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化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职业取向、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度上日益分化成差异极大的不同阶层。阶层分化使得农村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复杂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对于基层治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农村阶层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现状的研究，如陆学艺、张厚义（1989）依据职业和生产资料的差异将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分为八个阶层[1]；毛丹、任强（2003）以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将农民分为精英、代理人、普通村民和弱势群体四个阶层[2]；二是对农村阶层分化的诱因分析，如侯麟科（2010）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3]；陈柏峰（2009）、王德福（2012）、刘锐（2013）等人则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讨论了土地流转后农村阶层结构的变化[4][5][6]；三是对阶层分化的社会后果及对基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如卢福营（2006）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了村庄权力结构的类型和博弈关系[7]；林炳玉（2005）分析了农村阶层分化给村党组织建设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8]；贺雪峰（2011）、杨华（2012）等人考察了中农阶层的兴起以及中农阶层对于整合农村的阶层关系、稳定农村秩序的功能[9][10]；刘东杰、张长立研究了农村经济能人对农村政治的浅层介入[11]；袁松（2012）研究了富人阶层的崛起及村庄权力结构寡头化的政治后果[12]。
上述研究展示了转型期农村阶层分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理解当前农村阶层的现状、成因、特点和后果等具有很大帮助。但这些研究多采用的是实体论视角，偏重于静态的阶层结构研究，忽视了对阶层关系的动态考察，进而难以揭示农村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及重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考察农村阶层结构的关系状态和互动机制，分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后果，进而对基层治理的重构做出解释。
二、农村阶层分化及社会确认机制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团队2013年10月在浙北D镇Z村20天的驻村调查[①]。D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是著名的工业强镇，村庄工业较为发达。Z村现有人口3474人，1265户，水田3347亩。20世纪70年代开始，Z村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主要生产五金产品。1990年以后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村庄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因此，村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主要是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如小饭店、小商店等。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使得经济关系成为村民的主要关联形式，村庄的血缘关系网络已经收缩至三代以内。
本文主要借鉴了毛丹的农村阶层划分标准，即以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社会资源分解为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声望资源，并分别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及其规模、身份和政治权力。据此，本文将村庄的农民划分为四个阶层：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
富裕阶层以村庄中开办工厂的老板为主构成，年收入在100万以上。由于他们的工厂都是置办在村庄中，这批先富阶层并没有脱离村庄社会、迁往城市的需求。虽然这个阶层的人数比较少，但是积累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其他阶层，因而高居村庄阶层结构的顶端。富裕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广，长期的经商也使得他们有着较强的建构和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并且，由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都是存在于村庄之中，该阶层还有着强烈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愿望和需求。2000年以后，村两委会的主职干部都是由富裕阶层的成员来担任。
中等阶层以村庄中的家庭作坊主为主构成，家庭年收入在20-40万元之间。Z村目前共有100多个家庭作坊，占人口比例的10%。在家庭作坊经济中，家庭成员也同样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主要以夫妻合作的形式，妻子负责记账，丈夫负责生产和管理。中等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性较大，如需要富裕阶层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等。中等阶层的社会关系规模不大，主要是以亲戚和业务上往来的朋友为主。由于经济上对富裕阶层的依赖，在村庄选举中，中等阶层通常会帮助富裕阶层进行政治动员，为富裕阶层提供政治和社会关系支持。
中下阶层主要以打工家庭、个体工商户和种田大户为主，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这个阶层构成村庄人口的多数，占80%。打工者主要是在镇和村庄中的工厂里打工，月工资在3000-5000元之间，家庭年收入维持在5-10万元之间。个体工商户主要包括村庄中的商店、小饭店、理发地、小摊贩等，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采取兼业的方式，如夫妻两人中，一个开商店，一个打工。种田大户指种田规模在20亩以上的家庭，村庄中共有18户种田大户。中下阶层的社会关系网较小，主要包括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和少数朋友关系。中下阶层忙于生计，很少有闲暇时间，既没有建构社会关系的时间和经历，也没有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在村庄政治上，中下阶层并不关心村庄选举，是富裕阶层的政治动员对象。
贫弱阶层主要包括村庄中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以及困难户，这部分人占村庄家庭户比例的5%，他们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困难户主要因病或残致使没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村庄中多数70岁以上的老人则是由于子女不养，生活陷入困境沦为村庄的底层。除少数直系亲戚外，贫弱阶层就不再有其它的社会关系。贫弱阶层是村庄社会的边缘群体。
