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和课题之一。从区域的角度看，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表面化；另一方面，习近平在今年五月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主张“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南海争端？如何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新亚洲安全观”该如何落实？中国又如何让自己的和平崛起之心更有效地传达给周边国家？
东南亚对华政策的国内外因素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姿态变得越发强硬。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敢“硬对”中国，是因为背后有美国的撑腰。笔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固然是影响区域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或决定性的因素。美国重返亚洲将是个常态，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将始终处于对抗和冲突的状态。基辛格的新着《世界秩序：对国家的特征和历史进程的反思》（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对中美关系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美国能够容纳中国的崛起，只要前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fundamentally upset)现有的权力格局。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对抗与合作相互交织，目前在南海问题上，可以说是对抗大于合作。但之所以造成今天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首先，越南和菲律宾国内都存在强列的民族主义倾向，当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之时或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选票，在对外政策上对中国的强势立场有助于赢得一部分的国内支持，同时也有助于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其次，一些东南亚国家自己国内的不同政治派系之间也可能将中国问题作为斗争的砝码和手段，这样就导致将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和矛盾的激化（如今年5月在越南发生的反华事件）。据近期的《亚洲周刊》报道，在越南对华政策上，以总理阮晋勇为首的“南方派”试图藉助反华运动，摆脱贪腐丑闻，转移视线，增加他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为代表的“北方派”对抗的政治资本。
笔者不久前去越南调研，拜会了包括越共中央委员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感受到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既迎又拒的矛盾态度。初步观察，在最近几年中，越南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引入了很多外资（包括中资）。但当地民众在引入中资的进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益处，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些中资主要在中低端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原材料大多来自中国，并以出口导向为主。
所以，美国“重返亚太”肯定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能简单地说是美国是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还要从内部找原因。
寻找互惠与共同发展
当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情况，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该如何拓展或改善自己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在中国推动和东南亚国家关系时，首先要找到能够惠及双方的因素。在经济上，中国要加强与东南亚的双边经贸关系，寻找能够为东南亚和中国带来更大利益的方式。例如，中国在东南亚的高铁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如何让当地企业参与一些周边的项目和发展，而非包揽一切。中国的建设项目也应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小区建设和民众就业等民生问题。中国目前的国家战略包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建设和推动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可全面地关注东南亚当地政府、媒体和社会的反响，并注重发展那些能够带来双赢的行业和领域。
在安全上，中国应该制定出新的安全制度架构（institutional framework），使东南亚觉得中国在区域安全上更加可靠。该架构可以包括中国和东南亚正在讨论中的南海行为准则，“10＋1”对话机制等。虽然让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比较困难，但至少应该努力做到让它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可靠可信的邻国”。在这样基础上，中国就能进一步化解外部因素（如美国和日本）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东南亚国家其实也很清楚，它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最终还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至于对中国还是美国更为有利，只是次要的考虑。一位东盟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员曾说，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但毕竟在千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火；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是我们的近邻这个地缘政治的现实。
在文化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的沟通和合作。近年来，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可能成为建设两国友好关系的桥梁。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东南亚区域的文化和教育交流的投入，为更多的东南亚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到中国学习的机会。在实施“新汉学计划”等国家级的研究资助时，也可考虑对东南亚的某种倾斜性资助。因为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也应加强对东南亚的认识和研究。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有不少是归侨，对当地语言和文化有深入了解。但这批学者陆续退休之后，新生代的学者很少能够使用当地语言来进行学术和政策研究。借助英文等外语来分析东南亚，难免有隔靴搔痒之缺憾。
总之，中国在对东南亚决策时需要在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注重互惠互赢，并将这些因素统筹考虑。虽然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任重道远。中国同东南亚在经济上的关系十分密切，但要思考如果把这种经济的力量转化成安全上的信任，让东南亚国家的决策者、媒体以及民众都认为中国能够对区域安全和长远发展提供很好的保障。
以制度保障“新亚洲安全观”落实
在今年五月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深入阐述了亚洲安全观的内涵：一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使亚洲各国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而且安全应具有普遍性、平等性与包容性；二是“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三是“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四是“可持续”，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为此，各国应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这一新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新方向。笔者认为，要具体落实“新亚洲安全观”，可以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为机制的层面。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二战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该计划以及北约等机制保障美国和欧洲的联盟有着长久稳定的发展。而对亚洲来说，要实现习近平所说的新安全观，就要看有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新安全的实施。另外就是可以进一步强化信任机制，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峰会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亚信峰会鲜为人知，但这次中国举办并担任轮值主席国，相信它在担职期间会有更好的作为。与此同时，要同时发展其它相关机制，例如博鳌亚洲论坛、东盟“10＋1”、上合峰会等，中国应该进一步强化自己在这些机制中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于受众的层面，如何通过柔性和有效的方式，将亚洲新安全观介绍给其它亚洲国家，并使其理解和认同。美国在亚洲的介入主要是二战之后的是，已经有很多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更加久远，尽管存在着一些历史的包袱和误会，中国可应用更柔性的方式让更多的周边国家的民众接受新的亚洲安全观。例如，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理念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与苏加诺总统共同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新亚洲安全观的历史资本，值得强调和普及。
和平崛起与当地利益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也有抬头迹象，中国如何才能让世人信服自己的“和平崛起”呢？
毫无疑问，对此问题，中国官方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强调中国崛起不会给邻国带来威胁，中国在历史上也没占领过别国领土等。而现在就是要把这种理念深入地传递给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笔者最近去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调研，看到中国在当地有不少经济投资，但它们基本上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比如开一间工厂，产品再出口，确实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当地留下的东西还是十分有限的。另外，中国对东南亚也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应该如何才能转换给公众物品（public goods）例如医院、学校、道路、公共设施呢？相较之下，日本和韩国的不少投资都是投在了这些公共设施方面，深入到了当地民众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在金边的大街上看到了一座韩国援建的眼科医院，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每天都会看到这家医院和韩国机构的标志，民众也会对它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带来的是让民众受益的产品。在这些国家，路上的交通工具，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车，基本上都是日本品牌。中国的产品价廉但未必物美，由于质量不佳，早期靠低价打入当地的产品都难以为继。
另外，还应注重同东南亚不同类别的群体多打交道。这些群体包括执政党、反对党、主要民族、少数民族。东南亚国家目前在政治上也比较多元化，中国应该更加系统地和东南亚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力量保持接触，通过这个方式来影响当地的主流媒体。
如何与当地媒体进行有效沟通也非常重要。一般的民众没有机会去中国。他们接触到中国，更多地都是通过当地媒体。笔者在柬埔寨时，读当地出版的英文报纸，发现在报道中国时，多为负面的社会新闻（如柬埔寨新娘在中国被虐待等）。一般的媒体不会天天报道别国政府怎么样，但社会新闻造成的杀伤力常常是要大过其它方面的。
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对这些行为的影响空间并不大。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例如在旅游购物时的不文明行为，也会造成间接的影响。所以如何让周围国家感觉到自己在和平崛起，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让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来帮忙援建是会给当地民众带来切实而长远的好处，并将利益与当地民众共享，给当地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工作机会，使这些国家可以和中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从而最终实现新亚洲安全观的理想。
作者介绍：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曾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暨孔子学院院长、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全球化与国际人才战略、近现代东南亚历史与政治。他目前还担任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及《华人研究国际学报》主编。他曾在英、中、日、荷文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近百篇论文及十余部专著。近著包括《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2013年）和《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与实践》（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