自公开渠道，余下的10%中，有一半标有保密字样。美国的军事情报学家豪斯指出：“之所以将之定级为秘密，不是保密情报本身，而是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以及情报获取的手段。”上文提及过的舒尔斯基与施密特则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从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通常将得到非常仔细的分析，而后可能成为解读情报的关键。”
英国的国际安全专家马克·休班德认为，应当更加广泛地邀请非军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政治研究专家、社会学家等参与对秘密情报的分析，但无需“过于强调应承担的责任”，“情报界之外的内行人士对各类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极端主义还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问题，其价值均不容低估”。欧内斯特·梅给其著作起了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名称——《情报：回到未来》，建议借鉴美国独立智库兰德公司的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该公司仅有负责人才能阅读“秘密总结报告”，但若是分析普通问题，他们会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不会限制这些人员的自由及权益。
在总结上述关系时，不能不引用美国军情界元老、退役将军沃特·亚伊科的话，他警告五角大楼“不能太热衷于引进非军事人员”。他认为，最近数十年来，这一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用文职人员替代军人的做法，可能导致军情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清醒地认知情报工作在军事方面的实用价值，意识不到情报的军事价值。对此意见，我们很难否认。他总结道，军事机构只能适度地吸纳非军方人员，防止军情部门的工作与军队脱节。
指挥官与情报员
美国专家指出，由职业军人和来自情报机构军官组成的战斗集体，经常会面临一系列特殊问题，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成效。
首先是指挥官与情报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倘若指挥官或是决策者不信任情报员的分析，与之对着干，就会导致情报团体的工作毫无效用。这可以理解，几乎每位指挥官都不想做“选择题”，他们需要作出唯一正确的决定，但情报员通常会给出若干的行动选项。另一种情况截然相反，指挥员过于信任情报员，对其言听计从。倘若后者能够在战事之前给出正确的预判，而非巧合，这无疑是好事，倘若不是呢？
高水平的情报分析人员不仅需要对不断变化的问题给出答案，还需对各类现象保持关注度，并加以综合评估。在此情况下，他通常不得不对事态发展给出一个“最糟糕的版本”，让指挥官在做出战事部署时不至于“低估”敌人实力。然而，这样“过于保守”的评估经常会导致指挥官失去对情报员的信任，后者所提供的信息参考也会相应贬值。
豪斯注意到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这大概是全球情报分析部门均有的困扰，即人员定级低，只相当于“保障人员”，这难以吸引到年轻军官投身这一行业。军校非常重视对未来指挥官的领导素质的培养，然而，倘若他们今后不得不从事情报行业，那么就需要全心全意投入到与调兵遣将迥异的领域，即加强对外语、政治学、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同时，其升迁机会也不如指挥人员。职业发展上的瓶颈正是导致众多优秀青年离开情报分析机构的主要原因。
何况军界早有这样的偏见，即情报官员“似乎不太卖力”，与军队指挥官这样抛头露面的工作相比，情报分析员默默无闻的工作不仅难以受到军界长官的关注，后者甚至不了解情报工作者，尤其是分析员，为维持自己的职业水准，较之战地军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需要不断提升外语水平、从不同渠道获取各类信息，大量研读历史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资料。
外语——情报工具
全球情报部门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便是外语，无论是情报侦察员还是分析员，外语（最好是多门外语）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工具。掌握语言是了解情报对象国文化、军事实力的要素，在教育和培训情报人员时，相关的学习不可偏废。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军情部门的语言培训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经费不足。面对海量用异国语言书就的情报，如2001年美国本土可能遭遇袭击的情报，美方就难于处理，而后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由于语言方面的软肋，华盛顿无法对大量情报进行分析，甚至连了解其字面意思都难以做到。
高质量的外语学习，以及让大量情报人员浸淫其中，这的确是非常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一般人可以在外语学院、培训班上掌握经典或是文学语言，但对侦察工作至关重要的口语，则需要实践，需要所谓的语言环境。例如，美国拥有不少波斯语专家，但熟知阿富汗境内族群所使用语言的人才，如达里语、普什图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却非常匮乏。美国众多高校都开设了阿拉伯语课，但其实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异很大，如在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伊拉克等地，尤其是埃及方言，它与标准阿拉伯语的差别就像是俄语跟波兰语。这显然令负责中东的情报人员手足无措，他们有时很难听懂当地人说话，即便是通过无线电截收到情报，也弄不清具体内容。
有意思的是，尽管花了多年工夫在乌克兰筹备又一次颜色革命，但西方情报部门似乎对让下属掌握乌克兰语的问题重视不足。美国情报机构承认，因为对乌语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得不转而采用俄语工作，所以，被截获并在媒体公开的他们与基辅统治阶层的谈话，要么是用英语，要么是用俄语，这样双方都还能“凑合”。基根认为，目前唯一不存在语言困扰的大概只有以色列军情机构，因为其国民来自众多国家，对各地方言均相当精通。
一些外国专家对情报部门遭遇的外语瓶颈非常担忧，提出了各种的解决方案。例如，向语言培训投入大量资金，模仿苏联的做法，成立军事外国语学院（令人遗憾的是，它如今已不复存在），甚至是借鉴过往经验。二战期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总能用各种方法破译美军密电码，为防止日本人弄清所拦截的重要电文内容，华盛顿特意招募了一批印第安纳瓦霍人。他们的语言外族人无法听懂，所以被训练成了专门的译电员。
结语
历史上，杰出将领通常也是不可多得的分析家和预测者。然而，近几十年来，作战手段的发展愈加复杂，情报工作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从客观上要求各级指挥官倚重于高水平情报人员的工作，尤其是那些思维能力强，善于提出独特、有见地观点的人，即情报分析人员。在作战年代，此类人才备受器重，“贵若黄金”。在相对安稳的年代，同样需要大量具备分析能力的情报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