1、各阶层之间界限明确，并有固化的趋势。阶层界限的明确，既体现在各阶层间的经济差距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地位上。富裕阶层遥遥领先于其它阶层，中等阶层次之，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则被远远甩开。并且，阶层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区隔”，这体现在消费、社会交往和村庄政治等多个层面。阶层的“区隔”机制使得农民很容易将自己与其他农户划分在不同的阶层，形成阶层的自我确认。
2、阶层之间呈现出高度分化状态，阶层关系呈现出权力与支配关系。富裕阶层基于其强大的社会资源优势而成为村庄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等阶层依附于富裕阶层。并且，由于村庄工业的特点，在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形成了老板和打工者的身份区别。富裕阶层成为村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中心。
（二）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机制
消费是体现人们所处的社会层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学者将消费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和划分依据，如李培林、张翼（2000）以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标准，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七个消费阶层[13]；李春玲（2007）依据家庭耐用品消费指数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五个消费阶层[14]。在村庄“场域”中，消费既是区分不同阶层的社会符号，也是阶层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即在消费过程中完成了阶层的社会确认。笔者将农民的消费行为划分为两个层次：日常消费和社会性消费，并据此考察阶层的社会确认过程。
第一，日常消费：阶层自我确认。日常消费是指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消费，主要包括日常饮食、休闲和娱乐等。日常消费是农民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是“过日子”的逻辑，在农业剩余有限的条件下，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省吃俭用，以能顺利把“日子”过下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呈现出了阶层分化。
总体来看，不同阶层之间在日常消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休闲和娱乐上，主要有两点：一是休闲时间，二是休闲方式。在休闲时间上，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圈子有着大量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对于中下阶层而言，受制于工厂制度和生存压力的约束，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和精力。在休闲方式上，中下阶层的闲暇时间多是用于看电视和打麻将。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老板们更加注重提升生活的品味，并自觉地同中下阶层的生活拉开距离。聚餐、钓鱼、喝茶以及到镇里的休闲会所洗澡、泡脚等，这些构成了富人的日常消费方式，中等阶层则经常性地参与到富裕阶层的休闲活动之中。近些年，D镇的各个村都兴起了许多舞蹈队，但这些舞蹈队多是“老板娘”队（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并有一定的“身价”，只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村民自觉地区分出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位置：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在工厂里打工的，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觉了。而晚上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晚上基本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喝喝茶、打打牌。有钱的跟有钱的一个圈子，没有钱的，跟不牢我们。我们出去玩，开销也很大的，他们也吃不消。（同工厂老板朱阿东的访谈）
第二，社会性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社会性消费是指农民在建构社会关系时所进行的消费活动，这类消费具有社会礼仪性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红白喜事上的人情消费。人情关系所体现的是最基本的互助关系，农民经常将人情往来称为“人情债”，意思即在于人情是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互助机制。在1980年代，Z村还保持有这种传统的互助性的人情关系，办红白喜事时，亲戚和四邻都要过去帮忙（如：买菜、做饭、借桌椅板凳等）。1990年代以后，人情的互助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邻居之间的人情交往开始货币化，朋友关系开始成为人情关系的主要成份，人情消费呈现出阶层差异。
富裕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这主要是基于富裕阶层庞大的朋友关系网络和强大的社会关系建构能力。如Z村的书记朱东强在儿子结婚时办了约100桌酒席，其中，80%是朋友关系，20%是亲戚和邻居，并且，酒席的档次很高，一桌酒席的成本已经超过了3000元。作为社会仪式的人情消费成为富裕阶层彰显其财富和社会关系的展示舞台。中等阶层人情消费的规模和标准都远低于富裕阶层，酒席规模一般在40桌左右，这显然是受其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但是，中等阶层的人情消费必须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规模和标准，以同中下阶层拉开差距，不然的话，会“掉了面子，被人看不起”。中下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小、标准最低，一般包括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和部分关系较好的朋友，酒席的规模不会超过20桌。由于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不断提高了人情标准，许多中下阶层家庭都在不断压缩自己的人情圈，以减少人情负担，如退出同邻居、关系一般的朋友的人情关系，或结婚时不办酒席等。
社会性消费不同于日常消费，日常消费是在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进行的，社会性消费则发生于村庄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公共的礼仪规则属性。因此，社会性消费内含有村庄社会评价和社会规范的意义。正如村民所说的“人情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面子，说明你这个人可以。”因此，人情是一种社会认可机制，人情消费的阶层性所体现的是阶层的社会确认，即村庄社会对其成员所处的阶层结构位置的确认。
