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充满活力的私有部门的兴起。改革初期事实上的农业私有化——通过与家庭签约，允许农村市场的再次兴起——使得农业产量在1980年代前五年获得了空前的增长。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私营工业企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力。这些企业扩张极为迅速，以至于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比重从1978年的4/5跌到了2013年的不到1/4。即便在2008年以后，很多人指出国有企业有所复苏，但是私营企业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也高达18%，而这比国营企业高出了两倍。同样的，在开放竞争的服务领域——零售、批发和饭店——中，私营企业已经取代了国有企业的地位，成为提供服务的主导者。
从1978年后，私营企业就成为了中国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企业界，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所雇用的员工比重从1978年的100%下降到了如今的18%。其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只有13%。这一变化在中国农村甚至更为剧烈。农业部门的就业几乎全都是私营性质。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在下降，但这一下降却在农村的其他领域得到的补充，即在私营注册企业和家庭非农场商业中有着6000万新增的就业。私营企业现在也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出口扩张的主导地位，取代了之前国有企业的地位，以及之后外资企业的地位。
私营企业的角色在中国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有三点因素使之成为可能：私营企业监管环境的改善，私营企业相较于国企更高的生产力，私营企业获取贷款和其他资金途径的增多。
第一个原因，私营企业监管环境的改善。在1980年代以及甚至一直到1990年代，私营企业所处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都是相当不友好的。虽然之前政府允许家庭企业的出现，但这些企业都受制于一条规定，即它们不能雇佣七名以上的非家庭成员。政府1988年推出了针对私营企业的暂行条例，但是这些规定只允许私营独资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企业主的个人财富在法律上不能和他或她的企业资产分开。一直到1994年《公司法》生效之后，私营企业的有限债务才成为可能。同时，直到2006年政府修改了《公司法》后，注册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的最低资本才从30万元降到了更具操作性的3万元。同样也是在这一次修订中，第一次允许了单人（single-person）有限责任公司的创立。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注册了600万以上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私营公司和家庭企业。庆幸的是，政府为它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税收政策。
私营企业能够取代国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私营企业比国企更有效率。特别是在最重要的资产回报指标上面，私营企业一直都比国营企业表现要好。比如在工业中，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六年有着显著的扩大，现在几乎是3:1：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几乎是15%，相较之下国营企业却不足5%。这一生产力上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效率高的企业会有更高的留存收益——这已经成为非金融企业扩张所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从2000到2008年，企业留存收益占到了投资的7/10。即使在之后的几年中，银行和非银行中介机构的信贷有了爆炸性的增长，留存收益仍然占据了非金融公司投资的半壁江山。总的说来，2000年以后中国企业更为重要的投资来源一直都是留存收益，而不是从银行和非银行中介机构借来的资金，不是从上海、香港和其他国际性的股票市场卖出的股票，也不是在国内国际市场卖出的债券。
解释私营企业超常增长的第三个关键因素在于，私营企业有更多的途径来获得资本，特别是通过银行贷款。中国银行最近几年第一次开始公布银行贷款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根据贷款方的所有权特征进行了分解。这些数据遵守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而国家统计局是1990年代末期就开始公布数据，并且这些数据都根据企业不同的所有权类型——基于控制的概念——而进行了分解。比如，在工业产出中，国有性质的企业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的国有公司，也包括了那些被重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且国家在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中占据了唯一的，或绝大部分的，或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的产出。基于同样的基本概念，贷款银行在2010-2012三年间平均每年向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公司提供的贷款占所有贷款的28%，而私营和私有控股的公司平均每年获得的贷款占到了所有企业贷款的52%。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贷款总额。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有企业在早些年间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而私营企业的贷款途径则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些年来，私营企业也比过去更容易进入国内的股票市场，这更多的是由于设立了中国创业板，以及地区性的直接交易股票市场的缘故，因为这些创新都很适合小型企业。
尽管如此，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并非在方方面面都有着飞速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外是私营企业不能进入的服务领域。这包括金融、电信以及其他的现代化商业服务，比如出租和商业服务。国企在这些领域的统治地位，可以从国企和私企在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中所占的投资比重中看出来。制造业是对私营企业最为开放的领域。目前私营企业在制造业中的投资比重是国企的七倍。然而在其他的服务领域，国企的投资实际上超过了私营企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国企的投资比重在最近几年有些许的下降趋势。我们的证据显示，国有和私营的服务提供者之间有着2:1的生产率差异，这一差异比工业的数据要低，但是仍然很大。
总而来说，向私营企业开放相对封闭的服务行业，中国能获得巨大的收益。这可能会使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即使GDP中的投资比重下降。服务业是更为劳动密集型的领域，向私营企业开放服务业将带来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而这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并且推动家庭消费。要成功做到这点，就需要执行三中全会中的关键性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要取消所有的垄断（而不是自然垄断），要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改革都将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并且支撑中国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发展。
注释：
1、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China Economic Watch项目，发表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作者Nicholas R.Lardy是PIIE的高级研究员。
2、《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