（一）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的村庄内部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的总称（贺雪峰、仝志辉，2002）[15]。在结构层面，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部产生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宗亲和姻亲）、基于共同经历（如同学、战友、生意上的伙伴）和经济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如雇主与雇工）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权威关系等村民之间联系的总和。在功能上，社会关联程度高的村庄，村民之间就会形成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以帮助有需要的村民应对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从而强化了村庄整合和村庄规范。对于村庄治理而言，较高的社会关联度可以有效地抑制少数钉子户的不合作行为，处理村庄的公共事务，抵制村庄精英和乡镇政府对村民利益的侵害（贺雪峰、仝志辉，2002）。因此，村庄社会关联构成村庄秩序的基础。
在传统时期，农村的人口流动和职业分化较弱，村庄社会关联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等传统型关联，并且，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导，地缘仅是血缘的“投影”。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构成传统型关联的联系链条，农民以宗族或家族为单位产生一致行动，维护村庄的社会秩序。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的传统型关联被打破，强有力的基层党政组织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主导形式，农民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乃至公社为单位产生一致行动，国家政权力量主导了村庄政治秩序。1980年代以后，国家权力逐步退出农村，村庄的传统型关联开始恢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内部产生了经济分化，契约关系、雇佣关系等现代型社会关联开始在村庄中出现，传统型关联和现代型关联交织在一起，村庄社会关联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结构形式。
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内部阶层分化的加剧，村庄社会关联呈现出阶层化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中新兴的富裕阶层利用其在市场中取得的优势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重建社会关联链条，组织村民展开对其有利的一致行动。如村庄内部的私营企业主借助自己在村庄中的雇工关系、借贷、提供商业信息等，统合村庄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权威、声望和地位，并发挥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力。
村庄社会关联的阶层化特征是阶层关系在农村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呈现机制。农村的阶层分化不同于城市，城市中的阶层关系可以通过经济资源的占有多少直观地呈现出来。农村社会除了有分化的力量之外，还有阶层整合的力量，如血缘和地缘关系（杨华，2013）[16]。因此，经济因素并不足以完全呈现农村的阶层关系，村庄社会关联则可以作为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
通过村庄社会关联考察农村的阶层关系可以称之为“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在结构上，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同一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在具体内容上，阶层的社会关联可以分解为如下指标：社会关联的具体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社会关联链条长短、强度等。据此，我们可以展开对Z村的阶层关系分析，如表2和表3所示：
首先，在富裕阶层中，基于经济生产、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同质性，形成了关系较为紧密的圈子。在富裕阶层的圈子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经济合作如生产业务的往来、信息的沟通、资金借贷和担保等。经济上的互助圈，同时也是富裕阶层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往圈和人情圈。在经济互助和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紧密关系，拉长了富裕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链条，强化了社会关联强度。通过将各种朋友关系、血缘、趣缘和地缘关系等整合到自己的圈子中，以相互提供经济支持、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富裕阶层内部能够产生极强的一致行动能力。
其次，在富裕阶层与中等阶层之间，由于中等阶层的家庭作坊经济的限度，中等阶层自身无力解决生产中的资金周转问题，而需要富裕阶层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依托于同富裕阶层的地缘、血缘和朋友关系，中等阶层能够取得富裕阶层的经济帮助。为维持同富裕阶层的经济联系，中等阶层还必须不断地同富裕阶层建构社会关系，参与其人情往来，并为其提供政治支持。这样，在富裕阶层与中等阶层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强有力的社会关联。
第三，在富裕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亲属关系和雇佣关系。在富裕阶层开办的工厂中，工人的构成中既有自己的亲属也有本村庄的村民。亲属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叠加，既存在着富裕阶层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对中下阶层的经济照顾，也隐含着一种支配关系。此外，富裕阶层还可基于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诱导中下阶层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以此，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利益俘获，富裕阶层同中下阶层建立起了较高的社会关联。
第四，对于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而言，无论是在其阶层内部，还是在阶层之间，村庄社会关联度都呈现出较低的状态。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关系形态主要包括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其中，中下阶层的朋友关系远少于中等阶层，而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关系形态和社会关联链条又远小于富裕阶层。并且，这两个阶层内部及阶层之间的互动方式极为松散，很难形成紧密的圈子。中等阶层以家庭作坊主为主，除对富裕阶层的经济依赖之外，其经济生产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小规模生产，直接面对村庄外部市场，并不存在阶层内部相互合作的需求。中下阶层则是以打工者和个体户为主，日常生活中忙于经济的压力，很少有社会交往的时间和需求。因此，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呈现出低度关联的原子化状态。
总体来看，在村庄中的三个主要阶层中，富裕阶层的社会关联度最高，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社会关联度都较低。因此，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和村庄政治中富裕阶层可以产生极强的一致行动能力，而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则不具有一致行动能力。并且，在阶层之间，富人阶层依托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利用村庄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同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建立起了较高的社会关联度。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是单向度的，是以富裕阶层为核心和主导，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处于依附和被支配地位。在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则由于其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限度，很难形成一致行动能力。
通过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村庄的阶层关系中，存在着“支配—被支配”关系，富裕阶层处于支配地位，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阶层关系的出现是富裕阶层重建村庄社会关联，获取其在村庄中的权威、声望和地位的产物。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选举成为村庄政治的焦点。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自治的组织意图是要实现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但是，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并不是理性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生活在村庄中的各种血缘、地缘、契约等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关联中。因此，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村庄社会关联上（贺雪峰、仝志辉，2002）[14]。在以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联为主导的村庄，村庄选举以宗族、家族或自然村为单位展开，所体现的是不同宗族、家族或自然村的利益竞争（贺雪峰，2012）[17]。而在以阶层分化为主导的社会关联的村庄，村庄选举则呈现出阶层动员的特征，并通常表现为村庄中的精英阶层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形成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垄断（袁松，2012）[11]。因此，在以阶层关系为主导的村庄社会关联下，村庄选举成为农村阶层关系的政治表达。
2000年前后，Z村的权力精英发生了更替。世纪之交兴起的村民自治选举，为富裕阶层在村庄政治结构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老一代基于传统的政治声望的村干部退出了村庄政治舞台，新兴的富裕阶层成员通过村庄选举赢取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领导。在村庄选举中，新兴的富裕阶层依托于其强有力的村庄社会关联，在村庄的各阶层中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利益动员。
选举的第一步是要成立一个选举班子，班子的成员都是他们自己的圈子里的，一般都是那些经济实力较强、家族较大、朋友较多的人。一个班子里有五个人，因为选举要产生五个村干部。班子确定了之后，每个人的村干部职位也都有了着落，就相当于吃了颗定心丸。班子里的人都有自己稳定的亲戚和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就构成他们的“铁票”。“铁票”的意思就是自己的“铁杆儿”的票，主要是以班子成员的四或五代以内的家族成员、关系较好的邻居和朋友构成。“铁票”能占到村庄全部选票的20%左右，剩下的80%的票就要靠拉票了。
关系密切的亲戚和朋友是不需要拉票的。拉票的对象主要是跟他们关系比较一般的人。他们雇了一帮子人，有他们的亲戚，有本村给他们打工的，几十个，这些人是专门给他们跑腿拉票的，有好处拿的。拉票就是拉关系，找自己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只要是能扯上关系的，他们都能动员起来。关系一般的话，钞票就能起作用了，给的钱多自然就选你，需要拉关系的人，主要靠钞票来解决。这几年一张选票的价格都是几百或一千元，不花个几百万是选不来村干部的。（根据与村委会老会计王林的访谈资料整理）
在村庄选举中，富裕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以精英联盟的形式表现出来。“选举班子”依托于富裕阶层的圈子而形成，是富裕阶层内部高度社会关联的体现。而通过组建选举班子，富裕阶层内部形成关系相对稳定的联盟，以互惠互利，因此，“选举班子”又具有精英联盟的性质。富裕阶层的精英联盟形成了极高的社会关联度，这成为富裕阶层进行阶层动员的基础。
在选举过程中，富裕阶层利用其在村庄阶层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以利益俘获的方式扩展了与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社会关联，进而实现了其村庄社会关联的政治表达。因此，村庄选举主要体现为由富裕阶层所主导的阶层动员过程。如前所述，富裕阶层对中等阶层的支配主要借助于中等阶层的经济依附而完成的，对中下阶层的支配则主要体现在雇佣关系上，而阶层间的支配关系往往又结合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而呈现出隐性的支配关系。村庄选举的展开，阶层之间的隐性支配关系被富裕阶层充分调动。为取得选举的成功，富裕阶层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展其村庄社会关联，同富裕阶层存在着直接支配关系的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成员，成为富裕阶层扩展其社会关联的重要节点。通过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源的充分调动，富裕阶层主导了村庄选举的逻辑，成为村庄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
五、富人治村与分利秩序：基层治理的重构
在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选举下，基层治理呈现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袁松，2012）[12]。显然，这是外生性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村内部阶层分化“镶嵌”的结果。富人治村的出现，意味着村庄中政治权力的生产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权力的产生不再是基于传统的道德声望或政治考核，而是基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动员展开。富人治村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村两委干部均是由富裕阶层的成员担任，二是村庄中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
2000年至2013年期间，Z村共有四位村民先后担任过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分别是：王荣、朱为钢、朱海军和王根勇，这四位村民均是资产过千万的企业老板，每次换届选举中用于贿赂选票的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其中，2011年换届选举时，朱根勇一掷千万，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村主任。除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外，其它村干部也都是以企业老板为主。正如村民所说的“现在当村干部的都是有钱人，没有钱当不了村干部，没有钱的话你参加竞选的资格都没有，玩不起。”
许多学者都讨论过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如徐勇（1996）认为经济能人治村能够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向法治型治理模式的转变[18]；卢福营（2011）认为富人治村是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对于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和基层社区管理都显现了良好的治理绩效[19]；贺雪峰（2011）、袁松（2012）等人则注意到了富人治村的消极后果，如对普通村民的政治排斥、基层民主的萎缩、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等[20][12]。从Z村富人治村的治理实践来看，笔者更认同贺雪峰和袁松的观点。以富裕阶层的利益动员为主导的权力生产，必然要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在Z村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利益再分配格局，由此形塑的基层治理可以称之为分利秩序（李祖佩，2013）[21]。
分利秩序的特点在于，村庄利益的再分配以权力为中心，以富裕阶层为主导，并形成了富裕阶层对利益分配的垄断。利益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项目资源，Z村争取的国家项目资源较少，村庄利益主要以内生资源为主。根据利益总量的大小又可分为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核心利益是指一些重要的、影响和规模较大的利益项目，如重大的项目资源、村集体收入、集体土地和鱼塘的承包、宅基地的分配等，这部分利益的分配主要在富裕阶层圈子内部进行。边缘利益是指一些影响和规模都较小的利益，如低保指标、道路清洁工作、集体设施维修工作等，这部分利益往往由村干部分配给自己中下阶层的亲戚、工人、邻居等，以回馈他们在选举中提供的帮助。
由上表可知，近十年来，村庄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公共利益几乎全部由新兴的富裕阶层所占有。在富裕阶层强大的社会关联度下，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被裹挟入富裕阶层所主导的村庄政治格局中，很难进行独立的、主动的政治参与，而处于政治的被支配地位。在村庄的权力格局中，富裕阶层垄断了权力的生产和运作机制，这集中地体现在村庄的利益再分配中。无论是村庄的核心利益，还是边缘利益，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配范围之外。由富裕阶层所主导的分利秩序，形成了阶层间的政治排斥机制。
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成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这种治理格局的出现是农村阶层分化的结果。阶层分化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社会关联，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政治权力格局，重构了基层治理。但是，这种治理格局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格局，占村庄中的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到了村庄政治参与和利益分配之外，因而，这种治理格局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利益冲突。
六、小结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当前农村阶层分化的状况及社会确认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和互动机制，揭示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政治后果：富裕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能力，主导了村庄选举的逻辑，形成了以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格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广大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层治理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冲突。
农村阶层分化构成对基层民主制度和基层治理的严重挑战。如何整合农村各阶层利益，实现各阶层的良性互动，事关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大局。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应该侧重于发展基层民主，制度设计上应该兼顾农村大多数阶层的利益。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基层民主建设，应以强化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主，更加强调决策中平等的协商、讨论和参与，而非抽象的程序民主。基层政府对于富人治村模式应持谨慎态度，加强对基层选举和权力运作的监管和规范，侧重于扶持和培育能够兼顾多数阶层利益、协调阶层关系、稳定农村秩序的乡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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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学术月刊[J],2011(10)
[20]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J],2011(2)
[21]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一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J]2013(4)
[①]感谢一起调查的谭林丽、王海娟、印子三位博士，本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注：
贫弱阶层由于经济贫困，已经基本退出村庄中的人情关系和社会交往，并且，其数量较少，对村庄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不作为本节的分析对象。
